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风险与胥吏人事:官吏分途现象形成与持续的政治逻辑分析

本文试图论证,官吏分途从治理逻辑来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安排,其形成与持续主要是政治逻辑支配的结果。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朋党与官僚贵族化等官僚人事风险,导致统治者的人事权力受到侵蚀,危及统治基础。胥吏人事制度涉及各级政府如何安排僚属的问题,因而与上述官僚人事风险紧密关联。文章认为,官吏分途的形成是东汉以来官僚贵族化的结果,贵族与庶族的社会身份差异影响了正式官制的设置,造成官与吏在来源人群、等级地位与道德评价上的全面分途。官吏分途的持续则与后世统治者对官僚人事风险的防范有关。胥吏人事的合理化需要重新引入政治上风险巨大的辟署制,统治者宁愿忍受官吏分途导致的治理弊病也不愿变革。本文的研究拓展了“风险论”的视野,揭示了此前较少为人关注的官僚人事风险及其对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统治风险在当代依然部分存在,也受到中央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视,并着手防范整治。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 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事务分类与激励匹配:对基层“干部分流”现象的新理解

当前中国基层政府的干部选拔激励存在从相同身份的普通干部中选拔出优秀者担任领导干部的问题。如果仅以“三定方案”规定的行政性事务为标准,那么不同单位、科室及岗位的工作差异性较大,相互之间可比较性较弱。事实上,基层政府内部除了行政性事务外,还存在政治性事务,它是“三定”方案之外的事务,包括中心工作、社会面事务、交办事务等。两类事务性质不同,行政性事务程序性、事务性较强,政治性事务则政治性强、要求高。行政性事务是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承担的事务,用于评价工作人员的“德能勤绩”情况;而政治性事务则只有少部分人承担,用于对承担者进行政治评价。这样,基层政府对承担政治性事务的工作人员进行政治激励,包括晋升流动,而对仅从事行政性事务的工作人员则给予行政激励,一般不涉及晋升流动。通过是否承担政治性事务及其效果如何来评判工作人员的优劣差等,就成为基层政府普遍认可的选拔培养干部的标准,基层人事管理上的事务分类与激励匹配机制实现了基层干部的分流。

清代州县司法中的官吏分途与权力分化——兼论传统中国司法的“专业性”问题

官吏分途是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一个突出特征。在清代州县司法中,官吏分途现象导致地方的司法权在州县官和地方吏役两个群体中产生分化,亦即清代州县司法的司法主体实际上由显形的州县官和隐形的吏役两类群体构成。名义上掌握司法权的州县官尽管在知识结构上未将法律知识作为重中之重,但熟悉律例知识仍是其职业必备技能之一。对于掌握着专业律例知识的吏役而言,其对于清代州县司法事务的参与赋予了州县司法极大的专业性,从而使得州县司法活动呈现出理性化和程序化的特征。对于清代州县司法中官吏分途与权力分化现象的考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司法“专业性”的问题。

岗编分离:吸引专业人才投入乡镇基层治理的四川样本

人才匮乏是约束西部地区乡镇基层治理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也制约着乡村振兴绩效的提升。乡镇基层的人才振兴是一项艰巨任务,不仅要留住和引回"乡土人才",还要吸引医疗、教育、政法等专业技术人才进入基层公共服务领域。四川省探索实施编制放在上级,人员下沉基层的"岗位和编制适度分离"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引导、激励省市县专技人才向乡镇流动。透过案例比较研究,本文讨论了"岗编分离"的政策背景与价值基础,验证其实施效果,进而提出改善政策执行效果的有效工具。

论清末东北宪政改革的特点

以实施宪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是清末东北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具体表现在 :一是通过官制改革调整了地方行政机构 ,加强了地方公署对边疆的控制 ,为东北实施宪政铺平了道路。二是把司法独立作为实施宪政的关键 ,完善了近代地方司法体系。三是以地方自治为实施宪政的基础 ,促进了东北近代民主运动的发展。四是以谘议局为实施宪政的后盾 ,扩大了谘议局参政的深度和广度 ,并充分利用谘议局与商会的特殊关系 ,使公署、谘议局、商会形成一个有机体 ,从而东北的宪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