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破除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从三个维度看党的自我革命

历史周期率是历史交给中国共产党的试卷.党必须接过时代接力棒,作答并答好这个试卷.新时代提出自我革命这一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答案,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在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王朝兴衰更迭的历史教训和百年管党治党的丰富经验,经过不断实践探索而得出来的.新的赶考路上,时代对党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提出了新的实践要求,必须做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把好理想信念教育总开关.

新诗二次革命论

中国新诗86年的创作成绩实在让人无法高估。为免新诗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之虞,须整顿诗坛风气,重建新诗秩序,通过改善诗歌世界、调整情理关系、规范诗体原则这三个方面,对新诗进行"二次革命"。

迎接第二次绿色革命构建新型农业体系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生物经济"概念与平台的形成与生物经济时代的来临,导致农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并最终形成第二次绿色革命。为把握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时代机遇,在比较分析第二次绿色革命的特点及其功能定位与动力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新型农业体系"超农业"发展观与战略对策。

从“诗文合一”到“诗文划界”——论文学革命发生后新诗语言调整与文体发展的互动

文学革命后,口语入诗、诗歌散文化的追求曾导致"诗文合一"、诗文不分的倾向。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诗歌和散文文体界限不清的问题引起了创作界和理论界的重视,对诗歌文体独特性的追求促使作家们对新诗语言进行调整和加工。通过对诗歌语言"形象的加工"和"声音的加工"的自觉追求,新诗语言逐渐与口语拉开了距离,这有力地推动了新诗文体的完善。从"诗文合一"到"诗文划界",这一现象揭示了文学语言变迁与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形式发展的关系,这也包括现代文学的文体发展对文学语言变革的反作用。

词体革命:创作思路与理论建构

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诗界革命"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没有进行词体革命,这不仅表现为创作的贫乏,更表现为理论的缺失。而梁启超前期以"雅化"的标准推尊词体,也许是他没有进行词体革命的内在因素。胡适提出"白话词"理论,应该为现代文学史上词体的第一次革命,但还只是文学革命的附庸。曾今可发起的"词的解放"运动,是"诗界革命"以来第一次以词为主体的革命,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丰收;但因为未能领会诗界革命"新意境"的内涵,从而脱离了时代。李冰若和卢冀野之"旧辞新境"的改革,取得了理论和创作的成功,是最接近梁启超"诗界革命"精神的一次词体革命。词体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经过了三代学人的传递,呈现出不同的词体定位意识,导致各家理论无法调和,很难创造出各种要素完美结合的新词体。但词体革命在语言、格律、意境、风格等方面的探索,对当代词坛具有重要的启示。

论晚清诗歌的文体建构

晚清时期,黄遵宪、梁启超等提倡"诗界革命",中国诗歌开始由旧体诗向新体诗转型。"新名词"入诗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而且导致中国旧体诗严密的文体体系出现松动、崩溃的趋势;对言文合一与民谣的大力提倡,使白话进入诗歌,打破了传统的言文分离、文言诗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大批的通俗体诗歌;"以文为诗"的方法打破了传统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明晰界限,赋予诗歌以散文的特征。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有效性阐释

为了正确理解“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消除对“革命论”的敏感与担心,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后革命”时期,“诗界革命”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第二,不能任由新诗自然进化,中国现代诗学对促进新诗的发展已经而且还将产生巨大影响;第三,根据中国现代文化与新诗发展模式的要求,现代诗学必须以辩证否定的方式才能促成新诗的复兴与繁荣。

新诗自觉:晚清“新学诗”的诗史意义

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创作于 1 896至 1 897年间的“新学诗”,原称“新诗”,又名“新学之诗”。他们不仅首次提出了“新诗”这一诗歌史上具有变革语言和解放诗体内涵的诗学概念 ,而且还进行了迥异于古典诗歌的“新诗”创作实践 ,成为诗体探索、新诗尝试的肇始和走出传统、面向世界的起点 ,并由此构成了中国诗歌近代化历程的第一阶段。“新学诗”不等同于“诗界革命”,它是“诗界革命”的先声 ,同时也对 2 0世纪初年南社青年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从概念、理念到创作 ,“新学诗”的出现 。

印度“第二次绿色革命”与中国“新农村建设”之比较研究

2005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放到一个突出的重要位置,与我国国情颇为相似的印度也几乎在同一时间提出了类似的发展战略,即"第二次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两者都是针对"三农"问题而进行。对于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加深理解"新农村建设"的含义、内容和实质,更好地认识"新农村建设"的前景。

论白话诗与文言诗区别的提出与转化

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区别是胡适在文学革命时期为了倡导新诗反对旧体诗而提出的。白话诗与文言诗区别的转化,主要是由于胡适在《谈新诗》里改称"白话诗"为"新诗",使得这一区别部分转化为新诗与旧体诗的区别;其次是由于《白话文学史》从用语着眼而涉及诗歌内容方面的问题,使得其文言白话之分部分转化为雅俗之分。这一名称上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对汉语诗歌规律的遵循与认识。

梁启超“诗界革命”论新解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论 ,决不是用“只主张内容革新 ,不主张形式革新 ,带有改良主义的不彻底性”之类的话就可以忽视过去的。它的意义 ,既在于指向社会现代性 ,又在于指向文学审美现代性。与“小说界革命”论、“文界革命”论一样 。

诗界革命采用保守方式的原因探微

诗界革命是多元发生的、本土化的、保守的汉诗改良运动。它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既有诗的因素,更有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变革等非诗的因素。晚清诗坛的进步势力与保守势力既对抗更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保守改良性质。保守也来源于那些热衷改革的进步文人,他们在政治体制上不得不“全盘西化”,为了求得心理平衡,甚至因为自卑而产生自负,他们更加重视甚至高估本土文化,加上当时对外国诗歌的“先进性”的了解远不如对外国科学及政治体制的了解。古代汉诗特别是定型诗体格律诗体成了封建专制的象征物和封建文人聊以自慰的心理寄托品。在社会改革大潮冲击下,他们只愿意对汉诗进行“本土化”改良。因此诗界革命只在汉诗的语言特别是词语上作了适度的改良,根本没有涉及到汉诗文体的两大基本成分——诗体和诗家话的实质性变革。诗界革命采用保守的改良方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百年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深入研究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通百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开辟性探索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主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经历一段时间探索准备的基础上,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中国成立至今,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奠基和准备后,创立了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之际,需要深入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及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的各自特点、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经验。

标新立异 敢为人先——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蜀籍作家团队述评

五四文学革命新诗运动中的蜀籍作家团队,是一支敢为天下先、冲锋陷阵的文化生力军。康白情是蜀籍作家中最早投入五四新诗运动、并进行创作的实践者。吴芳吉是五四新诗运动中的"独行侠",其代表作《婉容词》充满爱国激情,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的最强音之一。郭沫若是浪漫主义流派的创始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其诗集《女神》以它全新的精神和形式使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取得了强力的突破,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总之,从白话诗的开创到中国新诗的奠基,蜀籍作家功不可没。

论英美意象派诗歌对中国新诗初期诗体的影响

英美意象派诗歌及自由诗革命对中国新诗初期诗体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意象派诗歌为代表的欧美现代诗歌运动促进了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而处于"五四"激进时代的新诗人对意象派诗歌和自由诗革命的误读,特别是对意象派诗歌诗体的自由化和内容的平民化的过度迷恋,导致了新诗的过度自由化、散文化,直接加速了中国的新诗革命,不仅影响了新诗革命的态度、方式和内容,也影响到了新诗草创时诗的形态、体式及初期新诗的文体特征、文体价值,甚至整个新诗历史的诗体建设。

论"'文革'地下诗歌"中的青年诗歌

青年诗歌是"'文革'地下诗歌"的精华,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不仅是"'文革'地下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以其现代主义的美学追求为新时期新诗潮的涌现作了充分的艺术准备。本文详细论述了青年诗歌的成因、思想意蕴、艺术特质及其历史价值。

“革命”的负面化与民初政争形势的发展

长期以来,学界一般认为自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运动虽有经历高低起伏,但"革命"本身作为一种信仰,已拥有当然的合法性。揆诸史实,情况远非如此简单。辛亥革命结束后,国人"革命"情绪急遽消退,由竞言"革命",转为讳言"革命",以至忧心"革命"再起。"革命"形象的迅速负面化源于国人对"革命"的认知,也与旧官僚及立宪派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而革命党人未能挺身为"革命"辩护,加速了"革命"信仰的失落。革命前后国人对"革命"态度的强烈反差,说明"革命"尚未成为国人的"集体信仰"。在"二次革命"中,革命派已不得不为"革命"辩护;而在护国运动中,护国军非但不敢大张旗鼓地亮出"第三次革命"的旗号,相反,竟然声言起事非革命,乃为反袁氏复辟帝制制造革命,即为"革革命"。这些都说明,当时国人眼中的"革命"更多地还是类似于传统的改朝换代,故被许多人视为"暴力"、"破坏"的代名词,民国成立,其合法性亦不复存在。

论新诗革命选择极端方式的原因及后果

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 ,采用了极端的革命方式 ,是一次远远超过汉语诗歌承受能力的文体大革命 ,具有激进、极端的特点 ,完全打破了文体革命渐进才能有效地进行的原则 ,废弃了汉诗诗体的进化所具有的渐变传统 ,不是纯粹的文体革命 ,而是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 (政治化 )、世俗化 (急功近利地实用化 )的非诗的极端的文体运动 ,是利用了诗自身的文体革命潜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启蒙运动。这样的文体革命给汉语诗歌带来了特殊的后果 ,影响了汉语诗歌在 2 0世纪正常的诗体建设。

五四新诗革命中的“散文诗”

五四文学革命从形式和内容上逐渐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新诗"观念。所谓"新诗",在诞生之初,便与"散文诗"的概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五四时期的诗人在探讨"新诗"的特征时,虽然有偏重于韵律或文法的差异,却往往借用"散文诗"一词作为"新诗"的另一个命名。之所以如此,因为"散文诗"一词表达了当时人"新诗"观念两方面的图景:语言的散文化和诗体的散文化。"散文诗"的这个概念内涵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需要塑造出来的。后来的研究者往往把此时的"散文诗"误读为现在的散文诗概念。不过,在杂志栏目从"诗"、"新诗"到"散文诗"的设置变化中,不难发现"散文诗"的文体意识正在当时潜在成长。但也正是在这同一过程中,"散文诗"这一本身似乎蕴含着矛盾的概念,正促使人们进一步赋予其特殊的诗体内涵。

吕进与“新诗二次革命”

"新诗二次革命"诗学主张是新世纪之初由吕进等诗评家提出的,旨在纠正早期白话诗理论构想中的某些偏激观念,以促进新诗更为健康的发展。分析吕进等诗评家提出"新诗二次革命"论的学术渊源、思维逻辑及其理论内涵,既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一诗学观念的意义与价值,还有利于我们深刻反思近百年新诗创作的历史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