征信体系建设下个人信息保护的进路研究

目前,我国征信体系在社会多个领域实现了覆盖且仍在深入。为弥补“结果保护”理念引发的个人信息收集与共享泛化、个人信息处理规则透明度较低等缺陷,应引入“过程保护”理念,明晰个人征信信息收集、共享的范围,加强有关征信规则的有效应用。同时,要统筹个人征信与失信惩戒的体系建设,明晰个人征信信息侵权赔偿的认定标准,进而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

权力控制视角下初查阶段电子数据收集程序研究

初查制度在运行过程中表现为“初查侦查化”,呈现出与侦查权力相近的强制性色彩,但尚未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规制之中。“初查侦查化”主要集中在初查阶段的电子数据收集程序之中,具体表现为电子证据的取证手段具有强制性,大数据侦查在初查阶段屡有使用,初查中的电子数据合法性审查不足,初查阶段有关电子数据收集程序的规定不完善。为保障初查权的顺利运行,实现初查阶段电子数据收集程序中的权力控制,有必要以基本权利为基点规范电子数据的取证程序,优化刑事诉讼的立案标准,加强初查阶段电子数据的合法性审查,完善初查阶段相关的法律规定。

论行政复议机关调查取证的限度

新《行政复议法》第45条规定复议机关有权调查取证,但是未明确可以调查收集哪些证据。依据《行诉法解释》第22条第1款和第135条第3款,复议机关可以为原行政行为补充调查取证,并据此作出维持复议决定。复议机关补充调查取证的实质是,把原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行为修复为符合法律规定,面临一系列难以化解的合法性质疑。“行政一体化”理论和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理论主张复议机关全面调查取证,但前者颠覆了行政复议的性质,错误地把行政复议作为后续行政程序,后者仅以“未再启动新的法律程序”目的为基点,忽视行政复议的监督与救济功能。在监督行政与救济权利的视野下,即使为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复议机关调查取证的范围也应当限于程序性事项、核实当事人证据三性、证明原行政行为违法或申请人实体诉求成立以及涉及公共利益的事项。

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大数据时代,涉众型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事件屡屡发生,个人信息大规模侵权问题严重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成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新路径.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检察民事公益诉讼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该领域相关制度规范过于原则,对适用条件、法律责任等尚无明确规定,难以指导司法实践,目前存在损害要件难以界定、法律责任不够明确、调查取证缺乏刚性等难点.应完善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明确侵权人损害赔偿责任,并且与相关行政机关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协作机制,探索个人信息保护领域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以震慑功能预防相关犯罪.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取证存在的不足及其解决路径——以“四专两合力”总体思路为切入点

有效地开展取证活动是成功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关键。但是,由于一些侦查人员取证意识、取证能力以及取证协作三个方面仍存不足,导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侦查取证效益还不高,影响了对这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对此,应以“四专两合力”(专题研究、专门队伍、专案攻坚、专门技术、内部合力、外部合力)的思路来予以解决。具体如下: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取证专题研究;组建取证专门队伍,全面提高取证能力;构建分层级的专案攻坚体系;更新取证技战法,丰富取证专业技术;依托反诈中心,抓好取证内部合力;构建协同取证机制,促成取证外部合力等。通过这些针对性路径来推进取证活动,从而为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有力支撑。

检察民事公益调查取证权强制性之否定——兼论取证难问题的解决

我国对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无强制性的规定是一以贯之的。近来,随着取证难问题的凸显,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因强制性的缺失遭受诟病,“赋强说”兴起且成为理论界实务界的主流声音。取证难问题的解决虽与调查取证权“赋强”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但手段并不具有妥当性。“赋强说”内部的赋强逻辑存在诸多误区,且悖于民事诉讼固有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原则,甚至会引发对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正当性的诘问。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赋强不是取证难问题解决的最优解,该问题的解决应着眼于现有制度的完善和潜能发掘,以及检察机关客观举证能力的提高。

论监检衔接下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转化

在被调查人言词证据从监察阶段到审查起诉阶段的转化过程中,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和审查上存在衔接不顺畅之处。监察机关收集的被调查人言词证据跨越初步核实和调查阶段,包括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三类案件。因不同阶段、不同案件对证据的取证措施、取证标准等存在差别,对于监察机关收集的被调查人言词证据,不应直接按照《监察法》第33条的规定认定其具备刑事证据资格,而应当区分阶段、案件类型进行准确认定,限制部分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刑事诉讼准入资格;完善监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使监察证据审查具备中立性,保证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证据质量;同时构建检察机关对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确认式审查模式,明确被调查人言词证据在审查起诉阶段中的使用方法。从而使监检之间在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转化上能够顺畅衔接。

论虚假商事仲裁的检察监督

在经济生活中,商事仲裁是极为重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下,检察机关强化对虚假商事仲裁的民事法律监督逐渐提上日程。当前,在商事仲裁制度和机构具有局限性、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缺乏主动性、案外人和当事人欠缺合理的权利救济渠道等情形下,检察机关成为实施虚假商事仲裁法律监督的合适主体,但是也面临案件线索少、调查核实难、限于执行阶段等困境。检察机关应通过强化线索收集和移送机制、充分运用调查核实权、适度扩大虚假仲裁监督范围、加强多部门协作配合、灵活制发检察建议等积极措施,不断提升虚假商事仲裁检察监督质效。

基于VR技术的公安院校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设计

随着我国诉讼制度的改革与毒品犯罪样式的演化,我国毒品犯罪侦查取证工作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而公安院校作为公安人才的培养基地,其传统的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存在着教学场地局限化、教学过程偏重理论、实训不足、教学缺乏规范化反馈机制与教学训练对抗性不足的缺点。VR技术是近年新兴的虚拟仿真技术,具有仿真沉浸性、交互自主性与超越现实性特点,基于VR技术的毒品犯罪侦查取证教学体系在构建真实训练环境、开放互动的实战演练场景与立体多维的评估反馈机制等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这一教学体系可通过法律法规教学模块、业务实战训练模块与个体反馈模块等对公安院校受训学员开展针对性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公安院校受训学员在相关业务方面的综合素质。

大数据侦查中的辩护困境及其应对

大数据侦查的广泛应用令控辩关系呈现出对抗性有余、协作性不足的特殊性,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改善控辩失衡的侦查格局,寻求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然而,大数据侦查中律师辩护面临诉讼权利保障不足和辩护流于形式的现实困境,使得律师有效辩护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大数据侦查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以及因果性证明逻辑的矛盾。为调和这一冲突,提升辩护效果,有必要从辩护理念、权利保障以及技术反思等三方面着手,在“数字无罪”理念指导下完善并加强对辩护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的保障,在技术反思的基础上明确大数据技术对侦查机关的辅助作用,并推进智能技术与刑事辩护的有机融合,实现控辩关系向平等对抗的理想状态转变。

网络暴力案件中被害人诉权保障研究

近年来网络暴力犯罪案件频发,网络暴力犯罪不同于传统的侮辱、诽谤犯罪,其发生和传播均与网络密切相关,而网络上的信息传播速度快且易删改、易丢失,加之网络用户的海量性及匿名性,使得被害人维权具有较高的成本。以被害人诉权保障为切入点,明晰网络暴力中各责任主体,厘清公安机关协助取证性质,构建新型公诉介入模式,为确保被害人顺利行使诉权并高效打击网络暴力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且具备一定促进作用。

消防火灾调查取证的难点及相关对策

火灾调查取证工作的质量关系到火灾认定结果的准确性。若火灾调查取证工作存在失误,不仅会影响各类物证的完整性,还会对火灾认定工作产生影响,引起群众对火灾认定结果的质疑,使消防部门无法获得正确的火灾预防方向。因此,必须正视调查取证工作的难点,并采取相应的改进对策,保证火灾调查取证工作的质量。基于此,分析研究消防火灾调查取证的难点及相关对策,以供相关人员参考。

论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一个解释学的论证

法学家们纷纷为确立律师在场权而不断呼吁修改《刑事诉讼法》。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其实早就确立了律师在场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了调整,但宗旨未变;2018年《刑事诉讼法》继续通过值班律师制度进一步拓宽了该项权利的适用范围。但由于立法表述中缺乏“律师在场权”这样明确的字眼,加上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滞后,以及其他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该项权利并未成为司法实务中真正的权利,而是一度遭到忽略,因此需要通过立法的重新表述或者通过司法解释对具体规则加以明确,同时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使该项权利成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切实的保障。相应地,律师在场权应当成为一项实质性权利,在场的律师可以为嫌疑人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并就相关问题的回答提出建议;侵犯该权利取得的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网络诈骗犯罪案件侦查取证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也在持续加大,如何有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进行侦查取证也成为顺利侦破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的关键因素。在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类型、特点、侦查取证难点及路径进行分析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从加强对被害人的询问、加强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实施网络并案侦查、强化信息流侦查措施、夯实资金流侦查措施等方面入手开展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的新措施。

企业合谋、取证难度与监管选择

数字时代下政府对企业合谋的调查取证愈发困难。受此启发,本文从政府调查取证难度视角切入建立博弈模型,考察行业利润与取证难度这两类重要的市场环境因素对政府监管的边界及其在调查政策与宽恕政策这两类监管手段之间的权衡取舍。研究表明,与传统考察单一市场环境因素下最优监管政策的研究不同,将两类市场环境因素同时纳入分析后,最优监管政策的边界具有新特征,具体表现为监管政策可能随市场环境的变化呈现往复性。随后,本文通过一系列比较静态分析探讨了单一最优监管政策的适用范围如何随市场中企业数量、政府可收取的罚金限额以及政策执法成本等因素变化,并探讨了政府同时使用调查政策与宽恕政策这两类政策的条件。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实践反思与制度重塑

调查核实权运用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发挥。实践中,检查公益诉讼的调查核实权存在适用方式单一、强制性措施缺位、配套机制不足等问题,造成检察机关难以承担公益诉讼所要求的举证责任。分析26个省级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文本,总结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的成功经验,从规范调查核实方式的适用程序、健全调查核实的强制性措施、完善调查核实的配套机制等维度形塑调查核实权运行保障的应然路径。

大数据环境下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研究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适应大数据时代发展,具有诈骗手段高科技性、诈骗方式多样性、诈骗行为隐蔽性及诈骗犯罪团伙化、产业化、链条化的特点,是该类案件高发的重要原因。同时,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存在诸多困难,包括技术困难、取证困难、抓捕困难、犯罪认定困难以及财力警力不足等问题,影响打击力度。加强源头治理,创新打击思路,加大法律惩戒力度,加强队伍建设,深入百姓反诈宣传,通过打防管控组合拳,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生。

新能源汽车交通事故调查取证困境与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正快速增长,涉及新能源汽车的交通事故数量和比例快速上升,引发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受调查技术规范欠缺、车辆数据获取困难等多重因素影响,新能源汽车事故调查取证和责任认定正面临新挑战。本文概述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交通安全现状,分析了当前新能源汽车事故调查取证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从交通事故调查处理角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系统权变视域下性侵犯罪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取证的规范形塑

针对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一站式”取证能够在有效取证的同时,调动各方力量实现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的恢复与保障,是近年来我国规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创新选择。“一站式”取证可视为一个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信息进行收集处理的动态系统,其组织架构的形塑与系统权变理论具有耦合性。针对“一站式”取证进行完善,可基于系统权变理论,以案件信息输入、内部关系协调、证据信息输出为线索,对“一站式”取证进行规范化设计。

火灾现场调查取证难点及对策研究

火灾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火灾预防工作必不可少,而火灾现场调查取证工作能够为预防火灾提供支持,因此做好火灾现场的调查取证工作非常重要。基于此,分析了火灾现场调查取证工作中的难点,提出了建立学习型工作机制、加大资金投入比例等四项解决策略,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