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基础、实然困境与治理策略——以《体育法》第三次修订为背景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第三次修订的《体育法》得到贯彻落实。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认真梳理相关文献、法律法规及典型做法,从应然视角论述了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基础,从实然视角分析了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瓶颈,从实然与应然的差距出发提出了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治理策略。研究认为:(1)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法治基础有: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对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发展的法律保障,中央和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对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发展的制度规制,体育、教育等部门规范性文件对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发展的融合推进;(2)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然困境有:《学校体育工作条例》滞后现象凸显,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发展的“法治精神”尚未形成,法律法规及政策执行中部门异质性现象突出。结合法治相关理论和地方实践经验,提出优化法律体系、筑牢法治基础,健全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框架;借鉴经验做法、创新工作举措,构建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治理体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强化政府执行,优化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调动群众参与、加强监督检查,促进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善治等治理策略。

基于法治主义维度的区块链智能合约发展研究

区块链智能合约具有去中心化、自动执行性、匿名性和不可逆性等传统合约所不具备的特征与优势,是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信息共享、推进良善治理等的重要助力。然而,区块链智能合同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受到私人领域与非私领域的不协调发展、去中心化与政府集中监管的矛盾、可逆与不可逆之间的纠葛、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的此消彼长等因素的制约。实现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秉持法治主义路径,以实现标准化合约、厘清自由与国家干预边界、引入第三方机制以及探寻风险管控的最优解等方式对区块链智能合同发展的制约因素加以回应。

中国量化法治实践中的定性与定量——以地方法治评估实践为研究对象

量化法治有助于政府和法院对照既有的法治标准寻找差距,从而找到建设法治社会的着力点。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对地方法治评估实践进行反思,这些具体的实践操作方案在定性问题和定量问题的处理方面都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这两种方法在理论基础、研究逻辑、研究方式和价值问题处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但是,这两种方法并非完全对立,而是互补互惠的。中国量化法治实践必须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按照相应的研究逻辑、研究方法、关注的重点等来展开。从定性上讲,各个地方应当首先确定法治的基本价值目标,并在此基础上细化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治概念。从定量上讲,各个地方应当进一步加强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信度提升等方面的能力。

论行政复议的理论基础

行政复议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四个方面:法治理论、人权理论、制衡理论与效益理论。行政复议对行政主体起到一个“权力制的权力”的作用;行政相对方起到一个保护其权利的作用;对整个社会起一个制约和平衡的作用。

从行政法治角度看我国社会管理创新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我国的社会管理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本文介绍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念并探讨了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方向,从法治角度分析了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并浅析了政法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问题上的职能发挥问题。

论教育法法典化的现实基础与实现路径

当前我国已进入法典化时代,教育法典编纂已经提上了日程。教育法法典化在我国有着充分的现实基础,一方面源于现有法典编纂和教育立法的经验积累,另一方面则源于我国当代教育法学理论的日渐纯熟。教育法典编纂具有深远的意义,既能够整合我国当代教育法治理念、完善教育法律规范体系,亦能够提高教育领域的治理水平,推动我国教育法学理论发展到新的高度。在教育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应当确立教育法典“以人为本”的价值定位及其管理法兼保障法的性质,继而对现有的教育法律体系查缺补漏、清理整合,最后遵循一定的编纂线索分别对总则和分则进行体系化展开。

依法治国：基础、功能和途径

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制度的完善,国家治理方略逐步从人治转变为法治。依法治国的前提是系统完整的国家法律体系,后者直接来源于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而制度体系根源于和取决于人类文明的演进和成就,所以依法治国的基础就是发达的文明和完善的制度。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实践看,随着五大文明体系的构建及其制度体系的完善,中国的国家治理也必然选择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功能:一国法治水平的提高,不但有利于该国降低税率进而减少税收对经济的扭曲,而且有利于该国提高公共支出,这两者的共振促进了该国经济增长、政治进步与社会和谐。

新时代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其法治化

信访制度是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中国之治”治理效能的宝贵制度资源,是回应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有效处理民众诉求、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糾纷化解机制,也是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制度逻辑的一把钥匙。完善信访制度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下的重要制度设计,在信访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信访法治化是信访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依循信访的产生缘起、利益主体、相互关系和运行机理的理路,清晰阐明了新时期信访制度的特征,深入分析了新时代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和推进信访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论民族地区民间神话故事的秩序维护功能

《祭母》《丁郎刻木》《敬老宴》三则民族地区民间神话故事具有相同的故事结构,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功能”理论在认识论上强调“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在方法论上强调认识者的重要性,对理解异本神话故事中的相同结构很具有启发意义。民族地区民间神话故事中的“天神之力”“故事载体”“认识者”三方结构表达了民众期望依照一定的习俗规范和道德标准来行事,构成了一套具有秩序维护功能的社会规范体系,属于法治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秩序没有发生重大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好地利用了法治的社会基础。但是,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存在着内生性不足、多元规范整合不到位的问题,推进国家法治化进程中,应当提升法治的内生性和回应性,利用并重塑法治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