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贬谪亭记文管窥北宋士大夫的困境心态

通过对贬谪亭记文创作情况及士大夫代表作品的探索,从实际遭遇和文学观念两方面阐释士大夫迁谪与亭记文创作的关联,以阐述贬谪亭记文的创作契机;结合北宋士风及彼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分析贬谪亭记文中所展现的“兼济”“适意”两种士大夫困境心态;进一步从儒释道文化语境的角度,分析亭记文中所展现的贬谪士大夫对道、理想及人生的重新审视,认为贬谪亭记作为其困境下的作品,更能体现士大夫文化心境的真实、深度。

科举与北宋士人审美共同体的建构

北宋是中国近世社会的开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科举制,完善、成熟的科举制意味着平民士人进入政治舞台。不同于魏晋门阀士族,科举出身的士人没有门第可依,必须寻求出身相同、理想相同的同道作为政治基础,这是一种自觉的士人共同体的建构,也形成北宋政治突出的一个现象:结盟与朋党。士人跻身仕途的途径是科举,科举考察的是文化,因而北宋士人大多博学多识,以“文”著称。他们建构政治共同体的主要途径也是“文”,具体表现为集会、酬唱、书信等形式。“文”包含审美,这意味着他们在建构政治共同体的同时也在建构审美共同体。审美共同体在范围上要大于政治共同体,在政治上他们因为不同的政见而分裂为不同的派别,但在审美上表现出共同的趣味。身处唐宋变革的转折点,北宋士人以他们卓越的文化素养和强大的审美能力,建构了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审美范式。

北宋中期释门与政坛文学互动的双重价值--以天台宗释长吉交游与创作为中心

释长吉是北宋中期著名天台宗诗僧,终其一生都与政坛名士诗文唱和,所作在当时就受到高度评价。此种士释文学交往蕴含着双重价值:从政治角度而言,诗僧与官员的唱和,在文化政策、信仰态势、交往心理等层面,对双方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北宋政坛与佛教关系的生动反映;从文学角度而言,与长吉唱和的士人,包括了林逋、宋祁、梅尧臣等晚唐体、西昆体以及北宋新诗风的代表人物,通过这些士人对长吉诗风的评价,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北宋中期诗歌革新运动的发生与发展,以及诗僧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士之背叛:《清明上河图》与北宋国家意识的沉潜

士人的崛起使宋代各层级转型的同时,亦推动政治生态重构。北宋中后期在党争漩涡的冲击下,士人艺事亦涵括诸多深意,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最具典范意义。可惜现实主义的画谏却被视为艺术渲染的政治工具,而士人阶层的视若无睹最终使国家意识渐趋沉潜。画之隐喻与国之意识构成“内圣”“外王”的关联,由此显现得淋漓尽致。

北宋范祥钞法的内在逻辑——从现货市场出发的考察

盐钞自北宋中期出现以来经历了复杂的变动,是西北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虚估”之弊严重侵害了宋廷的经济利益,范祥遂以现钱入纳取代实物入中为基本原则改造了这一信用票据。从现货市场的角度出发来看,陕西沿边物资价格紧俏,官榷食盐供不应求,都与这一制度的出现息息相关。宋政府在掌控大量禁榷资源的前提下推行钞盐法,是中国古代金融手段的大胆运用。它体现的金融思想给后世的经济治理带来了宝贵的经验,不过最终也因难以认清经济规律以及正确分析市场形势而逐渐沦为官府盘剥中小商人的利器。

杨齐贤、萧士赟、徐祯卿三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之前的全本李诗注,现仅存宋杨齐贤、元萧士赞《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一种。后明人重刻此书,附入明徐祯卿注。一方面,杨、萧注皆有博而不约、祖述宋人记录、以史证诗的特点,但徐注的尚简主情与两家也不无渊源。另一方面,萧注在诗语出处、诗章结构、诗人寓意处下功夫,徐注以诗旨概说、句意笺注为特色。三家注释话语的离合轨迹,既关乎注家情感动机,也是取舍《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不同理路的结果,更受到宋元明文本诠释分工、李杜接受纷争与诗学向心力的影响。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论北宋“不杀士大夫”

学界普遍认为宋代存在或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杀士大夫或不轻杀士大夫的祖宗家法。事实上,不杀或不轻杀士大夫事实的出现,并不是皇帝主动给予士大夫优待的结果,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与皇权不断斗争,从而最终为自己争得的一项利益,因此它是一条伪家法。从它对宋代的影响看,它无助于维护封建统治,适足以败坏宋代的政风。

北宋新旧党争影响下的笔记小说创作

北宋新旧党争是宋代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此进行论述的笔记小说亦有不少。整理涉及新旧党争的55部笔记小说,其类别有:其一,属于旧党成员并坚定地反对变法者;其二,与旧党成员有亲缘或师从关系者;其三,与新党成员有亲缘关系者。他们在笔记小说中记录政事,描写党争,阐明自己的观点,使得笔记小说成为党派斗争的另一面镜子。其目的或补史之阙,或为党争而作,涉及新旧两党关于新法的论争、旧党对于新党用人方面的不赞成、新旧党人在学术上的冲突、新旧党争中的诗案、旧党对于新党人士的人身攻击、旧党指责王安石《日录》的问题等6个方面。而这6个方面中具有文学性的小说故事大多出现在写作于南宋时期的笔记小说中,以打击新党为写作目的。其写作手法主要有扭曲事实、虚构故事和曲意理解及引申发挥等三类。

北宋馆阁文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论略

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揭示宋代精英文人的群体生存状态及宋代馆阁制度对文人的深刻影响。结论认为:物质的困顿与精神的丰富,构成北宋馆阁文人生活对照鲜明的两个方面。虽然馆俸薄少,但这并不影响文人推崇馆职的热情,因为一经此职,遂践清途,跻身名流。馆阁的诱惑——蓬山藏室、育才之府、文人渊薮,使得文人士夫在学问、仕途上有较大的上升空间。生活的压力也在宴赏赋咏、切磋论艺、交游往还、戏谑调笑、恩宠优渥中得到了某些淡化和消解。

北宋南京应天府士人及文化成就

北宋时期的应天府,是陪都南京的所在地。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浓厚的兴学重教氛围,使得这里名人辈出,并创造出了丰硕的文化成果,迎来了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高峰,并为这一地区在明清时期文化的再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北宋士人的人格特征与其笔记创作的新变

北宋士人因时代境遇而具有了特定的人格特征,集中体现在政治人格、社会人格和文化人格三个方面,这种人格特征的形成导致笔记创作特质的新变。创作主旨上,既实录社会政治、考辨名物制度,体认儒学思想;又增加谐闻趣语,文人轶事,认同世俗文化。艺术风格上,既不拘泥于经史的严肃庄重,又无词体的绮艳俗丽,兼具"雅"、"俗"的审美趣味;既有别于唐人近乎实录的史家笔记,又削减了六朝传奇、志怪的荒诞成分,文学叙写与历史追忆相映成趣。这些新的特质对南宋及后世笔记文体的创作影响深远。

北宋后期状元释褐职任考

沿袭仁宗朝后期的格局,英、神、哲3朝大部分状元的释褐职任为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事,而谅闇期间的状元,依惯例以初等幕职官释褐。徽宗朝状元的释褐职任,其寄禄官在前3朝的基础上又降一格,但其执事官几乎全是秘书省校书郎、正字等京官,不再安排到州郡历练。

先宋诗话初探

先宋诗话并非指先宋时期创作、编纂的诗话作品,而是在诗话之体产生后,编者依据诗话内容、体例,从先宋典籍中辑录诗话材料而成的辑录体诗话汇编,可分为先宋专家诗话汇编和先宋断代诗话汇编两类。其辑录标准有三:一、所辑录诗话材料应符合诗话一体的规定,内容需与诗相涉,有关诗歌理论、诗事见闻、诗歌作法等材料都应入选,体例为笔记体例,篇幅短小且条目零散,并非体系完整、论证严密的专篇、专著,材料中诗与话当并存,二者缺一则不能入选;二、先宋诗话的材料来源应以先宋典籍为主,但先宋断代诗话在辑录时,可参考宋后编著的史籍和诗话作品;三、先宋断代诗话不仅应包括时人论当代诗作的材料,还应包括时人论前代诗作的材料。

论北宋党争对士人词风的影响

北宋党争在士人词中的表现没有诗、文那么明显,但也是审视北宋词文学发展、士人词风变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因素。北宋党争大致分为三个演进阶段。仁宗朝党争初起,士大夫的染指使词摆脱了晚唐以来的艳情遗风,士人词走向抒写个人性情的雅化道路;神宗朝新旧两党围绕变法的党争愈发激烈,苏轼词记录个人心路历程,有诗化的自传倾向,开士大夫词的新风;哲宗朝党争激化,卷入政治漩涡的士人在党争、文祸的双重压力面前,常借词之深幽隐约抒发颇具个性的士人胸怀。党争促使士人词风实现了抒写个人性情的重要变化,也促使士大夫词最终走向"自是一家"的正统文学殿堂。

从刊本李善注的文本变迁看《文选集注》在宋代的流传

《文选集注》在校勘《文选》刊本正文及注释方面的价值有目共睹,我们可以从《文选集注》和宋代《文选》刊本的文本关系中找到《文选集注》在我国流传的蛛丝马迹。在以北宋本为首的刊本李善注本系统中,其李善注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刊本李善注本中混有《文选集注》中所存《钞》和陆善经注的内容;同时,刊刻于南宋的《文选》尤袤刻本李善注也有与《文选集注》写本相一致的地方。众多迹象表明,北宋本校理者及南宋时期尤袤刊刻李善注时,应该看到过类似于今天所见《文选集注》残卷的集注本子,并参考吸收了《钞》、陆善经注以及类似于集注本的李善注。这反过来说明,《文选集注》是我国唐代人所编撰,在宋代仍有流传,有些部分被吸收编入李善注。

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的“倦客”情怀及文学呈现

历经百余年的宋夏战争深刻影响着北宋社会的政治气候、文化思潮、文学风貌,以及士人的人格精神状态。宋夏战争激发了北宋文人的忧患意识与革新精神,但战争的失利,以及主战与主和之激烈论争所引发的严酷党争,使得北宋文人透显出浓重的"倦客"情怀,并转化为沉郁感伤、敏感幽婉的创作心理,最5 4终流露于他们的诗词创作中。通过揭示宋夏战争与北宋文人"倦客"情怀之间的有机联系,不仅可以深入发掘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多重人格心理,同时也可窥见民族关系格局对时代精神以及文学风貌的深远影响。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基本特征初探

北宋中期,边患严重,宋政府倡导军事研究,社会上兴起文人谈兵风尚。北宋中期文人谈兵风尚特征鲜明,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国家边患严重,文人谈兵的现实目的强烈;自我定位强调儒者身份,儒家思想影响深刻;学术经院化色彩强烈,文人书生气息浓厚;崇文抑武时尚渗透,文人们内心鄙弃武力。

北宋士人的地理意识与家乡观念——从欧阳修的“思颖”与“薄吉州”入手

南宋笔记对欧阳修的"思颖"多有批判,赵翼也说"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考察有关诗文,结合北宋社会政治背景发现,北宋士大夫的不归本籍,缘于他们丰富的地理经历和融通的地域观念,与北宋皇帝对官员的防范、猜忌有关,也出于他们对家族长远发展的考虑,并非鄙薄家乡不愿回去。绝大多数的北宋士人对人地关系的理解更开放、更融通,自认是"东西南北之人"。无论在哪里,他们都能保持无根无住、适性自由的生命状态。这种状态肇始于中唐的白居易的"大抵心安即是家",至北宋得到了较大范围的发展。

北宋真定府士人从政实践初探

宋初真定府士人对政治参与较多,且有官至宰辅者,但仁宗以后对政治参与减少,并渐渐远离决策中心。从其从政实践看,多泽政惠民和刚正廉洁,这与真定府地域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从其从政人数看,宋初多而仁宗后渐少,这与宋代对官僚队伍选材的科举制度有关。总之,真定府士人在北宋一朝积极践行了孔孟所说"仕以行道"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