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至三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失败及其原因

道光三十年,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应对民乱,咸丰帝于咸丰元年至三年,先后派包括李星沅、赛尚阿等七位钦差大臣在内的总兵以上四十余位官员负责督剿,但均以失败收场。本文通过还原该时期双方战事,探索这一时期清政府官员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失利的原因,以期对当时清朝的政治格局和运行状况有一个清晰认知。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

根据律令分析和文献记载,并参证《算数书》的成书年代,《二年律令》的颁行应始于汉王二年。汉初继承秦代,推行240平方步的大亩,目的是鼓励垦荒,扩大耕地,保证有足够的土地休耕。秦汉亩制有粗略计算的亩制和实际核算亩制,前者主要计算“不可垦田”和“可垦不垦田”的面积,后者主要计算耕地和“垦田”的面积。名田宅的爵位降等继承不等于田宅降等继承,名田宅的面积也不等于耕地和实有房屋的面积。汉初的土地制度实际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土地制度。它把赐田和授田合为一体,在整合原有耕地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各界垦荒,制定了从彻侯到平民阶层所占有国家土地资源的配额,并承认和保护其开垦草田所得耕地的所有权,允许继承、转让、买卖和赠送。汉初的土地制度应是土地私有,而不是土地国有。

清代文献《穿戴档》服饰——服装篇

以清代文献咸丰四年《穿戴档》为研究内容,从服装种类、色彩、质料、工艺及穿着场合等方面通过图表的方式对咸丰皇帝穿着的服装进行分类、归纳和整理,总结出清代皇帝服装所反映出来的服饰制度性、传承性与融合性、服饰的审美性以及多元性4个特点与规律,为清代服饰、满族服饰研究给予参考。

明建文二年殿试举行时间与参试人数考辨

在明代科举考试史上,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建文二年的殿试变得扑朔迷离,疑案在悬。三月初一日举行殿试,作为一项制度于洪武十七年推出后,在洪武朝后期得到了较好执行。建文二年三月初一日因有日食,殿试推至次日举行。参加该科殿试的贡士,除本年二月会试中式的109名新科贡士外,还包括洪武三十年的告殿贡士郭秩,总数应为110人。

大明二年的转折——刘宋孝武帝朝初期政治平衡的构建、瓦解与寒人上位

南朝刘宋孝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要延续文帝重用士族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要协调自己的故吏与文帝旧臣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在文官、武官两个系统中分别安排了颜竣-谢庄-何偃的组合,以及柳元景-王僧达-何尚之的组合,再加上江夏王刘义恭和建平王刘宏这样的皇室代表,孝武帝在中央构建了一个包括甲族、次等士族和皇族在内的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大明二年,随着刘宏、何偃的相继去世,王僧达被杀,以及此前以颜竣为代表的次等士族多次触犯孝武帝,之前的中央权力平衡完全瓦解,给了以戴法兴为代表的寒人绝佳的获取权力的机会,出现了“寒人掌机要”的现象。

咸丰初年黄河丰北决口与清廷的应对

咸丰元年,黄河在江苏北部的丰北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决口。当时太平军兴,清廷疲于应对,无形中于河务有所忽略,对于此次决口也没有按照惯例组织紧急抢险,而是将其视为"缓"务,这使得决口历经一年多的时间才得以堵筑。然而,决口堵而旋决。面对这一局面,清廷考量政治局势,决定放弃决口堵筑工作。透过整个事件可以看出:在内乱外患、军政祸乱频兴的局势下,清廷的施政能力大为减弱,自身的存亡绝续成为第一要务,河务与荒政已然陷入了混乱。

咸同文人结社考录

晚清咸丰同治年间社会动荡不堪,众多文人为生计而四处奔波。相对于嘉道时期而言,文人缺少了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集会结社减少,或因战乱文献散佚而没有流传于世。尽管如此,文化开发较晚、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东北与云南文坛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迹象,文人结社唱酬活动频繁,为光宣甚至民国该时期的文学繁荣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对汉代奴婢放良及相关问题的考察

考察汉代奴婢放良问题,对秦汉奴婢问题的揭示不无裨益。主要从汉代法律、诏令及史实三方面,分析了汉代奴婢放良措施,并就放良奴婢的善后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浅解,以供参考。

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沽战役失败的原因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战役,1860年的大沽战役是这次战争胜负的关键。影响这次战役成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清政府在政治上对西方列强采取避战求和的“羁縻”政策,影响了前线的军事部署;第二,大沽统帅僧格林沁在战术上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如:弃守北塘,认为夷兵不善陆战等。这两方面的原因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

秦二世继位“迷案”新考

围绕着秦二世继位“合法性”问题,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是对《秦二世元年文书》的文本加以梳理式解读;二是对秦二世滥杀宗室的现象和成因从不同层面加以分析;三是对秦汉之际的一则“佚文”加以发掘并讨论其史料价值,结合对相关传世文献的关联性分析,揭示出秦末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所知晓的“沙丘之变”的内涵与《史记》的记载相一致。本文进而认定:《秦二世元年文书》文本尽管是真实的,但是所述历史内容却不足以凭信。《史记》关于秦二世“继位”出于阴谋篡夺之说,应该是符合史实的。

太清二年事变中梁宗室的态势

侯景之乱是南方政权由盛入衰的转折点。侯景之所以能取得短暂胜利,其本人能征善战、梁武帝的决策失误和梁宗室间的不合作固然起了决定作用,但是在此之前梁朝最高统治者忽视南方潜在的实力而没有委派有能力的宗室领导南方集团,以及宗室间静态平衡下的潜在矛盾、宗室能力的不协调性均体现了当时行政和出镇制度的固有弊端以及当局对远略的缺乏,太清二年爆发的侯景之乱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极度尖锐之下的附属品和导火线。

论秦汉律中不孝罪的认定——从杜泸女子甲和奸案到春秋决狱

杜泸女子甲和奸案是《奏谳书》中涉及不孝罪的两个案例之一,由此可以一窥汉初对'不孝'的认定标准。武帝时期,董仲舒春秋决狱将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引入到与'孝'有关的犯罪的考量中,对罪与非罪做出了重新界定。这一变更体现了运用儒家经义以个案衡平的方式对由秦律继承而来的法律体系进行逐步变更。

青鸾几时杳 钿车何时别——再议吴文英苏妾离去之时间

苏妾的离去,无疑是文英生活和创作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文英几首写作时间确定的作品看,苏妾离开文英是在淳祐二年(1242年),而非淳祐四年(1244年)。

也谈《春柳堂诗稿》的写作年代——以《孟冬廿五日恭纪驾幸瀛台北海阐福寺道场》为中心

"孟冬廿五日"是指十月二十五日,非指"立冬日后的第二十四日",张宜泉诗"恭纪"的也是皇帝到阐福寺拈香之事,而非"上幸瀛台"事,故该诗作于"咸丰二年"说不能成立。诗中"梵筵同"之"同"也不是"同时去"义,而是"相同""一样"等义,故,认为该诗恭纪的应是皇帝"同时去"阐福寺和永安寺拈香的观点就不符合实际,进而,则张诗之"写作时间上限不早于嘉庆二年"说,也就没有说服力,不能成立。《恭纪》诗只能作于乾隆朝。

皇帝制度的另一面——以高宗龙朔二年的两道制敕为中心

皇帝制度之下,皇帝行使国家最高权力,此权力通常也称作"皇权"。在唐朝的制度中,法律的制定之外,日常皇权是通过"王言"来实现的,"王言"就是皇权的日常表达式。那么,作为皇帝本人与皇权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通过龙朔二年的两件诏书,这里展示皇帝意志遭遇挫折的过程,试图揭示皇帝制度的另一个面向。这对于认识皇帝制度的丰富性,无疑是有所帮助的。

西汉广汉郡始置年代考

依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行书律》与《秩律》,以及《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的相关记载,吕后二年(前186年)之当无广汉郡,广汉郡为汉高帝所置的传统观点缺乏坚实的史料依据。考察汉武帝初开西南夷的历史可知,广汉郡或置于元光四年(前131年)至元光五年(前130年)夏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