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能混同立法吗?——对我国当代科技立法的思考

科学与技术,作为人类不同性质的理性活动,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差别。但我国1993年颁布实施的《科技进步法》却将两者混同加以规范,这种混同立法方式很难有效地调整、促进我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因此,本文从科技法的最基本问题,如科学与技术、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之间的区别入手,深入分析了科学与技术的不同本质,指出科学与技术不应混同立法,并通过分析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时代特点,指出正是技术价值理性的缺失引起技术理性危机,需要相关法律进行引导和控制,标志着以鼓励和保护科技发展角色的混同立法模式的时代终结。最后,对我国科技立法的重新构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高技术立法规制问题的哲学探讨

近代以来 ,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而技术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之一。由此导致体外受精 (试管婴儿 )技术、克隆人技术、人体基因重组技术等一系列高技术的出现。其中 ,任何一项高技术一旦运用于社会 ,就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 ,必定转化为社会、环境、法律、伦理、生态等问题。这不仅对社会、人们的观念造成极大冲击 ,也对人类生存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利用法律 ,有效规范高技术就提到了议事日程。我国现有的科技法由于对科学、技术的本质没有深入的认识及立法的粗糙性 ,很难完成高技术时代的历史使命。因此 ,有必要从科技所涉及的最基本问题入手 ,经过哲学分析 。

科学技术应该成为上帝吗?——对一种纯粹科技理性的人学反思

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人性系统观点 ,对《科学也疯狂》一书及最近科技动向中体现出的使科技“上帝化”的“纯粹科技理性”进行了反思 ,阐明科技发展必须受到人性系统演进的机制和规律的规约 ,必须以造福人类为唯一和最高目的。

面向自行火炮变型设计问题的混合案例推理技术研究

自行火炮设计过程中存在大量变型设计问题,为提高自行火炮设计质量和效率,将案例推理技术引入自行火炮变型设计问题求解过程中。针对自行火炮案例特点及变型设计的需求,提出了一种混合案例推理技术。通过研究基于本体的自行火炮案例表示技术,构建了自行火炮设计案例本体,并确定自行火炮案例检索过程中不同情况下的相似度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采用基于神经网络的参数预测技术,实现了变型设计问题中设计参数的求解。并以复进机设计为例,验证了所提出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基于实例推理的枪械方案快速设计研究

为了提高基于实例推理方法在枪械方案设计领域的检索精度和设计知识重用程度,提出针对变型设计过程的基于实例推理的设计方案获取和方案修改方法。针对枪械设计过程,建立包括知识库、推理驱动引擎、实例检索模块和规则修改模块的实例推理流程;根据3类不同的指标需求形式设计了对应的相似度计算方法,提高检索精度;通过规则知识的定义和约束实现对设计方案进行定量化、适应性修改,获取最终的方案。开发了基于实例推理的枪械方案快速设计原型系统,并以枪管为例验证了该检索算法的精度,以及所提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关于教育中“主体间性”的一些认识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胡赛尔先验现象学和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均对科技理性予以批判,但在构筑他们各自的哲学、揭示社会现象与问题时,站在了不同的方法论立场上,导致对"主体间性"认识视角不尽一致。教育中的主体间性是指主体与主体之间相互尊重,在法律、各项学校规章制度与道德规范下的相互理解的关系特征。在学校教育中,科学精神与主体间性应是相辅相承的。为了实现主体间性,要注意运用平等对话与交流及交往等教育方式,但这些教育方式并不能排斥其他教育方式。教育改革过程应树立"主体间性"意识。

中国科技研发领域PPP政策的演变历程、原因及其优化对策

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形式被看作是中国科技研发领域PPP模式的雏形,基于此,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科技研发领域PPP政策的演化为4个阶段:不允许企业列支研究经费、允许并鼓励企业从事研发、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企业平等参与的PPP模式等阶段。在分析其演化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科技PPP政策的优化对策。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环境危机的凸现

今天,人类在享受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灾难———环境危机。环境危机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人类的个体本位思维方式支配下的科学技术异化的产物。我们有必要追溯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从人类理性出发,探讨环境危机的根源;从人出发,以人为本,探求解决环境危机的途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再论中世纪是近代科学的摇篮——基督教文化与欧洲近代科学产生的关系

基督教在以理性方法、感觉经验等论证其教义和信仰时,对一些哲学问题的探讨逐步将理性从宗教信仰引向自然,转向经验现实中的感性存在物。由此获得了新的内容和方法,从思想和方法上开辟了由中世纪通向近代的道路。而基督教徒寻求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的实践,促成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及对策

阐述了目前中国高校科技成果产出及转化情况,并在剖析制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因素的同时,提出了加速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对策。

从人性技术化到技术人性化的哲学反思

本文以基因科技为例 ,简要地论述了科技与人性对立的几个方面 ,批判了纯粹科技理性对这种对立的技术消解方式及其人性技术化的后果 ,主张以人性系统的观点规约科技的发展 ,反对以技术逻辑改造人性。

科学之为启蒙的工具——伽达默尔对现代科技理性之批判

现代科学以启蒙的方式形成科技一体化的趋势,并对自然与社会产生新的控制。伽达默尔认为,科技发展虽然祛除了宗教的蒙昧,对现代文明的建构有着直接的贡献,但它在对文化和科学等领域的操控中规定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甚至使现代社会处于深层的异化之中。因此,有必要通过实践理性的诉求对科技理性作内在的反思与批判。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生命科学技术涉及到人类的受孕,出生,生殖,健康的维护及死亡等问题,表面上看,它是对人体的改良、重组、优化的活动,属于自然科学问题,而人是一个社会的人,因此它引起了一系列的哲学、社会、伦理、法律、宗教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

对科技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基础的考察

文章对理性在科技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指出人类的理性存在诸多局限性,因而以理性为基础的政策制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失与局限,进而批评了目前在政策制定中普遍存在的理性建构主义的主张,认为只有正确认识人类的理性才能在当前的形势下制定出符合实际的科技政策。

“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从霍克海默到马尔库塞再到哈贝马斯

"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共同理论观点。在其创始人霍克海默那里,"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论已成雏形;马尔库塞在继承其前辈思想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倾向及其充当控制工具的消极作用,使"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理论趋于成熟;哈贝马斯则在考察意识形态概念的演变及虚假性本质,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新的意识形态的同时,进一步论述了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从而使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论得以系统化。

中国科技人才的地位、现状与对策

人才是创新要素中最具能动性的核心要素,是国家创新发展最具根本性的战略资源。应当看到,我国虽已是科技人才资源大国,但科技人才发展的总体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我国创新人才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科技人才相对总量不够,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欠缺等。我们应通过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教育和人才规划纲要,着力加强科技创新人才特别是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技术的理性与非理性——关于技术合理性的思考

理性和非理性是科学技术活动现实生存的两个维度,理性和非理性的综合效应贯穿于科学技术活动的全过程。科学技术活动在本质上是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科技活动是合乎理性的,理性是科技活动的逻辑法则与生成论前提;科技活动也不能完全摆脱非理性,非理性是对科技理性的逻辑超越。因此,应在历史的视野中辩证地把握理性与非理性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张力。

除了科学技术我们还需要什么

自古以来 ,人们对科学技术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一直就有不同的看法。人类进入新世纪以后 ,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更多实惠的同时 ,也带来了更大的困惑。世界是变得更美好了 ,还是更危险了 ?这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除了科学技术 ,我们还需要不断呼唤人类的良知和理性 。

科技创新财税政策的合理边界研究

科技创新活动存在着知识溢出,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这就需要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有所作为。根据庇古(Pigou)关于外部性思想的阐述,财税政策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重要手段,科技创新领域也不例外,科技创新财税政策的合理边界应由科技创新活动外部性的大小来界定。

氮肥行业节能减排的措施

通过对目前氮肥行业能源消耗状况进行分析,结合考虑国家环境保护部准备出台的新的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就如何实现氮肥行业节能减排,提出和探讨了合理规划、科学管理和科技进步等方面的有效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