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民众助推机制研究

国际间的文化竞争愈演愈烈,我国虽是文化大国,但相比其他很多国家,我们的文化在传播力和影响力方面还比较落后,且传播途径较为狭窄。网络的普及为普通民众传播中国文化提供了便利的渠道。从增强民众的文化对外传播意识、搭建以互联网为主的传播平台并创造良好的传播环境以及引入激励和引导监督机制这三个方面入手,将构建一个民众助推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的常态机制。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问题检讨与新论

今人或认为"刑不上大夫"非先秦古法,或将《曲礼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两句分读,或将它们理解为"礼不施行于庶人之下,刑不施行于大夫之上"。根据竹书《尊德义》可知,这几种意见都是不正确的。从历史主义的眼光看,相对意义上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说法是存在过的,但是在中国古代绝对意义上的"礼不下庶人"或"刑不上大夫"的说法是不存在的。从用意看,贾谊、司马迁认为"刑不上大夫"的主张是为了"励节",以保持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尊严;而郑玄、张逸则将其理解为"《刑书》不上大夫",且与"励节"说不相冲突。郑玄说更为博大,且来源更早。竹书"刑不逮于君子,礼不逮于庶人"说法的发现,有助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问题的解决,前者包含较强的道德主义味道,而后者则纯从社会身份而言,容易令人反感。另外,竹书这两句话的出现更早。

周易与中国古典管理

周易之"周",不仅指周代,更强调"周遍"。其意一是彰明易道之"广大悉备",二在昭示易道兼具思想传扬与文化传承之功能。为此,我主张凡提周易,其不用书名号者,所示既包栝《易经》、《易传》两书,又涵摄《易经》到《易传》的思想文化发展系列。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联系先秦诸子学派演变进化的背景,聚焦管理思想的层面,探讨"周易管理学(管理《易》)"的形成机制、内容特质和思想资源,力图在源头处和基因点上,阐述周易对"中国古典管理"的精神特质、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实践智慧等方面的塑造与培育。

南齐高帝萧道成之“家教”及其门风之变化——从一个侧面看萧齐皇族的“士族化”趋向

建立南齐后,齐高帝萧道成鉴于刘宋皇族内部的自相残害,模仿世家大族的家教传统,重视家族内部的儒家礼法教育,其子孙中出现了不少孝友方面的典型。萧道成子武帝萧赜、萧嶷等也绍续此风,其门风出现了"士族化"的趋向。不过,作为新起的皇族势力,其门风依然表现出寒门的传统,在宗室政策上表现为苛禁诸王及家族内部的严重冲突等。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新诠--读“三礼”有感

"礼"既是儒学的核心范畴,亦是中国古代社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儒士们对"礼"进行了持续不懈的论究:从具体事物的礼仪规范,到普遍的社会规则;从礼的内涵本质,到礼的价值功用;从制礼的准则依据,到礼与法(刑)之间的关系等。《礼》有"三礼",其中的《礼记·曲礼》提出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著名论题,由此也引发了历代学者的争议和探幽。对这一论题进行当代诠释,既有助于深化对古代社会礼治思想和制度的理解,也有助于当今中国在"新时代"实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方略的贯彻落实。

祭祀礼仪中的“人生价值观”

本文是从古代先民们的祭祀礼仪的表现,周代、汉代以及唐代至明清帝王们对宫廷祭祀礼仪的表现,东北满族、西南地区的景颇族、彝族、普米族、傈僳族的祭祀礼仪表现,来揭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

明初洪武礼制改革的内在动力及实践策略探析

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之初,在意识形态和权力实践领域面对的最大挑战来自读书人,既包括“士大夫性”读书人,也包括“庶民性”读书人。因此,洪武礼制改革的首要目的是借此重塑国家正统性和合法性,以期获得读书人对新生政权的支持。此外,两宋时期以读书人为主体的士绅阶层已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势力,洪武礼制改革也可以视为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争夺权势的手段和策略。明初洪武礼制改革,开启了王朝国家走向民间社会的新局面,亦成为明中后期礼俗互动机制和礼教社会形成的政治渊薮。

明末耶稣会龙华民的福音保守主义之再发现——耶稣会内的译名、礼仪争论和本土化平民路线

弄清明末耶稣会传教史上译名、礼仪争论发生的主要原因,一直是后代学者们关注的重点。现有的主要研究观点将利玛窦和龙华民之间的关系一分为二地对立了起来,把龙华民视为耶稣会在中国传教失败和阻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负面人物。如果置身于耶稣会“传教神学—天学”的历史变迁过程中,就可以发现这种认识忽视了平民路线出现的真实背景和过程。本文将重点放在龙华民对利玛窦的继承性上,力图通过对被忽视的龙华民平民灵性传教路线进行分析和考察,还原出其中隐藏的历史真相和意义。在耶稣会内,接受了利玛窦遗命的龙华民不仅继承了利玛窦的知识传教,同时还非常重视福音的纯洁性,将维持自己摸索出来的传教路线与利玛窦路线之间的均衡作为核心工作。纵观龙华民的一生,可以说他是耶稣会灵修本土化即福音的完美道德和博爱主义的典范。

“庶人驾一”问题初探

因古《逸礼·王度记》有"庶人驾一"的记载,《尚书大传》说"庶人单马木车",考古发掘中也有个别一马配一车的现象,以致古今学者认定两周时期存在着庶人一马驾车的礼俗。其实,仔细考察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可知:首先从当时车子自身特点来看,一马不可能驾车;其次从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看,不具备庶人驾车的条件。考古所见的庶人车马坑,年代皆在战国之后,并且都是双马驾车,故上村岭虢国墓地的一车配一马不属于正常现象。新疆和内蒙古岩画中也有一马配一车的画面,其突出的仍然是两轭,即二马驾车。古人认定的驾一之车——安车,是汉代的双辕马车。这些都说明两周时期不可能存在"庶人驾一"的驾马制度。

明洪武时期的冠礼重建

在结合《仪礼·士冠礼》经说与借鉴唐宋先例的基础上,洪武建国后即着力重整前元对儒家冠礼的破坏格局。上至皇室、中及品官、下达庶人,洪武朝冠礼系统颇为周密。品官冠礼在周、唐、宋的先例上酌情损益,以简约为特色,但并非一味删繁就简。士庶冠礼仪节与品官冠礼仪节高度雷同,有失繁缛,为后人留下"鲜有能行之"的口实。国家草创之初,就能锐意制礼作乐,洪武朝冠礼重建的效果确实不容低估。但是其中问题,诸如不分嫡庶、及男不及女、重冠服轻冠礼等,也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