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专商”:嘉庆十一年解盐管制的政策回归

嘉庆十一年(1806)前的解盐"民运民销"未能使盐政目标达到长期均衡。嘉庆十一年,清政府又恢复了对解盐的专商运销。这次政策的回归,除盐课较前略有参差外,其余一切仍是循旧章办理。"恢复专商"实质上又从制度层面强化了政府对解盐的管制。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

根据律令分析和文献记载,并参证《算数书》的成书年代,《二年律令》的颁行应始于汉王二年。汉初继承秦代,推行240平方步的大亩,目的是鼓励垦荒,扩大耕地,保证有足够的土地休耕。秦汉亩制有粗略计算的亩制和实际核算亩制,前者主要计算“不可垦田”和“可垦不垦田”的面积,后者主要计算耕地和“垦田”的面积。名田宅的爵位降等继承不等于田宅降等继承,名田宅的面积也不等于耕地和实有房屋的面积。汉初的土地制度实际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土地制度。它把赐田和授田合为一体,在整合原有耕地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各界垦荒,制定了从彻侯到平民阶层所占有国家土地资源的配额,并承认和保护其开垦草田所得耕地的所有权,允许继承、转让、买卖和赠送。汉初的土地制度应是土地私有,而不是土地国有。

明建文二年殿试举行时间与参试人数考辨

在明代科举考试史上,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建文二年的殿试变得扑朔迷离,疑案在悬。三月初一日举行殿试,作为一项制度于洪武十七年推出后,在洪武朝后期得到了较好执行。建文二年三月初一日因有日食,殿试推至次日举行。参加该科殿试的贡士,除本年二月会试中式的109名新科贡士外,还包括洪武三十年的告殿贡士郭秩,总数应为110人。

大明二年的转折——刘宋孝武帝朝初期政治平衡的构建、瓦解与寒人上位

南朝刘宋孝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要延续文帝重用士族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协调自己的故吏与文帝旧臣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在文官、武官两个系统中分别安排了颜竣-谢庄-何偃的组合,以及柳元景-王僧达-何尚之的组合,再加上江夏王刘义恭和建平王刘宏这样的皇室代表,孝武帝在中央构建了一个包括甲族、次等士族和皇族在内的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大明二年,随着刘宏、何偃的相继去世,王僧达被杀,以及此前以颜竣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多次触犯孝武帝,之前的中央权力平衡完全瓦解,给了以戴法兴为代表的寒人绝佳的获取权力的机会,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现象。

对汉代奴婢放良及相关问题的考察

考察汉代奴婢放良问题,对秦汉奴婢问题的揭示不无裨益。主要从汉代法律、诏令及史实三方面,分析了汉代奴婢放良措施,并就放良奴婢的善后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浅解,以供参考。

秦二世继位“迷案”新考

围绕着秦二世继位“合法性”问题,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对《秦二世元年文书》的文本加以梳理式解读;二是对秦二世滥杀宗室的现象和成因从不同层面加以分析;三是对秦汉之际的一则“佚文”加以发掘并讨论其史料价值,结合对相关传世文献的关联性分析,揭示出秦末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所知晓的“沙丘之变”的内涵与《史记》的记载相一致。本文进而认定:《秦二世元年文书》文本尽管是真实的,但是所述历史内容却不足以凭信。《史记》关于秦二世“继位”出于阴谋篡夺之说,应该是符合史实的。

“惠学”与“经世”:乾嘉三大考史著作主旨比较

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人在为其各自的扛鼎史著——《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取名时选取了"考异""商榷""札记"作为主题词。著作主旨寓含其中,其中"惠学"和"经世"是他们著述的目标追求。但在具体寓意的表达上,也存在差别:"考异"包含"纠谬"和"比较"双重之意,考察异同,拾遗规过是其重点;"商榷"包含意思多维,校核考证、针对性的评说、诠解蒙滞等皆是其题中应有之意;"札记"看似概念明白,其实寓含深意:他就是要通过"札记"这种自由的写作形式,记录下其通过钩稽贯通而发现的"大问题",并做出深度思考,总结经验以利后世借鉴,经世意图显明。

太清二年事变中梁宗室的态势

侯景之乱是南方政权由盛入衰的转折点。侯景之所以能取得短暂胜利,其本人能征善战、梁武帝的决策失误和梁宗室间的不合作固然起了决定作用,但是在此之前梁朝最高统治者忽视南方潜在的实力而没有委派有能力的宗室领导南方集团,以及宗室间静态平衡下的潜在矛盾、宗室能力的不协调性均体现了当时行政和出镇制度的固有弊端以及当局对远略的缺乏,太清二年爆发的侯景之乱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极度尖锐之下的附属品和导火线。

论秦汉律中不孝罪的认定——从杜泸女子甲和奸案到春秋决狱

杜泸女子甲和奸案是《奏谳书》中涉及不孝罪的两个案例之一,由此可以一窥汉初对'不孝'的认定标准。武帝时期,董仲舒春秋决狱将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引入到与'孝'有关的犯罪的考量中,对罪与非罪做出了重新界定。这一变更体现了运用儒家经义以个案衡平的方式对由秦律继承而来的法律体系进行逐步变更。

青鸾几时杳 钿车何时别——再议吴文英苏妾离去之时间

苏妾的离去,无疑是文英生活和创作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文英几首写作时间确定的作品看,苏妾离开文英是在淳祐二年(1242年),而非淳祐四年(1244年)。

也谈《春柳堂诗稿》的写作年代——以《孟冬廿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为中心

"孟冬廿五日"是指十月二十五日,非指"立冬日后的第二十四日",张宜泉诗"恭纪"的也是皇帝到阐福寺拈香之事,而非"上幸瀛台"事,故该诗作于"咸丰二年"说不能成立。诗中"梵筵同"之"同"也不是"同时去"义,而是"相同""一样"等义,故,认为该诗恭纪的应是皇帝"同时去"阐福寺和永安寺拈香的观点就不符合实际,进而,则张诗之"写作时间上限不早于嘉庆二年"说,也就没有说服力,不能成立。《恭纪》诗只能作于乾隆朝。

皇帝制度的另一面——以高宗龙朔二年的两道制敕为中心

皇帝制度之下,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此权力通常也称作"皇权"。在唐朝的制度中,法律的制定之外,日常皇权是通过"王言"来实现的,"王言"就是皇权的日常表达式。那么,作为皇帝本人与皇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通过龙朔二年的两件诏书,这里展示皇帝意志遭遇挫折的过程,试图揭示皇帝制度的另一个面向。这对于认识皇帝制度的丰富性,无疑是有所帮助的。

西汉广汉郡始置年代考

依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行书律》与《秩律》,以及《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的相关记载,吕后二年(前186年)之当无广汉郡,广汉郡为汉高帝所置的传统观点缺乏坚实的史料依据。考察汉武帝初开西南夷的历史可知,广汉郡或置于元光四年(前131年)至元光五年(前130年)夏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