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制度的适用困境及完善路径

我国现行立法虽为死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提供了规范路径,却存在诸多疏漏之处,引发死者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制度适用的内外罅隙。主要表现为死者个人信息权益的归属不明、死者个人信息权益的意定行使之困境以及死者个人信息权益的法定行使规则不清之困境。对此,宜回归权利保护本质,以保护死者人格权益为根基。在完善死者个人信息权益的意定行使规则方面,一是确立死者个人信息权益的意定行使优先于法定行使规则;二是明确自然人可以安排不局限于近亲属的他人为自己死后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使主体;三是允许自然人指定行权主体对具体类别的个人信息行使权利;四是允许自然人指定安排自己死后权利行使主体享有的具体权利。在完善死者个人信息权益的法定行使规则方面,一是明确死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从自然人死亡时开始,不存在死者生前意定安排则自动进入法定保护机制;二是明晰近亲属作为死者个人信息权益的法定行权主体之顺位;三是明确法定行权所指之个人信息权益范围;四是明确行权主体与侵权主体混同时应当由其他近亲属行权。

论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兼评《民法典》第994条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诸如ChatGPT,其超越深度合成的生成式AI技术造成了实践中对名誉权、肖像权、个人隐私、死者人格利益等人格权侵权案件的频发。如何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降低技术进步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审视过去,我国历来重视对人格尊严的保护,自1982年至今,我国宪法均以专门条款的形式对我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作出了明确的宣示性规定,表明了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纵观我国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制度的演进历程,共经历了判例阶段、司法解释阶段和成文法规制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起,著名的陈秀琴诉魏锡林案、“荷花女”案开创了我国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司法实践的先河。在这一时期,我国司法机关的重点工作也包含了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其先后发布了与死者人格利益相关的数份解答、批复,这些官方文件汇聚成了丰富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规则。在这些解答、批复之后,我国司法机关也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专门制定了死者人格利益的相关保护规则。自2021年《民法典》颁布施行后,《民法典》第994条专门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作出规定,标志着我国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进入了成文法规制阶段。然而,不论是从现行法律制定层面还是学术理论层面审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这一具体问题,关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是否应当予以区分而分别确定保护期限以及如何设置保护期限等问题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实际上,财产利益与精神利益作为死者人格利益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两者不论是在保护期限方面还是在保护对象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本文经研究认为,死者人格利益中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应当以死者继承人的生存期为标准予以确定,而死者人格利益中精神利益之保护期限则应当以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为“标尺”。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死者的人格利益与公共利益存在密切联系,甚至其本身已经成为公共利益的一部分,死者人格利益此时应受长期保护。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死者人格利益涉及社会公共利益时,其也并不当然受永久保护,在具体个案中,需要综合考虑死者的身份、行为人的侵权方式等多种因素,具体确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期限。

民法典体系下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实践进路研究

我国民法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荷花女案”的相关司法批复。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只是对个别的名誉、肖像等人格利益,采取点对点的复函模式进行保护。经过法制体系的不断完善,民法典时代的死者人格利益保护已进入到全面保护阶段,但是在近来的案件中却暴露出一些问题。从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出发,对现行保护模式进行切实可行的补充完善,如调整请求权主体范围和不同顺位的权利内容、强化死者人格利益和近亲属一般人格权的联系等统筹优化措施。

因势而新 因时而进 因事而化: 新征程以文化人的出场逻辑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多次强调要以文化人;同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文化发展、人们的文化需求满足等方面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以文化人已经成为新征程文化建设与人的发展的重要内容。新征程对以文化人的强调,就是在对文化价值新定位、人民发展新需求、铸魂育人新挑战的综合回应基础上生发的。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构成了新征程以文化人出场的时空方位。对这一背景基础的深刻认知是我们理解并研究新征程以文化人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前提,也是我们在认知与实践中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的必要内容。

学科育人:教学改革的指南针和准绳

学科育人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学科切入口和实现方式,是教学改革的指南针和准绳。学科育人与课程育人、教学育人、教书育人紧密相连,又有不同的视角与方式。学科育人更注重学科特质、独当之任和独特功能,将育人落实在学科学习中。学科育人是个完整的体系,要系统思考、整体开发。将学科育人扎根在立德树人上,从“学科之魂”“学科之眼”“学科之法”去探寻学科育人的独特理念与方法,并从综合性去考量,不要囿于学科本身,让学科核心素养生发出跨学科的综合素养。学科育人的关键与境界是教师以自己的人格去培养人格,塑造灵魂。

灵魂·特色·效能:大学教育评价改革的三种取向

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教育评价对教育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受理性主义、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的影响,大学教育教学评价日益表现出对确定性、统一性和专业性的崇尚,越来越失去对人的发展和教育活动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观照,大学教育活动陷入单一、机械和僵化的境地。深化新时代大学教育评价改革,必须正本清源,回归教育立德初心和育人本位,构建起有灵魂、有特色、有效能的新时代大学教育评价体系。具体而言,大学教育评价改革需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标准,促进个体身心全面、和谐、主动发展;以分层分类为主要方法,促进不同高校多样化发展和个性化发展;以共治共管为基本抓手,实现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苗族古歌唱者与听者探讨

苗族古歌是唱者之唱与听者之听的双向交流,苗族古歌唱者包含巴兑、东郎、褒牧、理老及歌师;苗族古歌由于其歌谣的听觉性从而其接受者多元,包含苗族民众、世间生物甚至鬼神与亡灵。

论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人

《民法典》第994条折中直接保护论和间接保护论的立场,明确承认死者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的同时,又规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需要经由近亲属的积极作为才能实现。其中,承认死者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与民法典保护人格尊严的目的相符,但将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完全与死者近亲属联系起来,并不符合立法者通过第994条实现人格尊严延伸保护的目的。对此,结合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方法而承认死者生前在不违反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依据自主意志安排的受托管理人可以保护死者人格利益的做法,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85条结合《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而承认检察机关向行为人请求承担民事责任的权利,并在死者近亲属侵害死者人格利益时通过平衡处理死者人格尊严延伸保护与因亲属关系适当限制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而确定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人,可以填补《民法典》第994条存在的漏洞,助益于立法者延伸保护人格尊严目的的实现。

《先贤行状》考证

本文通过对古籍的爬疏整理 ,力求再现《先贤行状》原书风貌 ,并以此探求行状文体在萌芽阶段的最初面貌。

论小说《我的灵魂永不下跪》的生命哲学

生而为人,应该怎样生活,又将如何面对死亡,是古今中外哲学家、思想家一直以来的重要议题。美国当代黑人作家恩尼斯特·盖恩斯的小说《我的灵魂永不下跪》,通过一个黑人男孩儿被无辜判罪剥夺生命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无知的灵魂在临刑前接受教育、认知自我,并最终实现人格重塑与精神超越的生命历程。这是一场黑人与白人的巅峰对决,是一次关乎生命尊严的灵魂洗涤。人是什么,何为人生,种族歧视下的人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苦难与压迫该何去何从,是历史长河遗留给黑人种族的生存考量,也是值得人类这一生命践行者认真思量的问题。

论诽谤死者诽谤罪的成立

诽谤死者的行为能否成立诽谤罪,各国立法不一,我国学界亦意见纷纭,分别有肯定、否定、折衷三种学说。笔者认为,诽谤死者能成立诽谤罪。首先,自然人死后其名誉权得在一定时期内存续;从犯罪客体上讲,诽谤死者的行为侵害死者名誉权、死者亲属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应当成立诽谤罪。此外,通过法律解释方法将诽谤死者的行为纳入我国《刑法》第246条诽谤罪的范畴,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良知学与教育——中国教育需要一场革命

中国教育要获得质的提升需要完善教育理念,教育理念的核心是人的哲学、生命的哲学。人的身心是一个整体,心灵则是生命之体,身体则为生命之用,身心畅通是生命机体活跃充沛的条件,自孔子"六艺"到阳明"良知学"都以此为本。依照心灵大体的观念,当下及未来之教育必须着眼于具有平民人格的"精神贵族"即儒家之"大人"或"大丈夫",如儿童教育则重在心灵开放、气机通达,使之身心舒畅,进而步步提升前进。教育理念上必须"由器入道",方法上要以生命的养成为鹄的,才能造就健康、向上、奋进的社会栋梁。

试论儒道思想对中国古代悼亡诗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悼亡诗”是一种独特的写作范型,完整意义上的“悼亡诗”应该包括悼妻诗与悼夫诗。儒道思想在悼亡诗的两个核心主题———生死观和情爱观两方面具有深刻影响。

“完整人格”与“优美心灵”——审美教育在当下教学中的意义

随着全球性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加快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渐趋深化,现代人的"内在心灵"普遍地意识到审美教育对平衡多样鲜活生命的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审美教育通过对学生"完整人格"与"优美心灵"的真正美感的愉悦性培养,从教学上的兴趣陶冶达成推进学生自身美感的自信心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对当下的教育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希腊哲学是基督教思想的奠基者

如果没有希腊文化,基督教的产生是不可想像的。基督教思想的产生得益于希腊哲学,基督教思想的系统化,同样是希腊哲学征服基督教世界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基督教思想是穿着宗教外衣的希腊哲学。不过,希腊哲学究竟在哪些方面为基督教做出了贡献,似乎西方哲学并没有明确的定论,本文从四个方面阐述希腊文明与基督教的关系。第一,智者关于好公民的讨论和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对于好人的讨论成为基督教定位人的信仰的重要参数。第二,善的理念为基督教的上帝论提供了道德的形而上学蓝本。第三,毕达哥拉斯和新毕达哥拉斯派以及柏拉图的灵魂不灭与轮回思想,为基督教爱的理论和末世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第四,斯多亚学派的世界主义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拓清了道路。通过对这四个方面的阐述,作者力求表明,希腊哲学是基督教思想的奠基者。

鲁迅研究若干问题之我见

鲁迅研究中存在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如何理解"民族魂"的含义?鲁迅是否属于苟活者?鲁迅传的写作应运用怎样的视角?鲁迅创作自述研究中存在哪些薄弱点、空白点和偏误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从中归纳出应该吸取的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经验教训,不仅能够更好地促进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且也会给广大的当代作家和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启示。

如怨如慕 如泣如诉——论《诗经》中的抗婚诗和悼亡诗

婚恋描写是《诗经》中的珍珠翠玉 ,而反抗婚姻不自由和悼念亡人的诗篇则更见其痛苦灼烧的光辉。那如怨如慕的抗婚诗和那如泣如诉的悼亡诗 ,带给读者的不仅仅是感伤和缠绵 ,更重要的透过这些充满血泪的哀歌 ,足以窥视到当时人的婚姻观念和价值取向。

“士魂”与“商才”:儒商文化内涵界定问题辨

要疏解儒商文化的现代转型意义,必须对"儒商"及其品格进行理论辨析。一要从儒学流变角度来分析儒商之可能,做到"儒商"的名至实归、名副其实;二是对"儒商"品格作一内在分梳,疏释"士魂"与"商才"的应该具有的理论内涵,从而纠正有关儒商文化方面的一些习以为常的错误看法。

20世纪德国人格权法的演进

20世纪德国人格权法的发展表现为:一般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被确立,人格权的财产价值被承认,对死者人格权上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双重保护,人格权与言论自由协调的规范机制完善。此发展历程证实了成文法典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容,以及法官造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且也大大提高了德国法制的自我调整能力和德国法律人的法律解释能力。

丁玲:最富现代品格的先进文化之杰出代表——为纪念丁玲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丁玲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最具有现代品格的“真的人”和文学大师。她辉煌而独异的创作历程 ,表明她不仅平生始终犹如“飞蛾扑火 ,不死不止”般地执著追求光明与自由世界 ,而且以非凡的直觉感应力和理性透析力 ,审视与摒弃一切“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