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涵及建设路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进一步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快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的法治体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目标,也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抓手,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总依托。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明晰中央和地方立法的位阶及判断标准,构建规范高效可行的法律体系形式结构,构建政府职权法定的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路径是:建设与宪法相适应的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更加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执法体系,建设更加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审判体系,建设更加严密的社会主义法治监督体系。

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的党内法规制度完善

归口协调管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执政党对政府和其他政权组织、社会组织的领导与分类管理相结合的分类治理机制。党的职能部门统一归口协调管理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制度举措,是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内容之一。现行党内法规体系中并未将归口管理列为正式制度单独予以规定,归口管理作为新时代具有创制意义的党政机构改革模式,尚处于发展期和磨合期,仍然需要结合改革实践不断调试、完善与发展。其不仅涉及党的组织对政府组织和其他政权组织、社会组织的多重领导关系和管理关系,更涉及党的组织工作层次的合理划分以及工作机制的分类推进等党和国家机构深化改革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仍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现阶段,党的职能部门归口管理虽不具备通过制定专门党内法规进行统一规范的立规条件,但应当以《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的修订工作为契机,在明确党的职能部门归口管理制度内涵的基础上,本着规范主体、规范行为的原则,完善归口管理的一般性原则规定,为其制度的体系化完善打好坚实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实施五周年暨《贵州省公共图书馆条例》一席谈

文章主要根据2023年贵州省图书馆学会学术年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实施五周年暨《贵州省公共图书馆条例》面面观”专题研讨会上八位嘉宾发言材料记录整理而成。

科技立法基本原则、监管趋势与未来展望

因问题意识而兴起的科技法存在体系化不足的问题。通过系统的文献综述,可以归纳科技立法的基本原则、监管趋势,进而为科技法的体系化指明道路,并对未来的重要议题作出展望。研究发现:人本主义是贯穿科技立法与科技法研究的主线,其可具体化为“科研自由”“创新激励”“安全保障”“可持续发展”4项基本原则。人本主义与治理现代化理念的结合,对科技监管提出了监管理念平衡化、监管对象全面化、监管节点前置化、监管手段精细化的要求。以“人本主义”这一主线为指引,串联、补足科技法律规范,明晰监管手段的现代化路径,不失为实现科技法体系化、凸显其独立学科属性的良方。最后提出,未来科技立法应在进一步挖掘政府与市场、安全与人权、国际竞争与合作、技术与人性的基础上展开。

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构造--以党的政策转化为视角

既有关于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关系的讨论多采用二元对照的线性思维,容易导致对更为宏阔的治理场域下两套规范体系关系定位的忽视,进而弱化相关理论的现实诠释力。在我国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政策为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制度创建供给了实质内容。因此,观察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应将党的政策带入研究视野,形成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立体三维结构,这也有助于分析和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法治道路的一些关键特征。从三维结构出发,党内法规不是对党的政策的简单延续,国家法律并不必然构成党的政策转化的最终形态表现;在党的政策的转化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不存在更优法治形式的比较。在中国共产党治理法治化的语境下,党的政策、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能够经由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的有机结合而呈现出内在统一性;在转化党的政策的过程中,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也会因各自功能定位的区分而具有相对独立性。

论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核心

民主集中制是既先于“党内法规”名词产生又贯穿于党内法规制度的核心原则,集中反映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和主要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民主集中制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建的价值贯穿作用更加凸显,民主集中制的内涵要素分别与党的组织法规、领导法规、自身建设法规和监督保障法规的价值取向相互契合,成为引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核心原则。新时代强化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要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推动作用,确保党内法规执行的正确方向,促进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高质量建设,明确党内法规执行责任,推动党内法规执行更加关注党员权利和党内民主,强化党内法规执行监督效能。

论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视角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要求需要党内法规制度予以保障。相较于国家法律,党内法规在调整方式上有其独特优势。党内法规以义务为本位划定党员和党组织的行为边界,党内法规制度对于执政党建设、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等都具有重大意义。党内法规作为党内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仅应对党内关系进行调整,不应调整党外关系,其只对党员与党员、党员与党组织、党组织与党组织三组党内关系进行直接调整。但党自身特殊的政治法律地位决定了党内法规对党内关系的调整势必会影响党外关系,从而对党外关系产生间接调整作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党内法规调整的要求和特点,但存在超越范围调整党外关系的问题,需要在今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中予以矫正。

基于科学技术进步法落实情况的中国各省份新技术新应用立法前瞻对比研究

目前中国学界对地方科技立法层面关注较少,对地方立法落实科学技术进步法的实际情况缺乏系统了解和把握。因此,围绕各省份对202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的落实情况,从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现状及法律环境出发,着眼于研发、应用、推广、激励和监管5个方面,对比分析地方性法规在新技术新应用的立法模式、章节设计、立法内容等方面的差异和特点。研究发现:当前中国的地方立法已经充分意识到新技术新应用立法的重要性,并尝试通过制定或修改科技创新条例予以规范。其中,普遍采取促进型立法模式,统一将新技术新应用问题作为科技创新的一部分放在综合性立法中,但章节设计缺乏系统性,条款数量较少、位置分散,问题意识淡薄;相关条款呈现出不同的立法侧重,关于新技术新应用的规制内容各有特色,但存在推广激励不足、法律责任真空等问题。建议各地应尽快加强新技术新应用立法,完善促进型立法模式,结合本地实际探索专章或专门立法的系统性制度设计,固化研发、应用、推广、激励、监管的实践经验,调整监管体系,明确违法结果,推动本区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党内法规如何“规范党的领导”——以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为对象

党内法规明确了党领导国家机关的基本尺度、各类党组织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定位、党对各领域工作不同强度的领导,以及党领导国家机关的嵌入式实施机制和外部统筹协调实施机制等。党内法规已然成为规范党的领导、调整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的重要依据。未来有必要在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领域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同构,明确二者在调整党与国家机关领导关系中的定位,进一步健全党对国家机关领导的实施机制,并为党领导国家机关提供更规范的党内法规依据,确保党的领导更好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科技法律法规施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应用——以宁波市科技进步“一法两条例”为例

在科技自立自强的背景下,完善科技法律法规是保障创新活力、促进科技进步的重要基石。本研究针对我国科技法律法规施行效果评估研究较少,且主要基于定性分析,无法满足创新驱动下时代发展新要求的现状,以宁波科技进步“一法两条例”为例,构建了一套系统、科学的科技法律法规施行评估方法,提出四维平衡观察体系,创设科技创新观察站,为其他地区开展科技法律法规施行评估提供参考路径。

制度治党中的党内法规保留原则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属于党的制度体系中的高级形态。将法律保留原则引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之中形成的党内法规保留原则,对于加强党的制度体系建设、推进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四条首次规定了党内法规保留原则,并明确区分了党内法规的一般规范事项和保留事项。在党内法规的一般规范事项之中,只有党内法规能够对保留事项作出规定,对其余事项,党内法规和党的规范性文件均可作出规定,但应当以党内法规为主,党的规范性文件作出的规定要遵循党内法规优先原则。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无法准确表达其所欲表达之意,需要进行修改完善;第二款所规定的保留事项也需要进一步修改完善。

理想与现实: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之路

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是党内法规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程。从学科属性上讲,党内法规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并无多大争议。当前争议较大的是党内法规学的学科定位,即设置为二级学科还是一级学科,以及如果设置为一级学科则应是在法学门类下还是在交叉学科门类下。根据现行学科管理制度规定,二级学科设置的决定权在高校,党内法规学究竟属于何种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高校一级学科建设的条件及主观认识。理想目标是,党内法规学很有必要发展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但基于党内法规研究状况、学科设置主客观条件等因素制约,现实条件尚不具备。目前较为稳妥的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之路,是在法学或其他符合条件的一级学科下设置二级学科,同时要用好一级学科设置实行先探索试点、成熟后再进目录的放管结合新机制,面向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谋篇布局,保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确保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行稳致远。

再论作为政党自治规范的党内法规——以自治、法治、德治关系为视角

关于自治、法治、德治关系的讨论古已有之。三者不仅存在于基层治理之中,在政党治理中亦有适用空间。在政党治理中,自治意味着政党可以通过制定内部规则进行自我管理,法治意味着政党应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德治意味着政党应按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行事。将党内法规的性质视为“法”或“道德”,将会混同自治与法治、自治与德治。无论党内法规是否具有“党外效力”,都不会改变其作为政党自治规范的性质。党内法规在事实上为党外主体所遵守而产生的“溢出效应”,也不会影响其作为政党自治规范的性质。

论纪检监察学与党内法规学的关系

纪检监察学与党内法规学作为新时代的两个新显学,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两者理论体系存在明显不同,且学科地位存在暂时性差异。但另一方面,两者有着相同的学科底色,需要树立共同的学科建设意识,两个学科发展的基础与功能存在共同之处,且都是交叉性显学。纪检监察学与党内法规学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它们在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过程中,需要相互关注、彼此借力、守望相助、共谋发展。

依规治党中的党员权利问题研究

党员的权利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践行全面从严治党与依规治党过程中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加以解决的关键问题。党员具有公民与党员的双重身份,因此而分别在国家法与党内法规中享有不同的权利。与国家法以权利为本位的特征不同,党内法规是以义务为本位的,基于从严治党的客观需要,它更突出和强调党员的义务。这使得党员权利在国家法与党内法规中产生了差异,需要在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过程中予以协调,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员作为公民的权利,保障党员作为组织成员的权利。

行政知识嵌入行政法学的路径选择——以2005~2021年CLSCI文献引用数据引入

面对行政法学日益孤立封闭的发展困境,行政法学界主动尝试引入行政知识来改良行政法学知识体系。然而,行政学的基础性功能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却一直未能得到厘清和证实。鉴于文献引用具有作为考察学科间关系的重要指标价值,本文以CLSCI中的15种期刊为样本,统计2005~2021年行政法学文章中的行政学文献引用情况,发现并证实行政学对于行政法学的三重功能:背景上的描述解释功能、概念上的前置整合功能以及研究视角上的平衡功能。在澄清法教义学与学科属性差异非嵌入困境之主因的基础上,反思行政过程论和政府规制论的局限性。相较而言,政策导向之行政法学由于具有整体嵌套性的优势,能够调和与法教义学的矛盾,实现行政知识的体系化嵌入,因此成为行政知识嵌入行政法学的最佳路径。

直面体育实践:体育法学研究的社科法学进路

以发表的《在路上:中国体育法学向何处去》与《刚刚在路上:再论中国体育法学向何处去》为蓝本,探讨了中国体育法学发展问题。近些年,中国主流的体育法学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未能直面中国的体育法治实践和诸多经验素材,研究语境日渐远离体育实践的现实场景,缺乏对体育法律问题与其他社会现象勾连关系的关注。基于此,笔者阐述了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中理论构建本土不足、研究主题缺少对中国体育法制现实问题应有关注以及体育法学研究的是体育法律规范还是人及其体育实践等问题。研究认为:体育法学走的是建构理性之路。体育法运作根本上是人的体育实践,我们所要研究的是因体育而生之法,而非制定体育之法。未来中国体育法学发展应直面现实的体育法律现象、规律,可依循一条从实践出发的社科法学进路前行,以扩展研究体育法学问题的知识界限和方法论。

欧洲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及对我国的启示

从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企业生产现状、安全意识和安全科技等方面分析研究了欧洲国家在安全生产工作方面的经验与方法,并在法制体制机制建设、企业自主安全、安全技术与科研、教育培训等方面对我国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提出了相应的启示和建议。

科学技术革命背景下的我国海洋管理对策

分析了新科学技术革命背景下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海洋科技与海洋管理的关系以及我国海洋管理面临的形势。因此,我国海洋管理应加强海洋综合管理的科学基础研究,完善海洋综合管理的法规体系,改革和完善海洋综合管理体制,构建符合海洋发展形势的海洋管理规划体系。

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支撑体系的思考

循环经济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循环经济的产生、基本内涵及原则入手,在深入研究并借鉴国外实施循环经济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由八个子系统构成的我国循环经济的支撑体系。这一思路对我国走上循环经济发展之路会有所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