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ffec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Audit on the Quality of CSR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mpirical Data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As an important corporate govemance mechanism, external audit helps to improve corporate economic performan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audit can supervise and constrain the disclosur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risk assessment and consulting planning,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Taking 2010-2013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 samples for empirical test, we found that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audi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urther study found that the greater the intensity of corporate shareholder oversight,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audit on the quality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ore obvious.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supervision of the major shareholders in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to a greater extent enhanced the quality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

近年来,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可能通过共同持股关系形成网络团体,采取一致行动。基于中国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了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结合社会网络理论与代理理论,探究网络团体持股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团体持股可以有效提升企业ESG表现;网络团体持股能够缓解2类代理问题,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以及抑制大股东私利促进了企业ESG表现;在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网络团体持股提升企业ESG表现的结论仍成立。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表明,网络团体的特征会影响企业的ESG表现,即团体数量更多、规模越大、背景越丰富,持股越稳定,相对力量越强,企业ESG表现越好。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的后果研究和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和政府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启示。

投服中心行权会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投服中心”)推出的持股行权政策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制度创新,为解决中小投资者保护难题提供了政策思路。基于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投服中心行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投服中心行权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投服中心行权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缓解代理问题进而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劳动投资不足、治理水平较低的企业中,以及行权方式为专项行动、股东大会和网上行权时,投服中心行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效应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投服中心行权通过提升劳动投资效率,提高了企业业绩和企业价值。因此,应充分发挥投服中心行权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

企业转型升级信息披露能否促进机构持股?——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汉语词汇学理论,利用“类词缀”特征的文本分析方法建立了企业转型升级词库,并对转型升级信息披露水平进行了测度;以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转型升级信息披露水平与机构持股比例显著负相关,且分析师预测分歧发挥加剧抑制作用的调节效应;进一步明晰了转型升级信息披露对异质性机构投资者持股的不同影响,从转型升级绩效的调节作用、企业市场价值的中介作用及其脉冲响应,揭示了转型升级信息披露影响机构持股的转型升级绩效不佳的替代机制、市场价值反应的滞后机制。

控制权争夺动因和社会资本参与影响研究——以奥马电器的控制权争夺为例

控制权是公司治理机制及利益相关者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核心因素,因此,控制权争夺成为各利益相关者博弈的主题。在控制权争夺的过程中,公司大股东和公司创始团队的社会资本运作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基于控制权争夺动因和社会资本影响的视角,通过对奥马电器控制权争夺的案例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公司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构建理论框架,探究奥马电器被控股的成因,分析奥马电器控制权争夺的历程和公司价值的发展趋势,重点剖析社会资本在奥马电器的控制权争夺过程中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具有促进利益共享、降低交易成本、高度集中控制权等益处,是企业获得控制权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同时对于控制权争夺过程中企业价值如何更好发展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和启示。

股东会电子化中股东平等原则的规范构造

出席股东会是股东行使自身权利、治理公司事务的基本路径。委托代理人出席或书面表决等方式系原《公司法》认可的股东现场出席股东会的合法替代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均存在不足。鉴于实践效果上电子化表决在提升参与度和确保表决真实性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新《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可以通过电子通信方式召开电子股东会,进一步提高了股东参与度并克服了传统的两类替代方式的弊端。该规定是对实践中已广泛采用的股东会组织方式合法性的确认。然而,新《公司法》等现行法律法规并未充分考虑到电子股东会制度可能引发的股东知情权行权差异和潜在的股东不平等问题,也并未对上述问题以及电子股东会可能发生的程序瑕疵、系统障碍作出针对性的预防和救济规制。实施电子股东会的公司应当保障不同参与方式的股东均可以充分行使权利,制定电子股东会决策程序瑕疵、出现系统故障时的预防和救济措施,以全面有效发挥股东会应有的功能。

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股票市场操纵:加剧还是抑制?

股东治理是股票市场运行的基石。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股票三秒切片高频交易数据检验了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股票市场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能够加剧股票市场操纵,缓解内生性问题后结论稳健。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会加剧大股东掏空效应、降低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股票流动性,从而促进股票市场操纵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在分析师关注度低、两职合一、独立董事占比低等弱监督制衡机制的环境下,第一大股东持股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建议通过构建适度制衡的股权结构、加大股东监督力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完善市场操纵监控体系等措施推动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连锁股东与企业创新绩效——来自制造企业的经验证据

连锁股东作为资本市场新兴所有权主体,对创新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连锁股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通过协同治理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在采用PSM法、工具变量法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路径机制检验表明,信息效应与产能效应是连锁股东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两条重要渠道。拓展性分析发现,高管风险偏好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均正向调节连锁股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连锁股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高科技企业和东、西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为连锁股东发挥协同治理效应的现有文献提供了重要补充,为当前企业基于自身情境优化创新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

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提升MD&A信息含量吗

新形势下,国有企业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以完善公司治理和市场化运营成为重要议题。现有关于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的研究大多关注经营与投资决策,鲜有涉及MD&A信息含量的相关探讨,因此,本文以2013—2021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MD&A信息含量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能显著提升MD&A信息含量;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公司治理水平较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时,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的作用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主要通过提供增量信息与发挥监督效应的渠道提升MD&A信息含量;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信息含量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与外部投资者信心。研究结论为有效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充分发挥非国有资本参与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

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来自上市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如何认识股东超额委派董事这一行为,切实规范董事会决策机制,已成为公司治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鲜有文献从非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的视角展开讨论。鉴于此,本文以2008—2021年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深入考察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会降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机制分析表明,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会加剧第一类代理冲突,进而导致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企业处于非数字化转型期、外部审计监督较弱、地区市场化进程较慢时,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非家族股东超额委派董事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由此增加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即会计信息质量在两者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年报前瞻性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随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数量越来越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和市值盈余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基于此,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3—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所发布的年度财务报告为样本,利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数据,从文本信息的内容和态度偏好程度进行挖掘。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更多的积极信息和有利股价的预测信息,而控股股东为了控制风险,具有强烈粉饰年度报告的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粉饰年度报告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增加乐观信息的陈述,上市公司面临外界质疑时将会披露更多的乐观文本信息。

非控股股东积极参与决策提升了资产定价效率吗?--基于股价信息含量的考察视角

股价信息含量对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的评价作用。股价的信息含量较低,意味着股价中的公司特质性信息的融入程度较低,严重损害了股票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效率。本文以2006年至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价信息含量视角出发,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投票数据,探究非控股股东积极参与决策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效应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非控股股东积极参与企业决策可以显著提高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股权集中度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低、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中,非控股股东参与企业决策积极性高则更有利于提高股价信息含量。研究证明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能够通过发挥“监督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而影响股价信息含量。影响渠道的分析结果表明,抑制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和企业私有信息隐藏行为,是非控股股东积极参与决策提升股价信息含量的作用渠道。

中小投资者知情权保护与资产误定价

本文以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上市公司差异性互动测度中小投资者知情权保护水平,探究其对资产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差异性互动显著提升了资产误定价程度,且主要表现为股价高估,信息不对称与投资者非理性情绪是作用机制,这表明缺乏中小投资者知情权保护会增加资产误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意见交流能力、关注度和互动规模等中小投资者特征显著影响投资者差异性互动与资产误定价的关系。投资者差异性互动引发的资产误定价会损害正常融资活动与市场经营效率。研究结论对规范互动式信息披露和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

利用2008—2022年上市国有公司A股数据,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对企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并深入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以及异质性。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发展质量。进一步研究机制作用发现,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能够通过促进企业创新和提升信息透明度来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竞争性国有企业和管理层权力较低的国有企业中,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更能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非国有股东董事会权力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有力证据,有助于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特殊的“内部人”——多个大股东并存对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影响研究

以管理层业绩预告为代表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在改善信息环境、引导投资者预期以及稳定资本市场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资本市场业绩预告披露状况并不乐观。本文立足股权结构这一独特视角,系统探讨了多个大股东并存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仅存单一控股股东的公司,多个大股东并存从发布意愿、频率与精度三个层面有效改善了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机制检验表明,多个大股东并存通过增加监督意愿与强化监督能力影响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多个大股东并存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所产生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大的样本中更显著。同时,以民营及机构股东为代表的非控股大股东在改善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且非控股大股东类型越丰富,越有助于改善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本文不仅为有效提升资本市场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可行之策,还对深化上市公司股权多元化改革形成了有益启发。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对其前因进行探索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基于非正式层级视角,以2012—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剖析隐性的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会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明显;高管持股比例越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关系越强。

实施注册制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

注册制的实施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能否改善我国资本市场股价同步性高企现象一直备受关注。文章选取2017—2021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注册制改革的外生冲击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注册制实施显著降低了我国上市公司股价同步性,并且这种降低作用是通过改善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渠道实现的。异质性检验显示,当公司金融化程度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低时,实施注册制对股价同步性的抑制效果越明显。经验证据表明,实施注册制会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进而降低股价同步性,对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及透明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连锁股东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连锁股东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连锁股东能够降低权益资本成本,且其通过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发挥监督治理作用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审计质量较低、管理层权力较大的企业中,连锁股东对权益资本成本的降低效应更为显著。因此,企业应科学利用连锁股东具备的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经营效率。

连锁股东与企业ESG表现——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

聚焦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连锁股东与企业ESG表现的关系。研究发现,连锁股东显著促进企业ESG表现,数字化转型在这一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连锁股东主要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推动企业ESG目标实现。异质性检验表明,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在行业污染程度高的企业和稳定型连锁股东中更明显。研究拓展了连锁股东经济效果和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实现企业、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连锁股东与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

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改善污染问题,对推动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选取2013~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探究连锁股东对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连锁股东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该结论通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连锁股东主要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效率(协同效应机制)以及增强企业透明度(治理效应机制)来提高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市场竞争较弱和环境规制较低的企业中,连锁股东对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本文不仅丰富了连锁股东和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研究,也对新发展时期如何发挥企业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