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典中数字教育规范图景及其实现

新时代,教育立法的核心任务是提升立法品质、实现良法善治,随着教育法典编纂工作被列入立法计划,教育法法典化研究受到广泛关注。面临数字社会快速发展新形态,数字教育新问题日益凸显,数字技术的应用为传统的教育模式带来一系列新挑战,现阶段的数字教育法律体系难以满足数字教育治理的迫切需求,数字背景下的高质量教育立法显得至关重要。将数字教育规范深度融入教育法典之中,应当成为法典编纂设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编纂教育法典的系统性工程中,遵循数字教育规范进路,以数字教育法律原则、数字教育主体规范、数字教育行为规范和数字教育技术规范为基础,充分补充、调整和升级相关数字教育法律规范,形成以数字教育法律原则为统领的数字教育法律规范图景,为教育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从“他塑”走向“自塑”:《民法典》术语系统特征及法治形象建构

长期以来,中国的法治形象由西方“他者”的话语进行塑造,无法准确、完整地表达和阐释中国的法治实践。要“自塑”中国当代法治形象,关键是有效地传播中国的法治话语。《民法典》是“自塑”中国法治形象的重要话语资源,其术语系统是话语建构的基础。《民法典》的核心术语系统、权利术语系统、多源术语系统和文本术语系统分别呈现出语符表征性、知识系统性、概念丰富性和形态生成性的系统特征。这些术语系统特征从话语主题凸显、话语逻辑构建、话语内容充实和话语形态生成四个方面,对《民法典》话语体系的建构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塑造了具备人文之性、系统之态、多彩之色和科学之形的中国当代法治形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治回应与立法体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阐释需要以内涵解读为前提,以生成逻辑为基础。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现有赖于法治路径的选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治路径选择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治需求而形成,在传统法律部门中难以落实,在环境法律中的回应缺乏系统性、体系性和整全性。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法治回应的多重模式中,法律成典模式全面系统回应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在环境法典的编纂中,应在理念、内容、实现路径等方面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予以全面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在民法典中的践行

2020年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我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重要使命就是保障人民权益,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依靠人民开门立法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民法典的立法思想和制度安排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民法典的具体制度设计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思想,不仅是我国民法典立法的指导思想,也是民法典实施的指导思想。

二元共治视角下代码之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分析

互联网技术与区块链技术赋能下的代码在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和规制效力促成了一种新的治理范式——代码之治。代码在网络空间的治理能力和规制效力是代码之治的正当性基础。就代码之治的合法性而言,我们需要采用二分法对莱斯格教授的“代码即法律”的命题进行解构分析,区分“符合法律理想秩序状态的代码”与“不符合法律理想秩序状态的代码”两种情况。对于前者,公权力应将部分法律无力有效管控的领域和场景让渡给代码主体进行治理,以起到补充与延伸法律治理的作用。对于后者,法律应该进行适当干预,纠正其对网络信息社会的治理偏差。我们应接受“代码之治”这种新的治理范式,并将单一法律治理模式转型为代码之治与法律之治的二元共治模式,从而更好地发挥代码规制效力与法律调整效力的各自优势,并通过代码之治与法律之治的融合,提升网络信息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行政基本法典的属性辨析

在经历法典化呼吁和模式论争后,行政法学应当转向行政基本法典属性研究,夯实法典编纂的理论共识。近二十年来,行政自制取向的政府治理体系改革成就斐然,为行政基本法典的记载和宣示奠定了智识基础,也为行政基本法典继续引领改革提供了坚实依据。行政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是当下法治实施领域的突出问题,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自身的矫正机制功能颇为有限,唯有编纂行政基本法典才能为统一法律适用提供权威依据。民法典和法治社会建设纲要为法治一体建设构筑了初步规范体系,基于法治政府建设的示范带动效应,作为助推法治一体建设基础规范的行政基本法典编纂尤为迫切。在回溯历史、观照当下和展望未来三重法治语境中辨析行政基本法典的属性,能够回答行政法法典化的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

环境法律体系化视角下的气候法治进路

气候法治是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环境法律体系化最高形态的环境法典应对其作出专门回应。在环境法律体系化进程中,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实践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探索,为健全气候法治创造了内生动力。为实现环境法律体系化与气候法治的协同联动,应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基石,以整体主义方法论为指引,以适度法典化模式为基础。环境法典应基于“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原则回应“双碳”目标的现实需求,既应注重从内部结构和外部融贯两个层面促进气候法制的体系整合,又应通过多元治理工具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多领域、多层次的协同治理,同时还应充分发挥气候诉讼的司法保障作用。

中华法系的独特性及其三维构造

中华法系是中华法治文明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在世界法制史上以其悠久的历史、精深的机理、深远的影响而“独树一帜”。中华法系,以中华法理为根、以中华法典为干、以中华案例为叶,蕴含着深刻的法理思想、优秀的法律制度、丰富的法治实践。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深化对中华法系的历史认知,全面把握中华法系的独特性及其三维构造,推动对中华法治文明的阐释、转化和发展。

论走向法典化的网络法律体系建设

法典化是消解网络法条碎片化、法条竞合冲突等问题的一条可靠路径,也是推进中国网络空间法治化的必由之路。网络法法典化可行性的理论基础在于法典化思潮的形成、网络法学学科的确立、学术研究队伍的壮大;其可行性的制度基础在于网络法治受到国家高度重视、网络法治基本制度逐渐成熟、网络法体系化基本经验形成。现阶段应以汇编型法典为目标,对标法治中国建设划定的网络法治建设总目标,实行先易后难策略,以网络法的体系化为突破口,理顺各个单行法律之间的位阶与关系,以《网络安全法》为主体,通过立、改、废、释等立法方法,有步骤地推进网络法的法典化。网络法不是现代部门法的理论增补,也不是现有部门法的新兴分支,而是现代部门法适应网络时代变革发展的转型升级。

民法典时代的政府治理现代化

政府治理现代化是中国行政法治的时代命题,《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标尺。政府治理与《民法典》实施的关系本质上是行政与民法的关系的表征,而政府治理现代化必然要顺应二者深度融合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民法典》内部存在大量行政法规范,它们设定了行政任务、规定了行政职责、划定了行政边界,发挥着重要的行政调控功能。行政机关应当以《民法典》的有效实施作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并抓住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契机。具体来说,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充分运用《民法典》规定的平等原则、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绿色原则等;需要注重援引《民法典》规定的法人制度、产权制度、合同制度等;需要强化保障民法典规定的消极的自由类权利和积极的社会类权利等。

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机制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构建以生态权利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既能保护人的良好环境享用权、环境知情权、环境救济权,又能保护生态系统的自然权利。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建设美丽中国”凸显了生态文明的《宪法》地位,需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生态法治需要以宪法规范和制度体系为根本依据,不断完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法治体系,《民法典》规制“绿色规则”是一个伟大创举。《民法典》“绿色规则”支撑生态环境法典化,“绿色条款”类型化是环境法典体系化的基础,编纂一部结构完整、体系严密的《生态环境法典》势在必行。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技术解析与实践回应--以唐律中的“斗殴伤人”为中心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具有独特的载体与表达方式,当中有益于法治实践的要素难以直接展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针对传统法中的典型内容展开技术解析,既不可替代,亦无法越过。《唐律疏议》是中华法系的巅峰之作,“斗殴伤人”是其中“定型化了的典型”。基于律典体例与结构方面的特质,典型罪名非集中地呈现,量刑详情分布于各篇、各条。虽然“等级”“身份”具有直接影响,但量刑主要依据是斗殴行为造成的损伤。以“斗殴不伤”为量刑起点,立法针对不同损伤进行了详细描述,并规定了相应刑种、刑等。立法层面的定罪量刑过程特征鲜明:入罪门槛低、处罚标准严、区分度明显;损伤分级详细、判断标准清晰、符合生活常识。经由技术解析,传统刑律精华得以展现,其对于法治实践中的理论需求亦有回应。

绿色低碳发展的法治需求与法典化表达

绿色低碳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话语表达,具有深厚时代意蕴和鲜明价值导向,内部制度优势和外因发展诉求的相互结合是该政策话语转化为法治话语的基础。通过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逻辑进行阐释,明确环境法需要提供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标准、以系统性构造为制度指引的法治保障。鉴于既有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规范的体系不足,具有体系化效益的环境法典为之提供了宝贵契机,也为中国环境法增补知识话语、扩大规范范围与革新法律功能起到支撑作用。环境法典应专设“绿色低碳发展编”,在明确基本范畴的基础上,围绕内部构造与外部协调展开编纂:编内要遵循涉碳控制调整的规范范围、经济闭环与新兴制度关照的体系逻辑,以及法律要素实质分析的立法技术;编外需要与其他法律规范有效协调,形成逻辑自足、独立自洽的绿色低碳发展法律体系。

民族教育法治化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以教育法法典化为背景

教育法治化是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机制。现阶段我国民族教育发展水平仍亟待提升,具体表现为民族教育与国家整体教育水平之间的落差、各地区的民族教育发展不均衡等。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是宪法所确认的国家总体目标,是公民受教育权得以实现的制度性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教育法典编纂工作纳入立法规划,开启了我国教育法法典化进程,标志着我国教育立法进入新阶段。在教育法典探索进程中,民族教育法治建设应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明确其纲领性地位,以法治方式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在教育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民族教育法治原则,夯实教育法治基础,在教育法典化时代树立新立法理念,整合现有立法资源,推进民族教育单行立法工作。推动整合民族教育治理体系,关注多元主体需求,完善教育法治外部环境建设,以科技赋能,提升民族教育质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机制探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灵魂,是人们情感观念的认同和行为习惯的升华。在司法裁判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作为说理依据,有利于强化说理,补强法律漏洞和克减机械司法。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路径,需要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内涵,精准识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用的案件范围,以具体法律条文为基础,利用法律论证方法,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阐释。通过在法内、法外双重层面建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和法治宣传,营造全面崇尚法治、严格依法办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氛围。

论《民法典》与高校思政课的深度融合

《民法典》融入思政课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修内容,是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选择,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当前,《民法典》融入高校思政课存在特殊教育功能挖掘不力、教学方案陈旧、教学策划缺乏创新性等不足。《民法典》深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与学的路径是:深究《民法典》的特殊功能,重构教学的顶层设计;聚焦《民法典》的核心要义,大胆改革教学的实施方案;突出《民法典》的主体内容,试行创建“法治校园”。

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在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时间节点,证据裁判原则应该随着《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而确立。为了防止法官在认定犯罪事实中的恣意与滥权,欧陆启蒙立法中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该原则之确立以纠问诉讼中已经形成的法官独立性为前提,以检察官制的引入为突破口,以启蒙思想及其对应的证据理念为支撑。我国传统诉讼中缺乏证据裁判原则的生成基因,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刑事司法的引领,司法的“去行政化”改革等的成效,为《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乃至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助力。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刑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了实现公正司法,需要法官公正审判,法官公正审判的关键在于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在《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证据裁判原则,需要在一审普通程序中贯彻审判中心主义,需要在审前公诉程序中克服侦查中心主义,需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步完善。

民法典融入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教学路径研究

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民法典的法治教育融入大学生思政课程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体现,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大学生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的重要载体。《思想道德与法治》是作为高校大学生公共必修课程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是大学生树立三观的重要课程,特别是在讲授《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第六章时,从课程讲授内容融入民法典的内容、开展法治校园建设、法治实践活动、创新法治宣传方式等路径,对提升大学生法治素养、增强法治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司法介入足球“黑哨”的刑法分析

“黑哨”的本质是权钱交易 ,符合受贿罪的行为特征 ,理应受到刑事处罚。足球裁判在中国足协这个社会团体工作 ,足球裁判权是合同上的权力 ,不是国家权力 ,这是由奥林匹克运动试图独立于法律的传统与体育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得到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法律的尊重。所以 ,足球裁判既不是国家工作人员 ,又不是公司、企业人员。因此 ,依我国现行刑法 ,足球裁判不能构成受贿罪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这是刑法的漏洞 ,不能通过法律解释得到解决。及时修正刑法 ,扩大受贿罪的主体范围 ,是当务之急。

《民法总则》(草案)中的证券法空间——关于法人类型、法律行为/代理及期限制度的检讨

《民法总则》的诸多领域都事关证券法中的组织及权利,都可能与证券/证券法密切相关。例如,法人类型标准与证券交易所之定位,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与证券交易,期限/期间效力与证券法上的多种期限等。因此,民法典编纂应当为证券资本市场的发展留足制度空间。民法典关于证券资本市场的规定越简单,对其发展创新就越有利。民法典编纂在基本原则设置、具体规则安排上,应为证券法和其他商法设置例外规定。互联网时代需要民法典,但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法典,我国民法典立法应当超越传统民法典的范畴,迎合人类社会的新文明,适应信息文明、数字文明。对于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法人(如相关医院和学校),建议允许举办人获取一定比例的收益(适当分红),同时按获取分红的比例征收相应的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