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印太战略”:形成、动因及收益分析

日本是最早提出“印太”概念并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国家。近年来,日本从多个领域不断推动“印太战略”朝着更加机制化与成熟化的方向发展。日本出台“印太战略”的动机主要由风险规避与利益驱动两大因素决定,其所获成效可以划分为正向收益、负向收益以及不确定收益。正向收益为获得美国的安全保障及盟友的支持、深化经济合作并构建合作机制、获得参与印太事务的契机。负向收益为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并难以把控战略自主性。不确定收益包括同盟关系的不稳定性、印太国家意愿、美日国内因素的影响以及域外大国的干预。受众多因素影响,日本“印太战略”难以完全达成预期收益。梳理日本的“印太战略”,有助于解释中美竞争背景下日本政策选择的机理及实施成效,从而为中国提供决策参考。

上海东文学社相关问题再考

甲午战后,西方列强在华掀起领土瓜分狂潮,中国有识之士主张效法日本以图自强。同时,日本为能与列强分庭抗礼,其国内一部分朝野人士打出“中日同盟”的口号,谋求中日两国合力抵抗西方。上海东文学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罗振玉等人创立东文学社,首先是为《农学报》培养译才,还希望这些人才今后在输入新知识上派上用场,此外亦欲借学社促成中日两国亲善和好。学社最初的招生情况虽不理想,但随后入学者逐渐增加;开设的课程有东文、物理、化学、数学;社中所聘教员藤田丰八热心教学,学员在其指导下具备了翻译能力。同时,学社作为出版机构,为近代中国输入了各类新知识,还促成了国内其他东文学堂的诞生。

日本在东北亚安全治理中的参与和局限性

东北亚一直是地区安全形势最为严峻复杂的地区之一,域内国家间信任程度较低,难以走出安全困境。现阶段该地区以中美两国走向战略竞争和半岛局势周期性变化为基本特点。日本近年来深度参与东北亚安全事务,在安全理念、制度建设和议题管控三方面均有体现,其目的是争取实现“普通国家”的目标。但因历史因素所致,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动向受制于实力和意愿两个因素,其中实力的制约来自国内政治的掣肘,意愿的制约既有周边国家难以互构共有理解,也有中美动态博弈背景下的两难困境。

日本安全政策取向及对东北亚的影响

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及政策走向,已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及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新安保法"已成为日本实现全球性安全战略意图的依据,以激化钓鱼岛及东海问题遏制中国正当海洋维权;依托日美同盟机制,借东盟峰会设定海洋安全议题,刻意曲解中国的海洋维权活动,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构想基于价值观的安全合作机制,推动"印太"战略理念的落实。

新世纪的日美同盟与日本防卫政策调整

新世纪开始后,日美同盟在日本防卫政策调整中的作用更趋明显。在日美两国将双边关系定位为“世界中的日美同盟”之后,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限制最终将被突破,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反思过去对日美同盟在日本国家战略转型中作用的认识及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转型的思考

进入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中日关系处于关键的历史的过渡期和转型期,进入了一个摩擦与协调、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时代。影响中日关系曲折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政府谋求政治大国的强烈愿望与"联美抑华"的战略选择;日本对"东亚地位"动摇的担心而误读中国,进而放大"中国强大"的消极后果;日本强化美日同盟关系,进而加剧中日两国间认同对立等等。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双方必须具备与时俱进、寻求双赢的气度,努力寻找和扩大两国利益的交汇点。

基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相关外交档案的考察——以中美缓和为背景

战后日本将依美图存作为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容,美国因素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制定起到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美关系趋于缓和,日本也逐渐改善对中国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初的"尼克松冲击"加快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伐。本文通过逐年考察1969年-1972年的中日外交档案,探索美国因素影响下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进。

冷战后日本小国主义思潮探析

小国主义与大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主要体现为指导一国不同的发展方向和政策取向的战略意图。从日本近代以来的发展过程看,其大国主义强调的是注重军事在国家力量和国际影响中的权重,甚至不惜走军国主义路线;而小国主义一以贯之的理念是反对军国主义,主张国家发展重心应集中于经济、文化等领域。尽管自近代以来,大国主义长期占据日本社会主流,但小国主义也始终在日本的思想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尤其为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社会氛围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现阶段,安倍内阁奉行的是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为特征的大国路线,与之相对的是以添谷芳秀的“中等国家”论和鸠山由纪夫的“去大日本主义”论为代表的小国主义。他们认为制约日本“大国梦”的根本因素在于日本国力不可逆转的持续衰落,因此批判安倍内阁的做法脱离了日本的基本国情。他们主张日本应从内心接受自身属于“中等国家”的现实国家定位。这样的观点一方面呈现出近代以来日本小国主义思潮的历史承袭性,另一方面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从日本的未来发展趋势而言,小国主义或许为其指明了一条理性的前进道路。

两面下注:新形势下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

中日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事关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2017年以来,日本政府积极改善中日关系,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两国在高层来往、对话交流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方面达成合作意向,中日关系出现了积极向好的发展势头。但近年来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轴,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建多级海洋联盟体系,在国际政治安全层面对中国进行战略制衡。面对日本从"与华对抗"到"两面下注"战略调整,中国必须一方面坚持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需密切关注日本的印太战略走向。

中美关系中的日本因素

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美日关系组成了中、美、日间不均衡的三角关系。日美之间是同盟关系,而中日两国关系自建交以来就一直是起起伏伏,时好时坏,日本是中美两国交往中都可以借助的因素。

一封信背后隐藏的历史故事——忆“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及会员反战活动二三事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批反战日本人民不顾本国舆论压力和个人安危离开日本来到中国,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反战活动。其中,以鹿地亘、绿川英子为代表的日本反战人士,他们游历中国许多城市,有的亲历战场前线进行反战宣传活动,用自己的切身行动去感化、教育那些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奴化的日本士兵,让他们觉悟到战争的不正义性,劝阻士兵放下武器,停止侵略。他们来到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建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总部,打造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堡垒。珍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里的一封信件,有提及在渝"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总部会员的文字,这些文字勾起了我们对这段往事的回忆。

是“联俄抗日”还是“共同防共”:1933—1937年蒋介石关于选边站的纠结

是联俄抗日,还是“共同防共”,是1933年至1937年间蒋介石纠结的问题。日本反复引诱“共同防共”,他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敢断然拒绝。担心两面受敌的苏联竭力争取蒋介石,先是提出由中国召开太平洋和平会议以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不果之后提出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蒋介石一方面提出中苏德三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不愿因选边站而得罪德国;一方面提出签署中苏互助协定,希望苏联能武力参加对日作战。只有在日军发起攻占平津地区的作战后,蒋介石才不再纠结是联俄抗日还是“共同防共”,决定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是联俄抗日的特殊形式,蒋介石一方面强调苏联终将参加对日作战,一方面强调联俄抗日并不等于放弃反共政策。这样,他竭力表明联俄抗日是寻求苏联的援助抗日,并非选边站,《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将他是联俄抗日还是“共同防共”的纠结划上了句号。

解析日本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

本文从国际战略及国际政治理念分析入手,对当代日本战略性外交及政治诉求进行了初步的界定和诠释。其一,日本的战略性外交作为体现日本主体性的、旨在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的对外关系样式,充分表现出力求摆脱"和平宪法"、谋求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性政策取向。其二,日本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表现为:以解禁乃至行使集体自卫权,谋求日美同盟的对等性;通过价值观外交,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介入南海问题,离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间关系;以激化钓鱼岛及东海问题遏制中国正当海洋维权,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等等,已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本文认为,日本战略性外交的政治诉求,不仅严重破坏了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环境,而且导致东亚安全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和尖锐化。从长远来看,日本仍将通过战略性外交谋求地区乃至国际事务话语权和主导权,继续渲染"中国威胁论",力求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及"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实现日本成为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

美国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无论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对日安全合作政策始终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这一政策不断通过日本对其做出的反应而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美日之间的战略需要发生了变化,美国开始更加迫切地要求日本在东北亚地区承担更大的政治和军事责任。九一一事件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由此,美国的政策对中日关系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在日本,它助长了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发展,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要求修改宪法和对正常国家地位的要求;在中国,则致使中国对美日同盟长期意图的担忧,间接刺激了中国针对日本的民族主义。然而,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最终都意识到,中日关系的恶化不仅会影响美日关系,而且会损害美国和日本各自的国家利益,从而也使得美国的决策者认识到,美国必须谨慎地平衡其对华和对日政策。

世界大变局:日本的战略认知与应对路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从大国力量对比、国际权力分配、全球治理体系等多方面再次极大改变了日本面临的安全发展环境,使其国际竞争压力持续增大,日本由此认为美国主导的霸权型秩序正在转变为美中对立的势力均衡型国际秩序。为应对变局,日本将维持"美中平衡"作为对外战略核心议题,通过推进自主力量建设来增强对外战略实力基础,并将融合推进与"中等力量"合作作为构建自身对外战略的新支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全球大流行加速了大变局历史进程,日本对国际局势的研判更趋谨慎、悲观。着眼后疫情时代,日本对外战略认知将在目前的延长线上加速向前,其战略应对将延续上述基本路径,同时"中国因素"占比将继续攀升,"中国指向性"将进一步走强。不过,日本对外战略的推进也面临内外结构性障碍。从中国整体对外战略出发,有效抑制日本对华政策的消极面、调动其积极面,有效增强中日关系的确定性、抑制其不确定性成为关键。

日本涉台政策调整的路径、动因及未来走向

中美战略竞争博弈以来,外部势力干预台海形势愈加激烈,在地缘政治的驱动下,日本涉台政策出现明显调整。美日两国携手深度介入台海事务,日本从多个层面推动涉台政策转向,欲将美日同盟扩及台湾,图谋台湾问题“国际化”,借打“台湾牌”进一步遏制中国发展。虽然日本在区域发展与经济振兴上仍然离不开中国大陆,但受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自民党政治立场集体右倾、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导向以及美日同盟制约等因素影响,未来日本势必会继续介入台海局势,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很可能会进一步遭受冲击,中国台湾问题也将更加复杂。祖国大陆的“反干涉”和“反台独”两种斗争将会同步进行,而“反独促统”的形势与任务也会面临新的挑战。

中美战略竞争:日本的认知与回应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作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日本对中美在整体和具体领域层面的竞争有着基于自身视角的认知。对于中美的整体性竞争,日本认为其在态势上是长时期、大范围和多领域的,其根源是秩序主导权之争;就影响而言,对日本有利有弊。对于中美在具体领域的竞争,日本认为其主要集中在地缘战略和经济领域,在中国香港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等问题上也有体现。基于这种认知,日本对中美竞争的回应是坚持和巩固日美同盟,在此基础上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同时积极拓展"第三空间"外交,灵活采用多种形式实现其维护国家利益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