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玉门花海西晋墓群出土木牍的保护

甘肃河西地区出土文物特殊的高盐碱埋藏地质环境,造成画像砖、木质文物、丝织品等文物埋藏期间大量盐碱的渗入。文物出土后,随着环境温湿度的变化,使得文物内部盐碱重结晶,直接导致了画像砖画面脱落、木质文物崩裂及丝织品脆化。本工作针对甘肃玉门花海西晋墓群出土木牍的损害状况,进行了表面清理、渗透填充加固、脱盐及对个别器物进行了回软整形等保护,保护处理后状况良好,保护方法对同一地区出土其他木质文物的保护有借鉴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姓氏与封爵称谓——从吴简中的“步侯”、“吕侯”说起

吴简中的"步侯"、"吕侯",分别为临湘侯步骘、番禺侯吕岱的封爵称谓。这种在封爵称谓中使用受封者姓氏的情况,秦汉时期还极为少见。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逐渐普遍化的倾向。王爵、公爵、侯爵甚至男爵的封爵称谓中,都有使用受封者姓氏的现象。此现象在南、北政权中都有存在。这种现象既是此时期世家大族强大、家族姓氏受到重视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会进一步推动姓氏在社会等级识别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家族相关的、带有私有属性的姓氏,其使用范围从官职扩展到封爵等国家公器上,说明家族等私人势力对国家事务影响的增强。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四献疑

长沙走马楼吴简面世之后,我根据这一崭新资料对于传统"吏户"论重新审视,发表了《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认为从吴简观之,吏、民的户籍被混合编制于地方基层乡里,不存在单独编制的"吏户",吏与民同样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吏的地位还略高于普通编户民,表明当时并不存在地位低于普通编户民、另外编籍的所谓"吏户"。此后十余年发表的几篇坚持"吏户"论的文章,虽然举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资料和论据加以辩解,但是并没有举出有说服力、足以否定我的质疑的新旧史料或论据,以驳倒拙文所阐述的基本观点。由此而派生的学风问题却并不为少,其中可以孟彦弘先生为代表,他将"吏户"论关于"吏"有单独的户籍、地位低于普通编户民的基本观点加以阉割,认为这与"吏户"论没有"必然联系",而吏的"身份性"才是"吏户"本质的似是而非的孟氏"吏户"论,以回避"吏户"论的要害。但是在为其"吏户"论辩解时,却以"吏"的户籍和地位问题作为论据,从而陷入自相矛盾的逻辑混乱之中。为了驳倒笔者对于"吏户"论的质疑,他又将这一学术问题引向个人治学"思路"问题中,试图从贬低这一质疑的学术创新以达到维护"吏户"论的目的。

西汉太常郡新探

西汉太常郡一度为实体郡级行政区,已经被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所证实。太常郡下辖的11个陵县构成了它的郡级行政区的边界,但郡界因为陵县的设置或废除而发生变化,呈现与其他普通郡不一样的特征。作为郡级行政区,太常郡具备其他郡级行政区的一切职能,但另一方面由于太常又是中央九卿之一,所以随着徙民实陵掌控人口任务的完成,太常郡作为郡级行政区的功能已无存在的必要,遂导致废除太常郡,而将其所属陵县分属三辅这个最后结局。太常废郡而专司中央机关事务,又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日趋完善的结果和反映。

甘肃临泽晋简所见西晋的宗族组织与社会治理

甘肃临泽晋简"田产争讼爰书"为世人呈现出西晋时期的宗族组织与社会治理情况。家庭作为宗族的基本构成单位,在其内部权力结构中父家长位居核心地位,具有独尊的权威。当父家长去世以后则由其寡居配偶掌控家庭内部血脉继嗣和财产分割的权力。宗族领袖在基层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于宗人分家、立嗣等宗族内部活动方面具有参与权、知情权,以及潜在的财产监督权、支持及制约家长治家的权力,乃至继绝家庭血嗣和财产继承的裁决权,努力维系宗族内部的伦理生活秩序;于调解田土纠纷的宗族外部活动方面具有保护宗族利益的责任和协助官府管理地方的职责,努力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宗族与官府互动的过程中,宗族既是辅助官府治理基层社会的有效力量,又是侵蚀官府统治地方社会权力的离心因素,而官府既要利用宗族的势力,又要限制宗族的力量,力图有效掌控地方社会的治理权。

郴州晋简与中古时期财政年度变革

西晋之前出现了两种财政年度,一种是战国秦汉时期基于黄河流域粟作生产的“计断九月”,一种是孙吴创设的符合江南稻作生产的“岁终为断”。根据郴州苏仙桥晋简记载的桂阳郡赴京上计时间判断,西晋统一后采用了“岁终为断”的财政年度;十六国及东晋时期户籍的编造日期,也可佐证这一点。与唐代计帐一样,西晋计簿著录的包括田租、户调及徭役在内的数据是预算而非实征,中央财政机构汇总后就可以编制出下一年的财政调配计划;计簿登载预征田租额也可以追溯到汉代江南的做法。汉代江南地区基于稻作生产采用的田租预算方式和孙吴因此创设的“岁终为断”的财政年度,共同构成了西晋统一后全国财政预算体制的基础性来源,西晋财政年度“江南化”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变动在中央政策上的必然反映。

三晋官玺中“髳长”小考

本文依据汉印和张家山汉简中的“髳长”,释三晋官玺中的■字为“髳”,认为■是其异体,在印章中皆为“髳长”二字合文。玺文的考释也为解决古文字学中的难题■字释读提供了直接字形依据。由此考证“髳长”一官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战国之“髳长”或属县邑,或直属军队,可分为左髳长和右髳长。汉令“髳长”职掌当源自战国时期。

蚕桑与汉晋河西社会生计

以丝绸为主要货品的市场在河西地方逐步成熟,在东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中原和蜀地的丝织品输送到河西外,当地也出现了蚕桑业经营。酒泉与嘉峪关魏晋墓壁画多见以蚕桑为表现主题的画面,说明当时河西地方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蚕桑业之重要。临泽黄家湾滩晋墓出土简文有“种桑榆”字样,也可以作为出土文献的证明,体现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乡村社会的经济生活。河西汉简反映蚕桑业的信息虽然有限,但片段的资料亦可说明河西蚕桑业发展的早期基础。可以推知,河西地方除来自中原与巴蜀的丝织品之外,当地丝织品的经济作用也不宜忽视。

从简到纸:东晋户籍制度的变革

户籍载体从简到纸的转变,是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环。西晋以前,户籍以简牍为书写材料。东晋建立伊始,缺少全国性的户口资料,政府必须重新造籍。更主要的是,由于豪强、官吏隐瞒户口严重,中央政府不能只满足于掌握记录人口数字的簿册,而必须掌握内容更为复杂的户籍。与简牍相比,纸可以记录更多的信息,典藏无须占用极大的空间,因此成为户籍的书写材料。纸本户籍出现以后,户籍内容日趋丰富,先祖仕宦履历、起家官、联姻状况、嫡庶身份乃至某些诏书,无不登录其中。户籍保管也由此前的地方二级制变为自中央到地方的多级制,各级政府可以经常进行检籍,从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政府对民间的控制,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论走马楼简所见“小妻”——兼说两汉三国社会的多妻现象

本文对汉代以至魏晋有关历史记录中多见的“小妻”称谓,结合长沙走马楼简所载进行考辨,认为正史记载,大体以上层社会作为主要对象,而走马楼简则提供了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资料,其中有关“小妻”的记录,体现了多妻现象涉及社会层面的普遍。

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太常郡”初探

肩水金关汉简涉及到了西汉太常郡,太常本为职官官名,吕后六年(前182年)长陵置县即为太常所辖,后陵县既多,渐为郡级政区,直至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不再领县。虽然此郡未能与西汉时期相始终,但已具备郡级政区的基本功能,且有边界和实土,是西汉时期的特殊政区。

文物视域下的西晋洛阳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

一、文化遗迹与西晋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1.三临辟雍碑20世纪30年代初,洛阳汉魏故城遗址内的东大郊村,发现了西晋咸宁四年(278)所立的"辟雍碑"。这是我国晋代文物中具有国家政治意义的重大发现,具有无比珍贵的文化史价值。该碑碑首、碑身两个部分由一件整体的石灰岩凿成,高332厘米,宽110厘米,厚30厘米。其中碑顶魑首,碑额隶书"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碑"二十三字。

甘肃临泽西寨汉晋墓群

2014年5至9月,甘肃省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与临泽县文物局、博物馆联合对临泽县重点建设项目枣乡公路西寨段开挖排污管道中发现的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墓葬10座,均为砖室木椁墓。地表既无封土,亦无坟茔,均为口大底小的台阶式墓道。有三室和双室两种类型,三室前、中、后室墓顶结构形制组合为穹窿、券顶、券顶,覆斗、覆斗、券顶,穹窿、穹窿、券顶和穹窿、覆斗、券顶四种;双室墓前、后室墓顶结构形制组合为覆斗、穹窿,穹窿、券顶,券顶、券顶三种。墓道朝向不统一,出土器物200余件。陶器基本组合为罐、壶、鼎、尊、豆、仓、杯、盘、灯、盆、甑、釜;铜器有镜、带钩、弩机、筓、戒指、微型铜铃,另有铁器、漆器残块和五铢钱等。时代为东汉晚期至魏晋中期,为研究河西走廊这一历史时期的葬制、葬俗等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

四川渠县城坝遗址

城坝遗址位于四川省渠县土溪镇渠江的东岸,与土溪镇和达成铁路隔渠江相望,西南距县城约26公里,现隶属于土溪镇的城坝村、天府村和洪溪乡的新华村(图一)。遗址区海拔330米,属浅丘平坝区,其北、西、南三面环水,东靠佛尔岩,呈依山傍水之势(图二),面积567万平方米。

云南昆明市河泊所青铜时代遗址

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地处滇池东南岸较为开阔的一处滨湖冲积平原(图一)。遗址所在区域西部紧邻滇池,东部为关岭山系,中部有零星隆起的低岗山丘,其余区域为耕地,面积广阔,土壤肥沃,是晋宁主要的农耕区。河泊所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确认遗址为东西长80、南北宽30、高8米的螺蛳壳土丘,位于河泊所村[1],现已成平地,遗址核心区大部分被村庄建筑物覆盖。

甘肃临泽五三汉晋墓群发掘简报

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为配合临泽县自由路南延伸段工程,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临泽县文物局和博物馆,对路基开挖中暴露的沙河五三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发掘墓葬63座,包括汉墓、魏晋墓,出土陶器等文物近600件。除2座土洞墓、4座石室墓(疑为少数民族墓葬),其余皆为砖室墓。砖室墓又有单室、双室和三室之分。这些墓葬基本均为汉晋时期的小型墓葬,随葬品大多为陶器,个别墓出土铜釜、铜镜、铜印章、铜弩机、铜马衔和铁罐、铁灯及琉璃饰品等。陶器主要有壶、罐、鼎、灶、案、灯、盘、仓、奁、樽、井、釜、甑、耳杯。基本组合为壶(锺)、罐、鼎、樽、案、灶、盘,罐、壶、鼎、灶、仓、灯、碟或加瓮、奁。时代主要为东汉末至曹魏时期士庶阶层墓葬,为研究河西地区黑河流域汉晋墓葬的葬制、葬俗等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