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独任制扩张适用的规则审视与路径探索

独任制的扩张适用有其正当性基础,是对审判组织形式独立价值重新认识的结果,也是对司法实践需求的回应。但是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独任制扩张制度的规定存在适用标准不合理、未建立有效的审判组织转换机制、当事人程序利益保护边界模糊等问题,为了真正实现繁简分流、快慢分道的司法改革效果,应当重新构建符合制度逻辑的适用标准,建立有效的审判组织双向转换机制,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但是同时也要划清当事人程序利益保护的边界,不应让审判组织的适用受制于当事人的意见。

我国民事一审独任制扩张的功能主义释意与价值归位

完善民事诉讼审判组织形式的适用是繁简分流改革中的重要课题。从功能主义视角的应然层面看,民事一审独任制在普通程序中的扩张适用具有实现司法精细化、兼顾效率与公平、回应社会期待的特点,即价值宣示、价值统一和价值导向三方面的内在逻辑统一性。从实然视角看,民事一审独任制的扩张适用又存在个人主体性保护不足、程序类型与审判组织认知错位的问题,不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当事人权益的维护。因此,为实现繁简分流改革的价值预设,应当通过建立独任制的正当性标准和建构有效的审判组织转换模式以破除上述难题。在建立独任制正当性标准的法律制定和适用中,应当准确把握事实要件证明和认定无明显争议、不存在类案指导的示范意义以及保证程序主体获得基本司法服务的权利三项标准;在建构有效的审判组织转换模式中应当完善转换程序并设立转换临界值,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我国刑事审判组织场域中的实践困境及其解决——基于制度理论的质性研究

独任制、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是刑事审判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审判组织的良好运行是国家刑罚权正确适用与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借助“组织场域”理论模型进行解释,分别在治理结构、制度逻辑以及行动者层面剖析原因并寻找解决方案。独任法官庭审“流于形式”属于制度逻辑层面的认知问题,应当转变快速审判程序的理念与构造;合议庭“合而不议”属于制度逻辑与治理结构的双重问题,应当取消承办法官制度并完善合议庭评议规则;审判委员会会议类审判职能的局限属于治理结构层面的问题,应当对列席人员范围、讨论程序与决议机制予以完善。

民事诉讼二审独任制适用条件研究--新《民事诉讼法》第41条评注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了二审独任制的适用条件。其中的实体性要件“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包含了实质标准,使司法实践的理解存在不确定性。现代司法制度中的合议制功能是发现不同法律意见的原则性共识,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适用合议制的理由主要不是技术上的疑难复杂,而是法律适用存在相互竞争的理由。只要不存在多个裁判意见交互对话的必要,都可以适用独任制。透过独任制扩张的制度逻辑,可以对二审独任制实体性要件进行规范解释,继而准确理解其他三个程序性要件,防止二审程序中独任制被不当限缩或扩大适用。

德国独任法官制度改革与启示

为了促进诉讼程序,高效审理案件,德国《民事诉讼法》设立了独任准备法官制度为充实审理服务。由于和证据调查中的直接主义背道而驰,独任准备裁判的法官权限随之扩大,摇身一变为独任审判型法官。由于是否独任审判取决于合议庭的裁量,限制了独任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面对诉讼案件激增,基本型独任审判法官应运而生以缓解法院日益不堪的审判重负。相较德国全方位扩大独任法官审理而言,我国独任审判制度适用范围狭窄,未能担纲审判第一线的重任,扩大独任审判的适用范围并将案件独任化乃是缓解审判负担、迅速解决纠纷的必由之路。

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的理论阐释

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审理回应了案件繁简分流司法改革背景下基层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审判需求。回归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心证来源于法庭直接审理的民事诉讼基本原理,不难发现以“基本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作为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的前提条件与审判组织行使审判权认定事实之间的逻辑悖论。因此,完善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需明确两点:一是以民事审级制度中一审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职能定位为基础,突破法院的层级限制,确立法院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以独任制审理为原则;二是在厘清审判组织形式与审判程序价值差异的基础上,以司法解决民事纠纷是否兼具有助于类案统一裁判规则、维护法律秩序等社会公共职能为标准明确普通程序适用合议制审理的例外情形。

日本预审制度介评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没有产生现代预审制度。明治维新后,日本仿照法国法建立了法国式的预审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法的强烈影响下,日本从人权保障的需要出发,废除了法国式的预审制度,但并没有仿照美国建立起美国式的预审制度,而是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新的预审制度:原由预审法官行使的部分预审职权分别由司法警察职员、检察官和侦查法官行使;实行检察官起诉独占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起到了预审的功能;检察审查会具有对检察官起诉进行审查之功用;付审判请求程序亦具有一定的起诉审查功能。

刑事简易程序独任审判的实践困境与出路

刑事简易程序对普通审判程序的简化,体现在庭审方式和审判主体的简化上。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的独任审理制度具有范围的特定性、适用的可裁量性、人员的法定性和决定的职权性等特征。法院在依职权决定独任审判时并不对外公开和论证其适用独任审理的具体理由,由此经常会引发独任审理在实践运行中的种种困境和争议。因此,应将独任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全部案件,赋予控辩双方对独任审理提出异议的权利,明确对违反独任审判制度的程序性制裁措施。

死刑案件第三审程序的几个基本要素

死刑案件第三审程序是权利型审判程序,其基本要素也要相应地做出符合权利型运作的规律要求。中、高级法院的法官参与三审合议庭审判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排斥了非专业人员参与案件的审判,提起第三审程序的主体应包括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和检察机关。合议庭审理上诉案件的审理范围不必局限于事实审或法律审,应坚持诉审一致原则,充分体现对当事人权利的尊重和现实救济。

论合议审判与独任审判

审判制度改革是关系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点,其中审判组织形式的转变又成为重要的环节。在分析审判独任制和合议制的内涵及优缺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的状况,从司法权的性质和监督以及司法独立等方面着手,提出了我国由审判合议制向独任制转变的必然性。

民事诉讼二审简案快审路径研究

我国民事诉讼繁简分流试点改革将独任制扩大适用到了二审案件,条件是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及裁定结案的情形。文章对二审繁简分流的现实性即二审存在简单案件的情形,从成本收益、提高效率和促进公正的角度对繁简分流正当性进行了阐述,对独任制的适用如何完善进行了论述。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文件,对于二审繁简分流后除独任制审理外的其他简化路径进行了探索,如书面审理、裁判文书简化等。

繁简分流改革的双重制度逻辑与实现路径

2021年修改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以繁简分流为指针对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重要修正,此次修法以一审审判程序的重新配置与独任制的扩张适用为重心,以期整体上提升民事诉讼程序效率。解绑审判程序与审判组织、扩张独任制适用范围等立法选择固然值得肯定,但繁简分流改革并未遵循应有的制度逻辑,导致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繁简分流的起点设计失之允当、小额诉讼改革方向错误、程序简化与程序保障间局部失衡。繁简分流改革若想真正取得成效应遵循双重制度逻辑,一方面根据案件所涉实体利益大小对一审审判程序进行分层,另一方面根据案件自身性质对审判组织进行划分。

合议制与独任制优势比较——基于决策理论的分析

如果将裁判过程视为一个发现问题—确立目标—收集信息—建构决定—选择方案的决策过程,裁判过程就必然要符合决策行为的一般规律。从决策理论来看,合议制与独任制各有优势,不同国家在配置二者时必须充分考虑并合理运用决策理论中的基本结论,并按照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产生正确结论、有助于合理配置既有司法资源、适当考虑民众的司法民主诉求的原则综合考虑,最大限度地发挥制度的功能。

法官与法律的完善和实施——以民事审判监督为例的观念、价值和技术分析

由于法律规定和法律技术的粗疏 ,我国的民事审判监督和民事诉讼活动之间存在着前提性、结构性的断裂和缺失 ,致使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启动艰难。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来源于公民的权利 ,是公民权利的转化、实现和保障形式 ,它的顺利启动和行使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破解程序困境的思路是 ,以契约精神为理念 ,将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的实现看作是全部国家机关对公民和社会的义务。在各种相关机关中 ,由人民法院就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向当事人进行宣告 ,借以建立起民事审判监督和民事诉讼活动的链接 ,使民事抗诉权顺利启动 ,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是最能维护和体现正义、有利于维护司法尊严和权威的方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法律的完善和实现 ,也将是法院和法官对中国法治的独特贡献。

刑事简易程序审判组织模式改革刍议

确保司法公正 ,提高司法效率 ,是刑事简易程序审判组织模式改革的终极目标。刑事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庭的“一审多助多书”组织运行模式 ,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改革尝试。这一审判组织由 1名独任法官 ,4名法官助理和 2名书记员组成。实践证明 ,这种对原有审判组织模式的改革是成功的 :一是提高了审判效率和质量 ;二是排除了独任审判先入为主的弊端 ;三是突出了独任法官的主导地位 ;四是明确了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职责 ;五是降低了诉讼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