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中的行政处罚程序问题研究

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智慧化手段遍及多处,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科学技术力量加入行政处罚程序,对行政处罚的高效与精准起到促进作用。然而传统处罚程序现场执法的内在定位与时下智慧化非现场执法之间凸显诸多不符之处,如被处罚对象行使陈述、申辩权受限,采信与鉴定证据形式主义明显,行政处罚机关说理义务窘境凸显等。尽管智慧化手段以辅助行政处罚的角色出现,用智能化手段固定违法事实可有效保障行政处罚的公平公正。但上述问题的产生需要对其进行针对性处理,把加强倾听意见作为自动化行政处罚的必要步骤、减少人工审核证据的技术依赖性、扩大说理义务的内容区间,多种方式为智慧化手段与行政处罚程序良好衔接扫清障碍,保障行政处罚程序该有的价值功效。

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完善对策研究

行政处罚法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处罚决定应当公开,有助于发挥对行政相对人的教育作用和对社会公众的警示作用。但目前,我国关于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中存在着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判断标准尚不明确;公开机制有关规定尚不完善以及错误公开后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渠道不畅通等问题。笔者提出根据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所针对的客体的分类界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标准,从公开内容的限度、时限和程序方面对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有关规定进行完善、畅通错误公开后行政相对人的救济途径等完善对策。

论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在监察赔偿中的适用

在监察赔偿制度尚处于探索建立阶段,相关法律条文语意模糊、存在争议的背景下,应当通过确立有利于受害人原则解释监察赔偿的相关规定,破解监察赔偿制度存在的解释难题。有利于受害人原则可适用于持续性侵权的认定、赔偿义务机关的确立,以及政务处分损害救济等场域。监察留置及扣押措施应当被认定为持续性侵权;批准行为的上一级机关、派出监察机关及提出职务协助的监察机关应当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政务处分造成损害的,在一定条件下属于监察赔偿范围。有利于受害人原则的适用必须在法律未明确规定的前提下。

教育行政处罚规范化的实践检视、主要难题和路向探索--基于教育行政权责清单中行政处罚事项的样本分析

教育行政处罚是行政处罚领域的重要类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教育行政处罚制度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关系着教育的发展。选取教育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试点城市及其所辖区县教育行政权责清单中行政处罚事项作为研究样本,聚焦权责清单中行政处罚事项的实践情况,归总分析发现,教育行政处罚存在处罚种类的法定化亟须提升、处罚事项的统一性有待增强、处罚依据的合法性亟待凸显、处罚监督的约束性仍需强化等主要难题,并从优化教育行政处罚种类、统一规范处罚事项分类、科学规范处罚事项依据、重点规范处罚事项监督等层面进行教育行政处罚规范化的路向探索,推动教育治理化水平不断提高。

论让人身自由罚回归刑事司法体系

我国目前人身自由罚采取"二元化"体制,分属刑事法和行政法规制。2017年1月公安部下发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中进一步坚持了这一体制,并对行政拘留扩大适用。人身自由罚由于处罚内容为人身自由权,决定了其适用严格性的特点,这与行政处罚特性相矛盾。与之相反,刑事司法体系与人身自由罚的内在要求更相契合。一方面,只对犯罪行为科处人身自由罚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另一方面,严格的刑事诉讼程序可以防止人身自由罚的滥用。因此,应当废除行政拘留,让人身自由罚回归刑事司法体系。

行政处罚识别标准之重述

作为法律制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处罚是我国行政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现有的学理研究和规范设计未能为准确界定行政处罚提供有效的识别标准,外观形式主义、内在实质要件和功能性考量三种标准在判断"何为行政处罚"时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性,导致某些法定处罚种类在解释时陷入困境,"其他行政处罚"的边界模糊,大量新型监管方式的法律属性难以界定。在学理和规范的双重裹挟之下,实质要件标准大体上能够与立法体系、执法需求、司法环境以及公民认知相契合,其理性回归是重塑行政处罚范畴的最佳路径。实质要件标准的修正需立足于基础性构成要件的筛选与核心性构成要件的澄清。为增强修正的实质要件标准的可操作性,未来行政处罚法的修订应当在重新调整行政处罚分类模式的基础上严格规范行政处罚设定权。

《档案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的主要内容及相关问题思考

《档案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实施以来,对我国档案主管部门依法治档,提高档案行政职权运行规范化水平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论文在介绍和评析《档案行政处罚暂行规定》的基础上,阐述其实践价值,为“十四五”期间修订该规定提出建议。

“创设”抑或“改进”——环境行政拘留设置探微

2010年新施行的《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10条"处罚种类"中明文增加"行政拘留",从而被误读为创设了中国环境行政处罚的新型罚种,然而通过对于环境行政拘留立法的梳理可以发现相关规定仅仅是一种"改进"而非"创设",并且在展现亮点的同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盲点区域。

对图书馆处罚权问题的认识

论文提出图书馆不应当享有处罚权,设置处罚权不是图书馆保护自身权益的有效途经;通过合同法来调整图书馆与读者关系,不仅使图书馆的利益得到切实保护,而且可以规范图书馆工作的正常开展,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

建设体育强国进程中运动员权利保护的问题意识——以中超处罚事件为例

运动员权利保护是法治体育语境下的永恒话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体育"十三五"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提出中国体育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全面实施依法治体,作为竞技体育的核心要素,运动员的权利保护永远都是法治体育的永恒话题。通过文献分析、案例研究、专家访谈等方法,以运动员的权利保护为逻辑主线,以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2017赛季对相关球员的处罚为例,对处罚标准的合适性?"以罚代管"的妥当性?"未列明行为"作为处罚依据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当值裁判是否应该被追责?等问题进行分析。基于此对建设体育强国进程中运动员的权利保护提出建议路径。

权利对行政的规范及其制度建构——依法行政机制的另一规范性维度

当前我国的依法行政机制是建基于人民主权这一宪法原则,围绕立法者授予行政机关管理职权的授权法规范,以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为基本结构而建构的,其规范行政的法律逻辑是越权无效逻辑。但这一机制适用范围有限,而且公民权利不能作为行政之规范,而这又无形中导致行政机关形成只关注上级法令、不关注人民权利的行政思维。要全面规范行政,就必须在坚持授权法规范对行政的规范功能、加强行政正当性的同时,强调权利对行政的规范功能,通过确认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权利规范及违法有责逻辑来规范行政。为此,我们有必要重述依法行政原则,确立法律优先、违法有责原则,强化和提升国家赔偿法的规范地位,建构独立的行政赔偿诉讼类型。

行政决策听证议题形成中的公民话语权保障——基于协商民主理论的视角

从协商民主理论视角研讨行政决策听证,公众话语权是贯彻其中的主线。本文认为,行政决策听证议题设置中的公民话语权不仅是对给定议题的发言权,更是提出议题的发起协商权;分析了议题设置的三种模式及公共舆论形成的机理;结合中国实际研讨民意集结以及民意议题化所需的制度条件:前者主要是从政策和制度上发展并拓展社团组织及其活动的空间,并对连接阅读群体的传媒权力加以调节,后者主要在于通过听证议题设置的程序规定赋予公民程序性权力,用程序正义排除权力和资本的干扰,以保障公民在议题设置中的话语权得以真实兑现。

探矿权招拍挂出让公告中风险提示条款的设置

出让方在探矿权招拍挂出让公告中设置风险提示条款,将风险信息告知探矿权潜在的投标和竞买人,提示其做出审慎决策,是减少探矿权竞争性出让中政府风险的明智之举。通过对2013-2014年度设置风险提示的198份出让公告的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的风险提示条款所涉风险种类较多,提示详略不均,各地丰富的实践形态凝聚了实践部门的智慧和经验,但尚存可优化之处。出让方应认识到出让公告中的风险提示条款不具有免责效力,应基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目的、服务行政的职能定位、依法行政的要求进行设置,其设置首先应具有合法性,同时应客观且基于善意。较为理想的设置方案是风险内容全面详细列举或概括提示加列举,叙明式风险提示以及充分体现探矿风险差异的内容组合与表达。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之评析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初衷是要遏制日益膨胀的行政处罚权,消除执法扰民现象,而实际执行的情况却是大相径庭。可以说该制度从设立之初,就已暴露出弊端。作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该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质疑,并提出了如何有效制约行政执法的建设性意见。

公共图书馆“停止提供服务”行为的法律属性及适用规则

公共图书馆为公众提供图书文化服务是其法定义务,无故不得拒绝或停止。然而,当读者或图书馆服务接受者具有违反图书馆秩序、破坏图书馆设施设备等行为时,公共图书馆有权对其作出“停止提供服务”的决定。公共图书馆作出的“停止提供服务”行为具有公法属性,是一种公法上的行政处罚行为,必须严格遵循适用规则。

中国刑法理念的现代化

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刑法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变革。中国刑法的现代化首先是刑法观念的现代化。形式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实质是社会本位,只能“入罪”而不能“出罪”的犯罪构成缺失人权保障,过于追求报应或社会效应的重刑主义浓厚。这些观念问题反映出重社会利益轻个人利益、重国家权力轻个人权利的倾向。以以人为本、关注个人权利保障的基本理念为导向来构建中国现代化刑法应该是中国刑法的基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行政立法与人权保障——兼以行政许可和劳动教养为例分析

行政立法应当以保障和不侵犯人权来证成自己道义上的正当性。为了保障人权,必须对行政立法的权限和目标进行控制。行政立法不得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要程度适当。行政立法限制公民的权利、增加公民的义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行政立法必须制约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许可的设定上必须贯彻法律保留原则,劳动教养制度应当废除。

论高校处分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

司法实践中对高校处分学生行为的处置不一,原因在于立法上缺乏对高校处分学生行为性质的明确界定。高校处分权的性质及学生受教育权的保障决定了司法审查高校处分学生行为具有正当理由,但是司法审查也应当尊重高校自治权,在程度上有所限制。

权力与权利的和谐——《治安管理处罚法》解读

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存在许多弊端,已经不能适应治安管理的需要。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一方面增加了公安机关在治安管理处罚方面的权力,确保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受到必要的惩处,同时注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注重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体现了警察权的理性扩张和法律调控机制的有机统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有效控制违法与切实保障权利的统一——《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探讨

我国新近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较,明显赋予了公安机关更多更大的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与此同时,在有关这些权力的行使方面则又规定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加以严格规范。加强对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权和强制权的配置,意在有效控制治安违法行为;而规范公安机关权力的运用,则是要防范公安机关违法行使治安处罚权和强制权,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由此,该项立法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效控制违法行为与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