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颂·有瞽》与祫祭关系的探讨

《有瞽》是《诗经·周颂》中的一首祭祖诗。从诗歌文本、祫祭礼仪考察,《有瞽》诗反映的祭祀对象、祭祀仪节、祭祀中宾客助祭情况与祫祭往往相合。因而,《诗经·周颂·有瞽》当是反映"祫"祭的诗歌。

子夏与《乐》的传授

《乐》是孔子用以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子夏深得其传,不仅善于演奏音乐,而且将古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传给后世。虽然古乐最终没能流传下来,但是子夏传播乐的贡献却是不能抹煞的。

夏乐《大夏》与《九夏》论考

《大夏》、《九夏》是夏代最重要的乐歌,它们不仅名称不同,内容更有质的区别。《大夏》是为了歌颂大禹功德而编制的大型乐舞,《九夏》则是周人挑选夏人遗留下来的乐歌而重新编定、命名的一组综合性乐歌。《大夏》、《九夏》原本都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它们产生的基础是诗歌,然后加以配乐、编舞。至周代,《大夏》仍然是周人最重要的乐舞之一,其歌诗内容不详;《九夏》诸乐曲还用于周人的各种礼事活动当中,而其歌诗也渐渐退至幕后,乐曲则成了周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乐歌成了用于节制步伐的礼乐。

隋代皇帝宗庙礼制考论

隋初,尽管兼采南北朝制度,但主要沿袭北周制度,实行皇帝“五庙”制度;皇帝宗庙禘、祫祭祀制度则大致遵循郑玄学说。虽然隋炀帝意图依据周代“天子七庙”古礼,实行“七庙”制度,由于许善心等人的设想不符合隋炀帝之意,因而,至隋朝灭亡,“七庙”制度没有被付诸实施。

《热河日记》与“儒藏礼仪之争”——一场多民族帝国盛宴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热河日记》是清代乾隆年间关于儒佛关系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通过对朴趾源所记录的儒佛与皇帝互动的种种细节的分析,来说明美国历史学家何伟亚关于皇帝与内亚佛教世界的礼仪冲突的看法是对乾隆年间承德的礼仪空间与秩序的误读,认为真正的礼仪冲突产生于儒家与藏传佛教之间,而冲突的根源则在于清代夷夏观念的变革和知识分子心态的复杂性。

中国古代音乐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子夏论乐”新考

子夏认为新乐可能给社会带来动乱,而古乐则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功效。"子夏论乐"既是《乐记》的主要思想来源,又是立论的主要依据。今人觉得子夏言过其实,为音乐披上了神秘主义外衣。其实,子夏所论之乐是非听赏性的仪式音乐,这种音乐的社会功效是仪式与音乐一起实现的,后人在谈论其功效时通常忽视了仪式,以为只是音乐自身就能产生的。对此,子夏本人是很清楚的,只是后人才把仪式音乐中的仪式抽掉了。虽然根据古文献可信度的经验和形式逻辑的推理可以相信周代雅乐确实产生过良好的社会功效,但要证明周代雅乐确实如子夏所说,就必须找到像周代雅乐那样可以产生重大社会功效的音乐。笔者2000年在我国西部做传统音乐的田野工作时,发现陕北礼俗音乐就具有这样的社会功效。

夏商周巫史文化特色及其演变

在上古夏、商、周时期,巫、史是文化的掌握者和传播者,巫史文化是三代文化的共同特征。夏代尊重巫觋和占卜,崇敬自然天命。商代尊神事鬼,先鬼后礼。巫史既是鬼神意志的代表,也指导着国家的政治行为,巫政合一、巫史合一是夏代、商代的文化特色。周代尊德、尚礼,周公制礼作乐是巫史文化的转折点,实现了从"巫史合一"到"巫史分离"的转变,为传统礼乐文明的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唐日两式祥瑞条之“中瑞”“下瑞”色目关系考

唐代礼部式祥瑞条曾东传日本,成为日本治部式祥瑞条的立法蓝本。唐日两式祥瑞色目类别、祥瑞条名称基本相同,明显不同的是日本式祥瑞条大多带有注释文字,而根据现存的资料则未见唐式祥瑞条有之。本文对唐日两式祥瑞条"中瑞""下瑞"色目的异同进行考察比较,搜罗出日本式祥瑞条注释文字的中国文献依据,以期确证唐式对日本式的立法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发现唐式祥瑞条的原貌。

论西夏宗教信仰对其礼制的影响

西夏人的宗教信仰对其礼制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西夏国在原始的自然崇拜影响下,形成了祭天地等礼典。鬼神信仰促进了具有西夏特点的多神祭祀制度和陵墓制度的建立。巫术信仰影响下的收葬礼俗、军礼制度和盟誓仪式具有其民族特色。礼佛祭佛之礼是西夏人对佛教虔诚信仰的表现。

试论儒家礼刑观对西夏刑事法律制度的影响

作为中华法系在中古时期的典型代表,西夏法律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西夏刑事法律制度借鉴了儒家“德礼为刑罚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礼刑观,在罪名设置上严惩“十恶”及其他有损伦理纲常的犯罪,并通过限定亲属犯罪来维护家族伦理关系。在刑罚的适用上,强调“明德、慎刑”试图通过恰当的教化使民众服从;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亦遵循儒家一贯的“士庶有别”的等级观念制定特权法。西夏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吸收借鉴以“礼”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与自身法律文化相融合,从而成为中国法制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明嘉靖朝北京太庙改建规划方案生成之始末

嘉靖十年(1531),明世宗发起了一场对北京太庙庙制的改革,旨在将同堂异室格局改造为都宫别殿格局。明世宗作为工程决策者亲自制定规划原则,其辅臣团队提交多轮设计方案并接受皇帝的审定,才最终深化形成见诸史册的九庙设计方案与实践。这一过程被夏言等朝臣的奏疏详尽记载。对此决策过程进行分析,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北京太庙沿革的认识,更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运作模式与其中的建筑师角色。

禘、袷再考

关于禘、袷问题,学界纷争数千年.本文认为,作为大祭之禘,其表现有六:天祭二(于圜丘祭昊天、于南郊祭感生帝)、地祭二(于方丘祭大地、于北郊祭后土)、宗庙之祭一(即大禘)以及明堂之祭一(泛祭天地,而以文、武配之).上述诸禘各有其用,《中庸》曰:"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就宗庙之祭而言,唯有大禘以尊祖和次序昭、穆.后儒所谓的"袷祭"和"吉禘",皆为无中生有.作为宗庙之祭,大禘三年一举.它审定的不仅是死者之间的昭、穆之序和尊卑、亲疏之伦,实则亦是通过此法以厘定、规范生者之间的伦理关系,维护相应的宗法政治秩序.这种昭、穆之序的"无乱"或"不失其伦",展现了儒家实现其王道理想的人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