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ali Lord Worship Ritual Activity and Regional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China

The paper had introduced Lord Worship ritual activity unique to Bai Nationality and analyzed Dali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aspects of landscape pattern, architectural courtyard pattern and plants landscap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surface, line and spot landscape architectures, Lord Worship ritual activity had been analyzed. It had reveal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Lord Worship ritual activity was rooted in local landscape environment, and temple's site selection, square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route se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forest land in front of residences were all based on landscape environment. After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rd Worship ritual activity and landscape places, it had opened a new thought for researches on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regional landscape. It could explore and recover some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s when environmental landscapes had been studied, so as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of national culture.

非遗语境中的文化内涵“深描”:苗族“祭鼓”仪式活动的古经辞语汇释译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的民族性是文化民族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每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会通过语言的积淀得到反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解读,同样离不开从民族语言入手进行“深描”式的科学阐释。关于苗族“鼓藏节”的调查与研究,这是一项以“祭鼓”作为民族关键符号的祭祀祖先神灵活动,同时也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鼓藏节”的“祭鼓”活动中,其内容通过古经辞的丰富语汇得到呈现,而“祭鼓”仪式活动的古经辞语汇释译,不但是研究这一节日文化“深描”的基础,也是从“指称论”的语言哲学理论视角出发,准确地理解和解读苗族文化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方法。

空间生产与文化变迁:湘南瑶族“串春珠”田野舞蹈民族志考察

舞蹈的形式、意义和表演方式与社会空间、文化符号、权力关系和身份构建密切相关。“串春珠”作为一种重要的民俗舞蹈形式,承载着瑶族的文化信仰和文化记忆,同时也与社会身份认同和地方文化传承紧密相连。“串春珠”特定的步伐和动作形态,与瑶族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整个表演过程凝聚了瑶族人民的情感、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民俗文化意义。从民俗活动中的舞蹈“串春珠”到被列为“非遗”的民间舞蹈“串春珠”,“串春珠”的展演实现了由“民间在场”到“国家在场”的转变,这一语境的变迁彰显出身份的变迁。“串春珠”舞蹈的意义不仅从宗教和祭祀逐渐转变为文化传承、社群凝聚和身份建构的一种方式,而且逐步发展成为融合了“国家在场”“民间在场”“专家在场”的“新民俗”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

互融与共洽——以南岭走廊平地瑶“芦笙长鼓舞”为例

本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新华乡虎马岭村及大井村“芦笙长鼓舞”为研究对象,对“芦笙长鼓舞”的舞蹈形态及其背后蕴含的族群文化身份给予相关的解读和剖析,通过对舞蹈源流、呈现形式、文化内涵及身份认同等角度的分析与探讨,论证了“芦笙长鼓舞”作为南岭民族走廊瑶族长鼓舞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既是原始遗存的文化产物,也是族群文化身份的纽带与桥梁,更是瑶汉互融共洽的典型艺术形式。其中承载的历史信息与文化内涵是当代传承保护的重点,与此同时,还从侧面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多元维度,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需要,通过仪式中的舞蹈对本民族的族群记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索不达米亚的史前人物塑像研究

人物塑像是由黏土捏塑成人形的三维产品。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物塑像在前陶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一直延续至铜石并用时代。多数出土于灰坑和建筑物周围,少数出土于墓葬。人物塑像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在美索不达米亚北、中、南部表现出了不同的地域特征。其中北部的人物塑像造型丰富,着重表现女性的丰满特征;中部的人物塑像面部特征明显且装饰精致;南部的人物塑像体态纤细且面部融合了动物特征。从出土数量和延续时间看,它们已经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物塑像大多表现的是女性,但并不都是以往学者认为的女神(母神)形象,而应是家庭仪式的媒介和私人物品。

传统仪式的实践与村落共同体重塑——以清潭村“舞草把龙”仪式为例

传统仪式具有凝聚社会团结和强化集体力量的作用。清潭村“舞草把龙”仪式的田野调查与研究表明,传统仪式具有连接社会亲属关系网络、强化村落共同体集体记忆、激发文化自觉与内生动力、维护村落共同体社会秩序等功能,为重塑村落共同体提供了活动空间、认同基础、文化逻辑、秩序规范等基本性要素。以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着重从互动仪式核心要素运行前、运行时、运行后,析毫剖厘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重塑村落共同体意识的叙事脉络,为多维度探究传统仪式的功能发挥与村落共同体的重塑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仪式乐舞的文本层次与叙事结构——以青海黄南藏族传统仪式乐舞为例

代表着青海黄南传统文化的藏族乐舞仪式“六月会”,具有跨族群文化内容和多元审美形态。其各类文本中的程式(巫)和程序细节(礼)成为远古神话的符号。其乐舞文化包含三层叙事结构:精神信仰的濡化叙事,涉及乐的语义表述,依托于仪式中的程式与仪式人来进行;文化形态的情境叙事,涉及乐的语境表述,依托于仪式中以乐器为代表的能指来实现;娱情审美的情感叙事,涉及乐的互文表述,依托于音乐语言、音声、表演与受众的行为交互来完成。

燕赵傩、武文化融合研究——以武安固义傩仪为例

20世纪80年代,在武安固义地区发现的保存较为完整的古老傩祭仪式——武安固义傩仪,极大地丰富了中原傩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在“唯祀与戎”的古代社会,燕赵大地上的傩文化更具武文化特色,鲜活地留存了中原傩、武文化融合基因。笔者以武安地域历史背景为基础,以武安固义傩戏为范例,从傩文化和武文化两个方面进行探究。通过文献资料法和田野调查法,深入阐述武安地区傩文化与武文化的融合。研究认为:武安地区的傩文化深受燕赵尚武之风浸染,二者的交融丰富了傩、武文化内涵,为傩、武文化再发展提供了范例,为民俗民间活动与武术文化融合发展提供了新证据。

宗周乐舞思想内涵发微

周公“制礼作乐”,开启中国礼乐教化之先河。礼乐作为一个整体,建立起神人以和、和谐五伦的礼乐制度。从“乐”的角度而言,诗、乐、舞为一体,一方面为“礼”服务,配合礼,节情、饰貌和安乐。另一方面以乐舞保障礼的秩序,以乐舞提升品德修养,以乐舞开展礼乐教化,乐舞成为社会“移风易俗”的重要手段。本文以“舞”为研究入手点,在比较宗周时期礼、乐、舞之关系的基础上,深入探索“舞”在礼乐文化中的价值和意义,以期为当代中国舞蹈的发展建设提供人文传统和文化依据。

表征与隐喻:仪式乐舞的“礼”制表达——以瑶族“还盘王愿”仪式为例

“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从非遗仪式中挖掘中华民族的根脉精神,体现出非遗当代传承与保护的重要意义。以贺州市瑶族“还盘王愿”仪式中的舞蹈为个案,利用人类学的方法,探索舞蹈在仪式过程中的深层象征意义,发现:仪式中舞蹈以器物、肢体、文本(喃词)为象征符号,构建了象征语境;仪式舞蹈中的器物与礼器、肢体与礼仪、文本(喃词)与礼制的关系阐释着中华民族以“礼”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为国家“礼”制的民间在场提供重要依据。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礼”制思想成为国家与瑶族民间互动的链条,形塑着瑶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仪式性·表演性:三亚崖州区郎典村黎族打柴舞田野文化志

黎族打柴舞作为一种独特的蕴含丰富历史记忆的仪式舞蹈,是黎族传统文化的遗存。笔者在考察三亚崖州郎典村民俗活动“欢度元宵节”和多次实地及网络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展演过程、表演形态、音乐律动、仪轨仪程、溯源历史和传承人口述史等内容,重点对郎典村黎族打柴舞进行了文化志书写。笔者认为:在全球化、城镇化和“非遗”语境下,随着文化时空边界的日益模糊,黎族打柴舞冲破了原有的文化空间,实现了从原生性传统仪式走向审美娱乐性舞台展演的转变,在语境跨越和文化再生产中重塑身份,并呈现出仪式性与表演性的双重特征,其共享的审美表达过程是树立民族形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

仪式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演实践研究--基于湘西苗族鼓文化节的考察

“仪式”是一种文化的共享过程,政府主导的庆典活动具有文化共享与社会维系的重要意义。湘西苗族鼓文化节是政府打造的规范化、程序化、规模化的展演活动,通过设计与鼓舞相关的一系列符号展演体系、营造鼓舞文化互动情境、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意空间来完成鼓舞文化展演实践,进而构建一个新的“认同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文化符号的重塑推动了我国非遗的传承,在离散、碎片化的大众记忆中唤醒社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府与大众通过各类互动凝聚起了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官方仪式化的展演在传承我国非遗的同时,使得参与者在文化共享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了充分的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

舞龙运动的仪式叙事与族群记忆

舞龙运动作为中华民族图腾记忆的物化形态,具备极强的仪式叙事功能。仪式叙事作为传递族群文化、保存族群记忆的有效方式,可以建构一个稳固的社会传袭机制。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从叙事角度对舞龙运动的仪式进行解读,梳理出舞龙运动的叙事嬗变过程,进而提出构建舞龙族群记忆的思路。研究认为,舞龙运动的叙事方式有语言形式、物件形式、行为形式和声音形式四类。舞龙运动经历了从“娱神”到“娱人”的目的转向,从“图腾祭仪”到“文化表演”与“体育竞技”的叙事方式过渡。为建构新时代的舞龙族群记忆,需重视舞龙叙事形式的多元组合,注重舞龙“神性”“俗性”“体性”三者的协调发展。

宗教美学视野中的行炉研究

行炉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行香礼佛的法器,其可以用于行香礼佛、颐养性情、启迪智慧,它是一种礼的表现,又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行炉得到普及,并逐渐成为行香礼佛的必备礼器,以此来表达行香者内心的崇拜和尊敬之意。另一方面,行炉与佛教的关系十分密切,佛教对于行炉的器型的演变有着重要的影响。行炉是人与佛在精神层面沟通、交流的一个物质载体,佛教的宗教信仰渗入器物的创作之中。由此可以看出,行炉的演变不仅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佛教文化对于行炉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宗教美学视野来研究行炉的功能、造型、釉色、审美变化,并追溯行炉文化的发展。

“礼”“巫”文化视阈下土族纳顿仪式中的“庄稼其”乐舞研究

“庄稼其”乐舞是土族纳顿仪式中“面具舞”(傩戏)环节中的第一场,通过歌舞演的表演形式揭示青海民和三川地区土族仪式乐舞中“礼”“巫”文化的互融现象。以土族“庄稼其”乐舞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仪式乐舞中“礼”“巫”文化的“异源同流”并交织产生出“礼”“巫”文化的多层叙事,不仅可以探索乐舞中“象”与“意”的美学观照,而且揭示了青海区域多民族共融共生的和合文化思想。特别是“庄稼其”乐舞中表现的“序”与“和”,“同与合”的文化叙事,体现了长幼尊卑的秩序观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仪式歌舞作为行动——田村彝族阿苏者跳歌之研究

莫里斯·布洛赫提出仪式的言语行为(包括仪式歌舞)的意义可分为命题力和施事力,言语行为越是形式化其命题力越弱,反之施事力越强。布洛赫提出了仪式研究领域的一条进路,认为仪式中的言语行为不是通过描述、表达或传达思想来进行交流,而是实际上做了某个行动。但学界对仪式具体“做了”什么以及言语内容的重要性却有不同的看法。以滇中南华县田村彝族“阿苏者跳歌”为例,从阿苏者跳歌在仪式展演和非仪式展演之间的对比入手,发现“阿苏者跳歌”的展演语境、展演内容及其形式之间是互构的,共同决定了其“所为”。

模式化与多重性:东汉徐州地区建鼓舞画像石的叙事设计研究

叙事性是汉画像石艺术的典型特征之一,汉画像石依礼教而寓象征,以直观的视觉符号隐喻着多重的文化内涵。本文针对极具地域特征的徐州汉画像石建鼓舞图像,从舞者造型、建鼓形制、演出场地三类图形语素阐述单元建鼓舞画像的叙事表现手法,通过归纳复合图式的构图形式分析“乐舞百戏”“车马出行”“庖厨宴饮”等艺术要素联结的叙述意义,在此基础上以洪楼祠堂为例,从汉画空间叙事角度进一步探讨建鼓舞图像在整体空间叙事中的叙事层次与轨迹。意在汲取有关传统中国墓葬空间中图像叙事的根本逻辑,为探求汉画在建筑结构上的视觉意义提供参考。

愉悦与共识:新疆麦西来甫广场舞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

广场舞业已成为管窥和解读社会文化结构的重要视角。麦西来甫作为新疆维吾尔族的传统民俗娱乐活动,近年来迅速从乡村聚落迈向城市公共空间,成为各民族文化共享的媒介与平台。文章通过对新疆喀什市人民公园Z舞队的微观考察,基于互动仪式链的分析框架,以参与者的身体实践为切入点,分析了麦西来甫“身体共在”的互动情境与群体认同的过程机制。研究认为,麦西来甫广场舞的文化情境呈现出不同民族文化交相生辉的多元局面,且形成强有力的情感联结与文化共鸣,可为理解多民族地区人际互动与跨文化交流的具体途径提供有益视角。

四川平武白马藏族仪式歌舞音乐形态及其文化意义研究

平武白马藏族歌舞音乐是少数民族音乐艺术中的一抹亮色,其特色鲜明且历史悠久。目前,对于平武白马藏族歌舞音乐的探索,一些问题悬而未决,主要体现于分类研究的缺失,“跳曹盖”的歌舞音乐类别属性问题,以及不同的表演场域赋予其怎样的文化意义与价值议题探讨等。通过对以上问题的研讨与分析可知,依据当前学界对于歌舞音乐的分类,并兼顾文化业内视角,平武白马藏族的歌舞音乐可以划归于舞蹈类音乐与乐舞。同时,从内外两方面来看,从客观性的研究角度来说,可以将“跳曹盖”作为乐舞来进行研究,不应认定其就是乐舞。在平武白马藏族仪式舞蹈与音乐形态分析中,不论是歌舞类音乐,还是乐舞,在形态上虽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文化功能与作用各不相同。此外,平武白马藏族仪式歌舞音乐文化不仅是历史传统的延续,也是当时语境下的文化重构,而这两方面因素造就了平武白马藏族仪式歌舞音乐文化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想象的共同体:跨境族群仪式性民俗体育的人类学阐释——基于傣族村寨“马鹿舞”的田野调查

采用田野调查法,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出发,对云南省孟连县傣族村寨的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马鹿舞"进行研究。通过对马鹿舞的仪式过程及其文化生态的参与感知、深度访谈后认为:关于马鹿舞起源的民间传说,"原型"或"母题"应来自傣族社会的生活环境和宗教信仰;马鹿舞的跨境传承、传播与傣族社会历史变迁中重大事件相对应;拥有想象的共同体是仪式性民俗体育活动得以传承与传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