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主题胡仁乌力格尔的形成与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胡尔奇们开始说唱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歌颂革命英雄事迹的“新乌力格尔”。红色主题胡仁乌力格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种类。它和本子故事一样,是胡仁乌力格尔整体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红色主题胡仁乌力格尔的来源包括汉族革命历史小说或影视作品、连环画及其蒙译作品的再创作、蒙古族革命历史小说、蒙古族民间文学体裁的再创作以及胡尔奇新创作的新乌力格尔等。它是由时代的要求、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书面文学的作用、口传文学体裁的转换,以及胡尔奇口头创作和听众需求所形成的红色革命文化。

“难以被建构的城市”——论城市题材在“十七年小说”中的“困境”

“十七年小说”中,城市题材作品远没有达到如“革命历史小说”、农村题材小说那样代表作家众多、经典之作频出的高度。造成这一文学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学传统上来说,现代文学时期城市题材小说数量有限,而且多表现的是对城市的批判,故没有形成可供“十七年小说”借鉴的资源。从现实层面上来说,随着建国后社会主义制度在城市的确立,对城市的书写逐渐从都市生活转向工业生产,但这却与当代作家的写作经验产生了“错位”。此外,农村题材较城市题材更容易实现当代文学对“革命的现代性”的追求,这无疑让城市题材在“十七年小说”题材选择过程中处于了劣势。

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引路人”——以《红豆》《青春之歌》《红旗谱》为例

十七年小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影响下展现出鲜明的政治工具属性,由此小说中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便相对稳定模板化。其中“革命引路人”这一人物形象因其在特定情节模式中不可缺少,而在革命历史叙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红豆》《红旗谱》以及《青春之歌》中“革命引路人”以正面鼓励型和以身践行型两种类型出现。尽管“引路人”由于身份和环境的不同会产生些许差异,但其共有的“引路”属性仍不容忽视。“革命引路人”还承担着解救、完成任务、身份转换三种叙事功能,对丰富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和传承红色文化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历史的哗变与圣者的遁逸——论新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

时代的差异、西方当代文学与史学观念的介绍与引进,以及作家自身独特的境遇,促使新历史小说作家彻底抛弃了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文学观,颠覆了既往革命叙事的经典模式。革命叙事在新历史小说中呈现出对革命起源神话的终结、革命历史叙述的重组、革命英雄的沉落等截然不同的景象,表现了拓展历史生活扇面的趋势,但对革命历史的随意处理或编制也有取悦、迎合大众文化之弊,革命历史被演绎成纯粹的幻想,其颠覆性破坏给以后的小说创作以警示。

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新革命历史小说书写

新革命历史小说以个人化、民间化视野颠覆传统革命历史小说的阶级性、正史性,重新还原革命历史中的个体英雄主义,其畅销原因主要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现实焦虑与怀旧情结的互动、大众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谋、大国气象的强势体现、个人梦想的奋斗等值体现。而新革命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则表现在:消解阶级对立,革命者革命初衷不纯,男权中心视域下的欲望化凝视,重新强化国共合作的重要性以及悲剧美学的书写。因此,革命英雄们不仅重情重义,还具有草莽英雄的匪气和霸气,这导致他们在和平年代没有生命的皈依感,为了缓解英雄情结的焦虑,不得不通过日常生活的军事化替代来进行自我满足。

“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

围绕着如何评价"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已形成了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这两种不同观点。前者完全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并进而把"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与《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经典化,表现出将历史泛革命化和极端化的革命拜物教;后者不认同"红色经典"这一命名,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历代作家的最优秀的作品,是民族和人类文明的结晶,是前人智慧与创造的积累,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经典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是全人类共通的人的真善美。"十七年"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表现出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和革命的原教旨化,艺术上唯革命标准是从,充满了宣扬仇恨的语言暴力,叙事模式化,故不能成为文学经典。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并把此文的写作,看做是一种自我精神与自我意识的疗救过程。

借鉴与转换:论“十七年”革命英雄传奇与中国古代侠义小说

革命英雄传奇是"十七年"时期非常繁盛的一种叙事样式。它以战争生活为创作背景,以通俗写法为叙述手段,以传奇为写作特色,吸收了我国民间传统中的侠义精神,对古代侠义小说艺术经验进行了借鉴、改造和转换,不仅深受读者大众的欢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象征中的秩序: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成长”——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解读

在"革命"之后的政治实践及历史叙述中,知识分子被定位在历史的"中间人"的位置上。文学叙事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在其象征秩序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想象形成了某些"成长"模式。作为政治叙述的一个典型符号,知识分子遵循着阶级论的逻辑"成长",而作为人性化叙述的符号载体,他的"成长"又遵从个体的、人格化的逻辑,两重话语的交错、纠缠造成了人物性格的扭曲或文本的内在矛盾。

现代中国革命文学发生期“写实”的限度——以作家叶圣陶小说创作为例

从现代中国革命文学的发生考察,五四作家的创作实践应该不限于已有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分类和定位,叶圣陶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他的小说创作一方面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天然的接续,另一方面从开始就表现出改造现实主义的某些特质的诉求。叶圣陶小说创作不是致力于普遍事实的主题思想、宏大叙事的传达,而是体味把脉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细节、最了解的人物心理,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还原历史变迁与人物命运的纠缠,表现普通人的观察与时代社会的密切联系,可以触摸到有体温的人生感知。叶圣陶做人的"真诚"与小说创作信奉的"冷静""客观"的写实,既为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作出了自己的诠释,又为现代中国革命文学最初的实践提供了完整而丰满的来去路径。

孙犁小说的革命风景及其书写机制

"真善美的极致"一直是孙犁执着坚持的文学追求。在这样的文学观念影响下,"阶级"和"革命"等意识形态话语在他的小说中被"装饰"成优美的田园风光,变成了一幅有待发现的"风景"。在孙犁笔下,风景并不是仅仅存在于审美层面,而是包含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内容,而这样的意识形态内容是作家主动渗透和主观建构的。"革命风景"在孙犁小说中真正成为了主体和客体相互建构,个人与时代相互纠缠,自然、历史、时代相互渗透的文学景观。在孙犁笔下,看似云淡风轻的田园风情、温情脉脉的人性人情,其实都包含着抗战背景下多种话语的张力书写;看似革命话语统编一切,但人性话语却在张力书写中成为风景的一极,最富艺术的生长力和时代的穿透力。这样的书写范式,主观上迎合了时代的要求,客观上开拓了革命话语的书写空间,使得孙犁小说的风景书写呈现出丰富的文化意蕴。

论20世纪80年代西藏长篇小说创作

20世纪80年代是西藏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创作,都逐渐走上规模化的创作道路。其中长篇小说取得的成绩也值得关注。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在作品题材选择上具有相似性;呈现出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主义的整体审美风貌。以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此类小说的出现,包含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和艺术审美意义。

“民元记忆”与鲁迅小说中的革命党形象

在鲁迅精神史上,民国理想和"民元记忆"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精神事件,也是鲁迅创作深层意识中难以抹除的历史烙印。鲁迅先后创作的《药》、《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三部与民元革命相关的小说中,分别塑造了的夏瑜、N先生、假洋鬼子三个面貌各异革命党形象。这三个革命党形象出现在民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体现出民国革命不同时期的革命观念和精神状况,成为鲁迅探讨民国理想失落和民国来源失传的形象表述。

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历史叙事分析

革命历史记忆的建构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叙事的问题,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关于革命历史的叙事经历了一个从革命的现实反映到革命的历史化讲述,再到历史的革命化讲述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来建立革命历史的整体记忆。革命历史的外在时间谱系和内在逻辑结构的确立,成为革命历史叙事的关键。

论20世纪50、60年代的革命小说对“传奇性”的规范

20世纪50、6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通常都具有某种"传奇性","传奇性"在这个历史阶段处于一个两难的位置:"传奇性"有利于突出革命英雄的精神优势,但"传奇性"的过分膨胀则将导致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直接抑制,因为"传奇性"的过分有可能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所以,在当时的革命小说中,"传奇性"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被提倡的文学想象方式,而是一种被"规范"的对象。

莫言的《红高粱》与“新历史小说”

莫言是新时期的重要作家,莫言的写作突破了当代文学的传统规范,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意义。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既被视为“寻根文学”的终结,也被视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和代表作品。《红高粱》中人物描写的方法与当时有关人物性格复杂性的理论探讨有着密切的关联,反映了当代典型理论的重要变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崩溃及其对于创作的影响。《红高粱》和“新历史小说”的潮流与20世纪50年代《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强大规范构成了明显的对话关系,其“情欲化的历史”和“迷宫般的历史”鲜明地体现了对“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颠覆和重写。同时,《红高粱》的解读和“新历史小说”现象的命名与阐释本身也是一个在阐释中不断变化的过程。

论台静农的小说创作道路

台静农以爱情小说的创作走上文坛 ,而真正确立了他在现代小说史上地位的是乡土小说的创作。他的乡土小说描写了古老乡镇的风俗人情画面 ,展现了乡村百姓的悲剧命运 ,揭示了老中国儿女灵魂的愚昧与麻木 ,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后期的小说创作重在青年知识分子革命形象的塑造上 ,属于早期革命文学的范畴。他走了一条从爱情小说到乡土小说 ,到革命小说 。

语境和媒介迁移中的互文性解构与建构——新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影视剧改编主题研究

在多元碰撞融合的"后革命"时代,红色基因仍然需要代代相传。新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影视剧改编场域中的革命重述,在对传统革命历史叙述的解构与建构中,呈现出多样性的主题维度——修正与反思、承袭与延伸、娱乐与消费等。富有深度的革命重述需要剥离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犬儒主义的虚假外衣,自由地穿行在历史祛魅与赋魅在的审美烟云中,以扬弃的辩证态度进行革命的传承与再造。

革命叙事与史诗性追求的成功与缺失——从《创业史》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西部小说

作为当代西部小说第一时期的代表,《创业史》以其宏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获得了恒久的魅力。然而,小说“史诗性”追求背后所折射出的作家对于“革命”的理解和认同,也反映出西部小说在1950—1960年代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留下的缺憾。从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作家心理、作品的审美取向等多方面着眼,可以发现西部小说家们在建国以后意欲抢占文坛“制高点”的冲动,揭示出柳青等作家既从“革命”中获得了作为历史主人的喜悦,同时也使“革命”逐渐地内化为他们生活、思维、行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同时,也可以破解和阐释中国文艺政策对这一时期农民型作家和城市型作家造成的巨大心理冲击,以及由此而对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新时期以来的“革命历史小说”研究述评(1978—2008)

论文对1978-2008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从总体研究、重要作家作品研究、史料整理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把30年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重建与恢复(1978-1990)、延续与开拓(1991-1999)和繁荣与深化(2000-2008)阶段。并对当下的研究提出了对策和展望。

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叙事中的“传统”问题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叙事问题上表现出浓厚的"传统性"。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逻辑等方面都表现出对古代白话小说的继承与改造:一方面古代白话小说传统的运用使革命意识形态获得了有效的传达;另一方面古代白话小说传统自身的特性使它溢出革命意识形态的规范而拥有了自身的存在意义,革命意识形态对其表现出规范与制约。在革命与传统的二重奏中,二者交相呼应而又互相抗争,形成了当代文学叙事的新传统,这一传统又潜在影响了至今的某些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