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公司治理水平与双元创新

双元创新是企业顺应市场变化、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探究如何推动企业进行双元创新、如何平衡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决策,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水平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企业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且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能够显著提升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利用式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提出企业应设计合理的薪酬方案、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加大双元创新投入等建议。

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与并购中业绩承诺的履行

企业高管无疑是影响并购中业绩承诺履行的重要因素,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认知方面,对于与高管利益密切相关的高管薪酬契约在其中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基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视角,以有并购并处于承诺期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用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衡量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业绩承诺的完成率和完成的可能性也越高。本文将其中的作用机制归结为高管薪酬契约对业绩承诺履行的正外部性或“溢出效应”,以及业绩承诺补偿条款的“倒逼效应”,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以及业绩承诺补偿方式的视角进行了验证。结论对于进一步完善业绩承诺履行机制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拓展了高管薪酬契约外部性的研究文献。

央企高管薪酬:现状分析与展望

国有企业由于其经营目标和任务的特殊性,管理人员薪酬契约设置容易产生激励不足或激励扭曲的问题。如何完善高管激励机制一直是国企治理和改革关注的重点。本文以中央企业(以下简称“央企”)公开披露的高管薪酬数据为基础,分析央企高管薪酬福利的现实水平、组成结构及变化趋势,讨论优化国企高管薪酬契约、提升激励效能的方法途径。从央企高管薪酬的整体走势来看,平均薪酬水平稳中有升,但涨幅有限,薪酬构成相对稳定。根据央企高管薪酬分配的现状,本文进一步提出,通过契约条款强化薪酬绩效关联性,创新长期激励要素,合理配置薪酬组成结构,根据国企功能属性和定位,差异化薪酬契约中的业绩目标和考核方式,有助于实现薪酬激励效果和组织绩效的整体提升。本文的研究为更好地理解国有企业薪酬激励问题、改善薪酬契约、优化激励效能提供了客观的现实依据和有价值的参考思路。

机构持股改善了企业高管的薪酬治理吗?——基于PSM-DID模型的分析

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07年-2021年上市公司样本,在使用PSM+DID有效控制机构选股偏好引致的内生性前提下,检验了机构持股、机构持股结构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结论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确实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操纵并提升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这一作用需要机构持股相对集中才能实现,机构持股集中度成为机构投资者影响高管薪酬的调节变量。同时机构持股对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在公司业绩下滑区间薪酬影响更为强烈。此外,机构持股的薪酬影响实现,主要是通过管理层限权而实现,在高管理层权力样本组中,机构持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被大大削弱。

内部审计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基于内部审计全流程监督视角

本文以2014—2017年我国A股上市中央企业为样本,基于内部审计全流程监督视角,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维度检验了内部审计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结果发现,内部审计事前资源投入、事中项目活动和事后意见反馈越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进一步地,当外部审计监督力较弱、管理层权力较大时,内部审计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高质量的内部审计有助于降低管理层的超额薪酬与内部薪酬差距,反映了内部审计通过抑制高管过高薪酬有助于实现薪酬管制目标,然而,内部审计对降低高管薪酬粘性的作用较为有限。研究结果揭示了内部审计全过程监督对推动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合理化的作用,丰富了内部审计发挥治理功能的相关研究。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双元创新--股权集中度与独董比例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通过“连接”实现了各种技术创新、各种方式重新组合。在此背景下,企业应培养动态的双元创新能力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数字化环境。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引入股权集中度和独董比例两类公司治理变量作为调节项检验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企业越有可能减少探索式创新活动,股权集中度显著增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在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利用式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独董比例削弱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以期为企业设计高管薪酬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因素、促进双元创新提供实践指导。

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敏感性因素分析--金融业的证据(2000～2005年)

高管的薪酬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金融企业与其他制造性企业又有较大的不同,影响薪酬的因素较为特别。文章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金融类企业高管薪酬与其业绩之间敏感性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负债比率、收益波动性与敏感性负相关,外资进入、高管任职时间、金融监管以及董事会的独立性对这一敏感性的影响不显著。

公司治理、盈余质量与经理报酬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

本文从经理报酬契约设计的一般原理出发,系统论证了经理报酬、盈余管理和董事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4年度的数据,对经理报酬业绩敏感度与盈余管理、董事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盈余管理对经理报酬业绩敏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当经理报酬契约基于会计业绩设计时,经理有动机为增加其报酬利用盈余管理调增了会计收益。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尽管董事会对经理的选聘、报酬契约的合理确定和会计业绩的真实性负有重要职责,然而董事会并未对会计收益中包含的操纵性应计利润部分进行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真实的会计业绩确定经理报酬,显示出董事会并未很好地履行股东赋予其的职责。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高管薪酬契约

利用厦门大学内控课题组构建的企业内部控制指数,本文实证考察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好,企业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企业高管的薪酬粘性越低。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在国有控股的公司以及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此外,内部控制质量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内部环境、控制活动以及信息与沟通等三个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公司的高管薪酬的契约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会受到制度环境包括公司的产权性质和所处的行业因素的制约。因此,要提高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必须改善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同时需要完善相关的制度环境。

风险投资的公司治理作用:高管薪酬视角

风险投资在公司治理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文章从高管薪酬的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对其所持股的创业板企业高管薪酬水平和结构,特别是对薪酬理论中的关键指标——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与无风险投资持股相比,风险投资支持企业的高管总薪酬水平和股权薪酬显著更高;高管货币薪酬绩效敏感度较低,即风险投资对传统的管理层货币薪酬治理机制具有"替代效应",而风险投资支持企业的高管股权薪酬水平显著较高,风险投资发挥了对高管股权薪酬的"促进效应";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会显著影响风险投资替代效应、促进效应的发挥。文章揭示了风险投资对企业实施监督及增值的一种治理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在不同股权结构下的变化,为研究我国风险投资的价值增值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

市场化进程、企业特征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制度背景,就不同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对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的敏感性降低,与市场业绩的敏感性增加,这表明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改变了高管薪酬契约中不同业绩指标所占比重的大小;同时,区分不同性质和行业的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显著大于非国有企业,对保护性行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显著小于竞争性行业,这表明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背景对不同性质和行业的企业高管激励契约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债转股”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

"债转股"对高管激励具有显著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债转股"公司来说,"债转股"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债转股"能提高对公司高管的激励效应。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要结合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当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时,可以引进新的股东改善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以更好地激励高管;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支配权的让渡必须依靠各产权主体之间的资源谈判来完成,应使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更好地发挥相机治理及其对高管激励的替代效应。

政府控制与企业高管人员薪酬绩效敏感度

根据我国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特征,着眼于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级管理的背景,将国有上市公司分为中央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2类。由于政府对这2类公司监管程度的差异、企业面对的市场风险的不同,以及这2类公司高管人员对薪酬的关注程度存在差异,说明薪酬在这2类国有上市公司中的重要性并不一致。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业绩敏感性与政府控制人的行政级别相关,中央政府控制企业的高管人员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

基于不同股权特征的上市公司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

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存在重要的产权和治理结构差异,因此它们对经理的激励也可能存在重要差异。基于此,本文将样本上市公司分为国家机构直接控股、国有独资企业代表国家间接控股、国有法人控股和私营企业控股的民营上市公司四类,并且分别检验四类样本公司的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我们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最高,其次是国有法人控股和国有独资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而国家机构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报酬业绩不敏感。

内部控制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国有企业分类改制的背景

在国有企业分类改制的背景下,文章以2009-2015年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按公益类和商业类国有企业进行分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公益类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不显著;对商业类国有企业进行细分后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竞争型和行政垄断型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显著增强,而对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可见,内部控制的实施在不同类型国有企业中影响不同,内部控制并不是提高全类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良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必须对症下药。

创业投资的治理作用:——基于高管薪酬契约设计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9-2012年沪深两市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创业投资参与对民营和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创业投资能够显著改变民营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但是创业投资并没有显著改变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2)对民营企业而言,创业投资参与降低了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敏感性,但是提高了高管薪酬与市场业绩敏感性。实证结果表明,创业投资在民营企业高管薪酬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创业投资更加重视市场业绩在高管薪酬契约中的作用;创业投资对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契约影响非常有限;创业投资参与民营和国有企业的动机可能存在差异。

职业忧虑、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创新——基于新任CEO视角

文章以2007-2014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新任CEO视角考察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上对新任CEO研发强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这种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中表现较弱。进一步检验职业忧虑对二者关系的影响,发现当职业忧虑水平较高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新任CEO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会减弱;但这种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不明显。研究结论对我国如何制定管理层薪酬契约以促进企业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粘性研究

文章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以及粘性进行了理论回顾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采用我国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2007—2011年连续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了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证实了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性并分析了其时间发展趋势,最后从董事会特征的角度寻找可以降低薪酬粘性的因素,以期更好地维护薪酬契约的有效性。

金融业上市公司薪酬绩效敏感性的实证检验——基于绩效指数PFMI

金融行业的高管高薪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和政府的关注,故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薪酬管理及绩效评价的法规。由于金融行业中四个子行业——银行、保险、证券和信托的经营各具特色,业绩指标构成也存在差异性,因此,改变以往大多数文献只选用单一财务指标作为业绩变量的普遍做法,参考《金融企业绩效评价办法》设计金融企业综合绩效指数PFMI作为代理变量,以沪深A股市场共42家上市金融公司2006—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通过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和非平衡面板数据回归来研究金融行业薪酬与绩效间的敏感性,就更具有针对性。经比较后发现,上市银行高管薪酬与银行业绩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且薪酬绩效敏感性系数相对较高,保险行业的高管薪酬绩效敏感性次之,而信托和券商的高管薪酬绩效敏感性较低。这些结论对金融企业绩效考核及其薪酬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实证参考意义。

会计准则变迁、准则执行环境与薪酬契约有效性

评价会计准则变迁的经济后果,除了考虑会计准则本身之外,会计准则执行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使用2002-2006年和2008-2014年的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准则执行环境的影响,考察新会计准则实施以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变动状况。验证结果显示:通过新会计准则的施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降低且敏感性较为显著,高管薪酬向下的刚性特征同样显著。进一步结合准则执行层面因素的检验结果发现,在准则执行外部环境较好的样本组中,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降低的幅度更小,在非国有、中央政府控制和高管权力较大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下降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