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及完善——以《著作权法》第十九条规定为中心

【目的】著作权法中对于委托作品的署名权能否约定转让、著作约定不明时是否归属于受托人未做明确规定,需要加以完善。【方法】通过对著作权法及有关法律规范中委托作品署名权的本意探究,联系署名权在实践中呈现的效果,概念化解读立法对于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规定。【结果】得以证实署名权不具有转让属性,提出面对著作权约定不明时立法可规定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享有著作权。【结论】可通过协商一致、禁止权利滥用、共有人优先受让和约定受限等规则以实现著作权人的最大效益。

委托作品权利归属法律适用标准之探讨

有效实现委托作品制度目的,有赖于权利归属制度中委托创作关系、委托创作的合同约定、委托人获取的权益三个核心要素的准确适用。就委托创作关系的判断而言,有必要对比雇佣创作关系和合作创作关系;就委托作品的合同主体而言,不应限制为自然人;就合同约定的形式要件而言,应是一种书面形式;就合同约定的范围而言,应包括署名权除外的精神性权利;就委托人的"特定目的范围使用权"而言,应对使用权的期限、种类及性质进行恰当解释,从而实现委托人和受托人利益平衡。

委托作品的权利归属与权利冲突

若当事人未约定委托作品著作权的归属,著作权依法归受托人享有,委托人则依订立合同的特定目的而享有使用作品的权利。若当事人未约定作品的具体使用方式,在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就有可能产生权利冲突。权利冲突应依公平原则解决,既要保护受托人的著作权,又要肯定委托人有权依订立合同的目的使用作品,这意味着受托人的著作权和委托人使用作品的权利都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委托作品使用权确定方法之研究——以“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为中心

委托作品使用相当于著作权许可,其内容由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确定。实现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之必要的权利为委托作品使用权的内容,包括作品财产权也包括作品人身权。在无法确定委托创作的特定目的时,委托作品使用权的内容由委托创作的通常目的确定。

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研究

我国《著作权法》第17条中,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可以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的规定引发了很多争论,本文通过对著作人身权中的四项权利的分析,得出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可约定的内容中不应包含署名权的结论,即署名权只能归属于作者,不能由委托合同确定,并进一步提出对我国委托作品著作权归属的立法建议。

我国委托作品著作人身权的归属探析

我国著作权法对委托人依委托合同取得的作品著作权是否包括人身权没有明示。委托人取得作品著作权应属于著作权的继受取得,应受制于著作权转让的限制即人身权不得转让。但如果委托人不获人身权就会对其委托目的的实现造成障碍;若允许委托人取得人身权又会使代写论文等有违社会公平和道德的情形合法化。鉴于此委托人取得的著作权应限定为除署名权以外的其他内容,如此既能顺利实现委托目的又能阻却不法委托的合法化。

委托创作合同的形式要件研究

著作权法第17条文字表述的矛盾,导致我国存在委托创作合同是书面合同还是非书面合同的争论。两种观点虽各有理由,但均有偏颇。我国委托创作合同属于混合形式更为合理,即有关著作权归属的约定法律要求书面形式,其他条款则形式自由。区别形式是由立法的目的决定的,委托创作合同的普通条款只在当事人之间生效;而著作权归属关系到公共利益,书面形式可以起到权利公示作用,弥补著作权登记制度缺失的遗憾。

著作权主体的二元结构及其权利配置--兼评2020年《著作权法》修正的主体制度

著作权主体制度应坚持创作者作为主体与投资者作为主体的二元结构。基于创作者主体声誉积累的诉求,应在任何情形下都保留其署名权;基于投资者主体对作品或邻接权客体的利用诉求,应做无障碍利用的权利配置安排。2020年修正之后《著作权法》主体及其权利配置制度依然需要在今后的修改中予以调整:所有投资者参与创作的作品情形,允许相关主体对著作权的归属进行约定;将职务作品制度与法人作品制度合一,删除职务作品制度;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将法人作品著作权配置给法人,委托作品著作权配置给委托人,视听作品所有类型的著作权都配置给投资者。但在这些情形中,均应规定保留创作者的署名权,要求修改者应表明修改者身份,并要求著作权人对作品的利用不得损害创作者声誉。

委托作品中的著作人身权归属问题探讨

传统著作人身权理论中,著作人身权只能由作者基于创作行为享有,我国《著作权法》第17条中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可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的规定引发了很多争论。通过对著作人身权性质和《著作权法》及其司法解释对著作人身权保护的分析,比较研究两大法系现行的相关规定,对于解决委托作品中保护作者的人格利益和促进作品有效流通的矛盾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