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唐君毅对朱陆异同的不同阐释与学术冲突

对于冯友兰认为朱陆最根本的差异不在于朱熹偏重道问学、陆九渊偏重尊德性,而在于朱熹言"性即理"为理学、陆九渊言"心即理"为心学,牟宗三强调朱陆所言尊德性具有不同内涵,并且认为朱陆异同在于朱熹讲"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陆九渊讲"心即理",朱熹"不能说‘心即理’,只能说‘性即理’"。与冯友兰、牟宗三不同,唐君毅认为,朱熹所言"性即理"与"心即理"可以并行不悖,朱陆异同并不在于本体论上"性即理"与"心即理"的相互对立,而是在工夫论上存在某些差异,在于陆九渊讲"发明其本心",朱熹讲"去其气禀物欲之杂",同时两者亦可以相互贯通。

论唐君毅对朱陆工夫论异同之疏解及其误识

对于朱熹、陆九渊工夫论之差异,唐君毅主张象山谈立本心,自信即得,而朱熹却为对治气禀物欲之杂而有涵养、致知、察识的三义工夫的架构,其背景则有一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的结构关系。唐氏认为,如依朱熹之心性论及所发之工夫论而言,朱陆意旨相通,差在毫厘,但如依朱熹宇宙论立场,则此自信之工夫即非有其必然性,故应搁置朱熹宇宙论的讨论,而直视朱熹心性论及工夫论之意旨,如此则朱熹之工夫细密为细节,象山之工夫简易为纲领,两人无不可会通之理。其实,陆象山工夫论也预设了气禀说,也存在宇宙论的理论背景;而朱熹心性论、工夫论不能离于宇宙论,这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整体架构,这其中不存在宇宙论进路之工夫得以隔别心性论进路之工夫之可能。唐君毅在朱陆工夫论异同问题上,既有否定牟宗三、劳思光相关论点之处,同时又深受二者观点之影响,在理论上显得依违不定。

阳明论朱陆异同——从现代朱子学研究的角度看

王阳明对朱陆异同多有研究。他认为,朱陆异同不在于陆九渊"专以尊德性为主"、朱熹"专以道问学为事"。他推崇陆九渊的"心学",并认为朱熹的格致说是"析心与理为二",与陆九渊的"心学"相对立;同时又认为,朱熹的格致说为"中年未定之说",而朱熹晚年转向陆九渊"心学"。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现代学者展开朱陆异同的研究,并形成不同的观点,推动学术的发展。

孤本《紫阳大指》文献发覆

南京图书馆所藏清抄本《紫阳大指》是一个孤本,撰者秦云爽是清初浙籍理学家。在理学兴盛而学者好辨朱陆(王)异同的当时,秦氏采取了摒弃门户之见的调停立场,因以招致陆陇其、应撝谦等宗朱学者的驳难,成为清初理学史上不宜漠视的个案。

《理学纲要》中的朱陆异同

一种学问成熟时会逐渐汇归为一二派,在理学中就表现为朱陆对峙。朱陆二人都是渊源自北宋理学,但对本体和工夫却有不同理解,尤其鹅湖之会前后,两人往来讨论不绝,虽然途辙不同、思维不同,却并非能够相破,而是二人各自有所得力之处,讲授传道因人制宜,都是进学的权教,反过来可以互相补充。做学问能真有所体会,才真有助于立身进学。

陆九渊儒释关系论

面对时代课题,陆九渊在儒佛关系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通过对儒佛知识的研读,在综合评价儒佛的基础上,对儒佛的同异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对儒佛相通性的分析,为其援佛入儒、构建儒体佛用的心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他对于儒佛差异性的辨析具体而深刻,独树一帜,不仅阐明了己说与佛教的不同,而且找到了儒学和佛教在道德伦理层面的分歧。

江户儒者的朱陆异同论

朱陆异同是中国哲学史上备受关注的论辩之一,也是宋明理学中聚讼纷纭的重要问题。日本江户时代前期至后期的儒者对该问题也多有深入探讨,且各有其特点。藤原惺窝和会朱陆,重视其同;林罗山、林鹅峰父子尊朱排陆,极力倡导朱子学;贝原益轩虽尊信程朱,却受明代理气思想影响而援陆矫朱;佐藤一斋虽以朱陆同宗同源,却有抑朱扬陆之意;大盐中斋表面调和朱陆,实则援朱入陆、崇陆抑朱。江户儒者对朱陆异同的多样化讨论是日本儒学乃至东亚儒学发展与演进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

朱陆争辩钩沉——兼析陆九渊心学的理论意义和重要价值

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的思想分歧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由于对“理”的理解不同,朱陆在“为学之方”上存在分歧——朱“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谈“穷理”(“道问学”),陆说“明心”(“尊德性”);在为学目的上也有分歧——朱以穷理修身为读书之目的,陆把读书为学归结到实理实事上。二是由于对“气”的理解不同,朱陆在为学宗旨以及修养方法上存在分歧:陆讲“尽我之心”“易简工夫”,朱讲“存天理灭人欲”“格物居敬”。三是朱陆对“心”的理解不同,朱熹有“道心”(义理之心)、“人心”(物欲之心)之分,象山认为“本心”既是道心也是人心,二者合一。四是朱陆关于本体的争论,即世界的本原是无极还是太极、阴阳是形器还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