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教传统与宋代理学家“温柔敦厚”诗学审美理想的生成

传统儒家“温柔敦厚《诗》教传统”向后世“温柔敦厚诗学观”的发展、定型,表征着儒家政教传统对于文学艺术具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由“尚中”“尚和”观念发展而来的儒家“中庸”思想、与其同样有着“尚中”“尚和”基因的“诗言志”“比兴”传统,以及由孔子提出而得到后儒发挥的“兴观群怨”诗教传统等,均与“温柔敦厚《诗》教观”紧密相关。宋代理学家在承继汉唐诸儒“温柔敦厚审美理想”的同时,于众多方面发挥、转移了其主要观点,并在他们的诗歌书写中得到较为充分的表达:理学家诗人在作者感情、态度等方面推崇中和、中节而不过分;其理学诗作重视诗歌讽谏和感兴志意作用,强调以理、礼、性、道、仁等“节之”,关注“情性”及“心性存养”等。

李氏朝鲜文人宋翼弼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次韵是一种特殊的接受方式,李氏朝鲜著名文人宋翼弼《龟峰集》录有次韵李白诗歌8题13首。这13首诗特点突出,表现为对李白原诗主题的继承与翻新,对清静避世思想的接受,对家国情怀的接受,其背后是他对李白诗歌自觉的学习和与李白相似的人生遭遇。通过对李白诗歌的次韵,宋翼弼完成了对李白诗歌经典作品的选择,并成为李白诗歌在李氏朝鲜传播的重要一环。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黄宏荃《英译宋代词选》中的“心译”法解析

作为一名被遮蔽的翻译家,黄宏荃的代表性译作《英译宋代词选》还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论文旨在探讨黄宏荃在《英译宋代词选》中提出的“心译”法,结合书中的大量译例,分析其具体表现,主要包括:(1)撰写导言与注释,为译文读者提供解读语境;(2)添加具体词汇,烘托原作的情感氛围;(3)充分利用英语形合特征,打造地道译文;(4)采用各种变通手段,译出原作的精神与韵味。黄宏荃的“心译”法对中国古典诗词以及整个文学翻译不无启发,译者唯有全身心地投入翻译,方能产出精品译文。

宋代书院诗的文化阐释

宋代书院的兴盛促进了以书院为题材或背景的诗歌创作的繁荣。书院诗涉及书院与科举、理学、佛道及休闲之关系等诸多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的介入极大损害了书院诗的审美特质。

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

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论宋明理学的经学观

以己意说经,不受旧注疏的约束,这体现了宋明理学各派经学观的共性。在此基础上,程朱重视"由经穷理"、我注"四书",陆王强调以经书为吾心的注脚,但就形式与解经的目的即理学家的思想实质而言,理学各派均是把经学形式与性理学内涵相结合,说经的目的在于阐发自己的性理、心性之学,而不是为解经而解经。

理学的变脸与学人的变身——王阳明与书院综论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位文武双全的天才。他既是理学的代表,也是中国书院文化的象征。在王阳明身上始终充满着复杂的矛盾。他一方面探索并实践着圣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理论,一方面他自己和门人又把他拔高到彻底超越大众的至高神位;一方面他表现出对朱熹所获得的神性般崇拜强烈不满,并且他不遗余力地从事着捣毁偶像的工作。结果是,拉下了一个上帝,自己又坐上了上帝的神位。

北宋经书子籍刊刻与“典籍中心主义”

北宋是中国雕版印刷的勃兴期。这一时期,以国子监为主导,各地官私机构相继刻印了大量经、子类书籍,蔚为大观。经书子籍雕印既是中国以典籍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惯性,也是科举政治的必然选择。这类印本在社会的广泛传播流行,导致"疑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典籍的神圣,对北宋的学术发展产生潜在的影响,进而形成"六经注我"为特征的宋学。

北宋经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经学是训解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是我国古代学术的核心部分,其对古代社会文化影响深远而广泛。北宋初年,由于社会的变革,经学在治学方法方面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影响北宋社会文化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北宋医学的发展。从北宋年间经学治学方法的变化入手,探索其对医籍的整理刊行、《伤寒论》注释研究及士人尚医社会风尚变化等方面的具体影响,以期为当下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提供启示。

宋代新儒学与经典世界的重建

11世纪宋代新儒学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源于各方面思想资源的促成,佛老之学及魏晋玄学等外源因素需消化以外,儒学内部如汉唐经学的思想资源对于新儒学回归经典的创新更有直接关联。中唐思想文化特别是"是经疑传"等经学新风气,推动了唐宋之际"疑经改经"的思潮发生,新儒学通过创造转化汉唐经学知识的固有范式,实现了"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转向。最终,朱子学建构了一套"四书学"及"家礼学"的新典范,标志着新儒学"经典世界"的全面重建,有力推动了儒学在哲学、经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论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史上的贡献

“书院”始于唐代 ,经过五代、北宋的发展 ,至南宋达到鼎盛时期。江万里肄业于白鹿洞书院 ,又入太学上舍深造。进士及第后 ,历任州、府、路和中央部院长官 ,直至左丞相兼枢密使 ,其间任过教授、国子监祭酒、侍读、侍讲和书院山长 ,对官学和书院教育有深厚的实践经验。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 :( 1 )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 ,创办了“白鹭洲书院”、“宗濂精舍”、“道源书院”等全国一流书院 ;( 2 )大力提倡教育兴国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仅吉州继文天祥后 ,又有 1 7名学子荣登进士科状元 ,至明清共有 2 72 8名学子进士及第 ,故吉州享誉“南宋进士的摇篮”。江万里十分重视书院教育 ,并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借鉴 :( 1 )重视思想教育 ,是南宋书院教学的灵魂 ;( 2 )提倡学术研究 。

朱熹《诗集传》所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主要成因——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三

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用全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诗经》;二是懂得用文学眼光来研究《诗经》;三是注重以涵泳文本的方法来研究《诗经》。

南宋的多元文化与文学流派

北宋的主流文化是士大夫文化,因长期党争而士风渐坏,在南宋的政治环境中这一文化逐渐衰落。由于统治者的扶植,且顺应了时代之需,南宋理学大盛,理学家留意于文学理论和诗文创作,朱熹尤有建树。宋代士大夫普遍悦禅,参与了禅林文化建设,南宋禅僧多追求文人的生活意趣,诗歌不乏佳作。南宋地狭官冗,读书人沦为"谒客",江湖文化遂成廊庙与隐逸外的主要文化形态,江湖诗派为此时的重要流派。

再评王安石：新法、新学的关联审视

历来对王安石的评价多以其"熙丰变法"的功过为依凭,而忽略了在王安石变法的背景下,以经学史的角度为切入点,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给出客观正确的评价,同时探讨他在经学研究上的路径与特点。《三经新义》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充当新法推行的辩护书,作为推行新法的理论根据,以实现"一道德""定于一"的政治谋划。《三经新义》作为国家科举考试新标准,破除汉唐以来的经典训诂之学,而代之以经典义理之学,故宋代儒家义理之学的勃兴,实由荆公新学扫清道路。此外,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首次以国家法典的形式将《孟子》一书正式升格为"经",为其后宋代经学的义理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清人词话的学术背景

清词话作者的学者化,使清人词话与清代学术有着为更密切的联系。清代实学、朴学及今文经学对清词话都有一定的影响。

两宋理学:“象物比德”话语与诗性表达

中国古老的“象物比德”的文化传统,为宋代理学家所承继和展开。理学家在承继前人的基础上,扩大了“象物比德”之“物”的范围,拓展了“德”的种类和内容,发展了“比德”“取象”的方法。理学家对于“象物比德”话语的多方探讨,在其理学诗创作或者书写中得到较为全面地表达。两宋理学家诗人依托自然景物、社会生活、事件等来书写或者表达天地、万物、实践主体等“物”的德性品质或者性理特征,外显为理学诗的独特表达方式并成为其重要的形式特征。

宋代“四书”经学教育形态论析

"四书"经学教育形态的萌生和确立,是二程、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发展重要的贡献之一。宋代"四书"经学教育教学的面向主要有二:一是士人群体;二是君王阶层。宋代"四书"经学教育形态确立了"四书"经典结构在宋元明清经学教育史中的主导地位,为元代"四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有利于理学"化民成俗"教育理念的实现。

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流变及其典型形态考论

"发明"备受汉唐儒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阐释方法,因之而成为儒学阐释传统重要的方法论来源。"发明"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发明"之于理学,虽然表征为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和阐释路径、方法,但就其目的性而言则具有共同性。两宋理学之"发明"因其涉及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也就顺乎自然地成为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重要表达方式。受到理学家"发明"诸方法影响而创作的某些理学诗类型,自然就具有了与文人诗截然不同的诗歌风貌。对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涵蕴与理学诗表达方式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为我们深入探讨中西方共同存在的"哲学"与"诗"的会通问题等,提供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亦可为探讨新时期儒学创新性转化提供方法论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