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典编纂的历史智慧

我国古代虽无专门的刑事诉讼法典,但法典编纂的历史智慧依旧博大精深。自周代区分狱、讼开始,有关刑事诉讼的立法愈发精进,其重要成果分布于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当中。在体例上,立法者以高超的“提取公因式”技术实现了总则制定,以精妙的编纂技巧完成了由繁至简的体系化过程;在理论上,以德立法的文化熏陶出兼顾情理,以矜恤弱势群体、依法断罪、宽严相济为代表的诉讼原则;在制度上,典范性的规定贯穿于诉讼程序的起诉、举证以及审理阶段,发展出了颇为完备的诉讼制度。当前,法典编纂已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推动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一方面应吸收借鉴中国古代法制中优秀的法律传统与诉讼规律,另一方面需兼容解决现实问题以保证立法的前瞻性。

论数字时代的《刑事诉讼法》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已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在本次修改中应当回应数字时代的需求,关注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新型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基础理念层面,应当协调数字时代刑事诉讼中技术运用和人权保障的关系,兼顾法律修改的前瞻性与稳妥性,平衡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冲突。在基本原则层面,应当确立合法原则,要求目的、程序与手段的合法性;通过确认比例原则,协调目的、手段与后果之间的关系;依据区分处理原则对对象、场景、行为方式与监管方式加以区分处理。在制度规范层面,应强化对数字侦查取证的控制,推动数字检察法律监督工作,规范智慧审判,确保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数字化改革符合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从这三个层面出发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能使刑事诉讼的数字化转型在法治轨道内得以实现。

中国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与展望

作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刑事诉讼法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实现了现代化的理念更新。以人民群众的新期盼为目标,中国刑事诉讼法治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推进现代化,通过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取得了影响深远的实践成就。在改革进程中,刑事诉讼的社会治理功能进一步发挥,人权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国内法治、涉外法治得以统筹推进,执法司法中的顽瘴瘤疾得到全面整治。但刑事诉讼法治仍然面临理论供给不足、诉讼资源分配制度不尽合理、权力监督制约架构相对薄弱、社会治理功能有待考察等现实困境。在未来需要从科学理论、知识增量、公正司法、能动司法等多个维度回应刑事诉讼法治现代化的需求。

犯罪预防、被害人保护与犯罪追诉权配置——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背景

《刑法修正案(十二)》引发了有关亲告罪设置范围的讨论。当前支撑国家追诉原则的“公共利益”,在法益侵害的框架下理解,混入了不具有法益资格的宏大概念,且犯罪与法益之间的事实关联常被替换为被害人的主观联想;在犯罪预防的意义上理解,则会导致过度主观化、情绪化。犯罪追诉权的配置是一个权衡问题,如果犯罪仅侵犯个人法益,追诉犯罪可能反噬被害人的利益,且预防犯罪的利益并非明显优于被害人因犯罪追诉而被侵蚀的利益,就应当将犯罪追诉权配置给被害人。立法未将民营企业内部犯罪规定为亲告罪,但应当根据立法目的对相关规定作合目的性改造,将其追诉权配置给被害企业。

我国背信犯罪的教义学阐释——以《刑法修正案(十二)》为起点

背信犯罪的目的型法益是财产,手段型法益是信任,其中“信任”法益居于从属地位。背信犯罪的主体是为他人处理事务者,这里的“事务”应具有财产性和“他人性”,“利他性”不等于“他人性”。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特征是“干自己的事,使单位受损”,因此不是背信犯罪。背信犯罪的事务应具有裁量性,不包括纯粹机械性劳务。德国将背信罪分为“滥用权限型”与“违背信任型”,将越权代理归入后者。然而,罪名的行为类型应是并列关系,而非包含关系,且滥用代理权与超越代理权在财产损失的认定上没有区别。背信犯罪的行为类型应划分为不当代理行为和非代理行为,前者涉及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后者仅涉及内部关系。传统观点认为,一项罪名要么是针对个别财产的犯罪,要么是针对整体财产的犯罪,这种看法过于绝对。盗窃罪、诈骗罪及背信犯罪均存在针对个别财产的情形和针对整体财产的情形。在三方给付的场合认定整体财产损失,应以全部给付(担保人给付)时为时间标准。

中国式刑事法治现代化视野下轻罪治理路径研究

在近些年中国的社会转型下,中国的犯罪结构、刑事立法、刑事政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轻罪治理问题开始变的日益迫切。中国式刑事法治现代化视野下的轻罪治理强调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引领下推动轻罪治理的法治化、协调化和现代化。在立法层面,轻罪治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在刑法中,并推动犯罪分层模式、刑事一体化机制以及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化与协调化。在司法层面,轻罪治理首先强调司法理念应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兼顾为目标,并努力从以往治罪为目的的司法理念转向治理为目的的司法理念,实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其次司法强调解释方法上通过先形式后实质的解释进路贯彻刑事政策,在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实现对公民基本权益的最大保障,最后司法上应强调手段的多元化,加强数字司法建设,从而通过效率的提高实现轻罪治理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

中国古代“出礼入刑”传统之赓续与创新

“出礼入刑”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结晶。随着我国古代礼法关系经历了礼刑并用、礼刑互斥、礼法合一、隆礼重法这四个历史阶段,“出礼入刑”法律传统得以形成、发展并巩固。“出礼入刑”并不是机械地要求礼和法在适用上完全对应,而是强调礼和法是有差异的统一。礼和法可以相互为用,但礼是法的指导与渊源,任何法律制度都要以礼的精神作为支撑,使礼的规范法律化。“出礼入刑”法律传统揭示了礼和法的互动关系,它是中国古代一个长期的社会现象,并对古代治国理政的模式、法律制度的基调、法典编纂的风格以及审判决狱的思维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与重大命题之下,应当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积极借鉴“出礼入刑”法律传统中的有益成分,实现礼法关系的现实转化,探索法治与德治并重的社会治理新方式。

《五十二病方》的临床思维探讨

马王堆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中医临床医学著作。书中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全科医学疾病谱。临床思维方面,其疾病观的逻辑链:不德(包括鬼神情志、有害气候环境因素、外伤邪侵、动物昆虫咬伤、饥饱伤食、不成人者等)—病症(52类疾病、108个病种)—养德(顺应自然及心性修养、巫方祝由、香辣食物)、归德(辛香药物外治内服、物理疗法、灸疗法、禁忌等防病治病)—数术(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医经、经方、房中、神仙);临床诊断方面,先辨别病类与病种,之后归纳主要症状与证候群;临床治疗方面,治求标本、治分缓急、辨治异同、三因制宜、随症治之等治则,治疗方法全面多样,结合方症相对论和互渗律组方用药,开创了中医早期治则学形成和应用发展的先河,其“辨病﹢辨证﹢方药”或者“辨病﹢方药”的临床思维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石。

刑事政策视域下反恐怖法律体系的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了系统的反恐刑事政策。从刑事政策视角审视我国反恐怖法律体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能够凸显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基本立场,贯彻国际合作的原则,落实源头治理的刑事政策目的,体现综合施策的刑事政策手段。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先发制敌、保持主动在刑事立法中过分解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法治化发展不均衡,系统治理的法治化观念不强。反恐怖法律体系的完善,应当进一步转变理念,推进程序立法,强化人权保障;明确概念,强化实施,重视反恐怖主义的地方立法;优化体系,加强衔接,发挥法治反恐的合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刑法学高质量发展论纲

中国特色刑法学是独立自主发展的产物,以兼容并蓄为内在特质,已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导向下,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中国特色刑法学应当快步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并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规划,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要求为纲目,应抓紧做好做优刑法治理能力与体系建设,尤其是提升轻微犯罪的治理以及网络犯罪、数字经济犯罪等新兴领域的规制效能。全面推进科学的刑法立法仍任重道远。有必要从整体上做好顶层设计,有序攻克具体的重点难点,持续保障立法的高质量。

极泉穴的古今应用规律研究

目的:通过充分查找古籍及现代文献中对极泉穴的临床应用记载,较为全面地探究极泉穴的古今应用规律,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方法:古代文献主要以《中华医典》(第五版)收录的中医古代书籍为检索源,现代文献主要以国家知识基础设施数据库(CNKI)、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CSPD)(截至2021年12月24日)所收录的文献为主,采用计算机检索与手工检索相结合的方式,对古今文献中所记载的与极泉穴相关的条文进行查阅、收集,最后建立数据库,将与其相关的主治病证、治疗方法、针具规格、针刺深度、补泻方法、注意事项等录入Excel表格,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摘录古籍条文185条,纳入条文31条,其中极泉单穴主治病证有9种,配伍主治病证有2种。查阅现代文献502篇,纳入文献309篇,极泉单穴主治病证有9种,配伍主治病证有21种。主治病证多为心系和肢体经络疾病;最常配伍的腧穴为肩髃穴和曲池穴;除针刺外,操作多采用灸法和推拿手法;补泻手法以提插泻法居多;针刺深度多为0.5~2寸。结论:本研究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古籍及现代文献中极泉穴的应用规律,可为临床使用极泉穴提供参考。

论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必然性的四重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客观的逻辑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而且遵循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作出的正确选择,是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的四重逻辑必然性深刻体现了客观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历史过程性与历史超越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刑法中的“没收”及其缺憾与完善

中国刑法规定的“没收”分为刑罚性质的没收和非刑罚性质的没收。没收刑制度在中国刑法中虽然予以了保留,但其存在也必然深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其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完善中国刑法中的“没收”制度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废止没收财产刑;二是将没收作为一种独立处分,以“对财产的强制处理方法”的名义单列;三是设立追征制度;四是对没收财产刑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侵犯他人合法财产权益的情况规定没收补偿制度和没收替代制度;五是开展刑事没收的国际合作。

新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诞生和发展——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刑事诉讼法》颁布40周年之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刑事诉讼制度走过了雏形设计、初步实践、广泛探索和深化改革四个重要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程序法治取得非凡成就。《刑事诉讼法》在1979年颁布后,经历了1996年、2012年、2018年三次修改,以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价值、刑事诉讼构造以及刑事诉讼文化等理论为基础,逐步强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未来应当进一步繁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促进刑事诉讼制度完善,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立体刑法学:回顾与展望

追溯了"立体刑法学"的由来及其10余年来在学界关注下的发展历程,阐释了"立体刑法学"的生命力在于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刑法发展的时代要求,也反映了刑法运行的实际状况,有利于向世界发出中国刑法学界的声音;指出了"立体刑法学"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课题并进行具体分析,进而提出"立体刑法学"今后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即突出刑法的主体地位、区分实然和应然、关注刑事政策在"立体刑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归属,逐步实现"立体刑法学"的阶段性目标和远期目标。

基于中医传承辅助平台的针灸治疗痛风选穴规律研究

目的应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系统分析2007年以来,针灸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选穴规律,探求高效取穴,以期为临床治疗痛风提供参考。方法采用计算机检索和手动检索的方式,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Pubmed中,检索2007年1月-2016年10月期间发表的相关文献,制定纳入排除标准,纳入文献后,使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分析取穴规律。结果共纳入文献38篇,得出关联度最高的对穴为足三里—三阴交,置信度>0.9。结论通过使用中医传承辅助平台,对近十年来针灸治疗痛风的选穴规律进行了系统分析,对指导临床规范化治疗痛风具有一定意义。

论警察的选择性执法——以刑事执法为例

警察刑事执法中的选择性执法表现在警务资源分配、立案、强制措施适用以及侦查行为的实施等方面,并有执法空间大、监督少、利弊共生的特点。警察选择性执法存在的原因包括执法资源的有限性及犯罪的不断增长而引起的资源分配不均,也有成文法的局限性及执法者自身素质差异的因素。警察选择性执法是否合理合法决定其是具正面价值还是负面价值。通过增强执法的透明度,强化监督,要求警察执法遵循相应的原则并提高警察的各种素质,可以把警察的选择性执法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

现代针灸治疗卵巢早衰选穴规律研究

目的:分析总结现代针灸治疗卵巢早衰临床文献的腧穴选用规律。方法:检索PubMed、中国知网(CNKI)、维普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建库至2017年5月间符合针灸治疗为主或其他疗法配合针灸治疗卵巢早衰的相关文献,梳理后纳入文献47篇,总结其选穴规律。结果:发现关元、肾俞、三阴交、中极和足三里为最常用腧穴;足太阳膀胱经、任脉、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和足少阴肾经是选用较集中的经脉;胸腹部、下肢部和腰背部是选取腧穴较集中的部位;交会穴、募穴、背俞穴和五输穴是选用较多的特定穴类别。结论:现代针灸治疗卵巢早衰的选穴规律为循经、分部、辨证取穴,并以特定穴为主。

保安处分及我国刑法制度的完善

世界各国刑法的发展 ,都在经历一个由严酷到缓和、由报应到教化的过程 ,保安处分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正是这一过程的反映。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建立保安处分制度 ,但类似保安处分的措施却大量存在。这些保安措施存在许多严重问题 ,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极不适应。而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就是通过规范化、程序化 ,将之纳入统一的刑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