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意志的话语路径:退老堂唱和诗与宋南渡初期山林传统重塑

吕颐浩寓居台州期间营建退老堂,引起一场盛大的诗歌唱和活动。士人赋诗数量众多,吕颐浩亦多有和作。士人群体一方面从政治功业、隐逸高风等角度颂美吕氏退居行为;一方面在诗中普遍纳入谢安、裴度之典以质疑其退居的时代合理性,并借反论“退老”凸显政治文化重建时期老成之士的核心价值,表达对于南渡语境下贤能退隐的群体焦虑。吕颐浩以“腐儒”作为退居情态下的自我定位,昭示着杜甫的典范意义。通过梦境书写与退隐阐释,吕颐浩从虚实两个时空深度剖析退居闲适掩映下的报国理想与北归之志。忠君体国的责任意识以及重整山河的使命感构成了士人唱和行为的内生能量与逻辑起点。退老堂唱和诗揭示的士人心态复调特征烛照出传统山林之思的时代困境,话语路径的集体特征呈现出家国之忧对于传统归隐叙述逻辑的扰动,由此引发士人群体对山林传统的反思与重塑,以期调和退隐思想与现实需求的矛盾。

秦汉时期北人南迁及其经济效应分析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移民的主要特征在于人口迁移都是受到政府干预而进行的,表现为政治性谪戍南徙、军事性移民实边、经济性豪族迁徙等。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不仅为南方地区带来了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先进的文化,促进了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还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进程形成了极大的推动力量,加速了民族交流与融合。

辽、宋、金时期迁入高丽的中国移民

辽、宋、金时期复杂的政治、军事形势,迫使许多民户通过多种渠道迁移到邻近的高丽。高丽针对中国移民的接收与遣还采取了一些应变措施、制定了相关规定。迁移到高丽的农业和手工业者移民,按照集团聚落居住在归顺州等移民州县里。他们努力耕耘、辛勤劳作,承担居住国的租税和贡赋;传播先进的技术和制度文化,为高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研究结果显示,古代东亚移民与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变动紧密相关。移民不仅推动了经济、文化交流,而且还促成了不同民族的融合。

从宋室南迁看杭州方言的文白异读

杭州方言是历史上宋室南迁、建都杭州而形成的一支带官话色彩的吴语。通过对南宋临安城内北方移民和土著人口比例的考察,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探讨宋室南迁和杭州方言文白异读之间的关系,可以认识到杭州方言文白异读的研究在汉语方言学、汉语音韵学和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宋人移民高丽述论

论文分析了宋人移民高丽的背景和移民活动,阐述了宋人移民高丽的特点。认为公元10至13世纪,中国分裂为南北对峙的局面,辽、金先后在东北亚区域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受此影响,宋人迁往高丽的移民活动开始趋向精英化。移民的数量缩小为一部分社会中高阶层,迁移的方式偏向主动迁移,并且移民活动受到了高丽王朝的欢迎。这些变化不仅与东北亚复杂局势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宋代中国文化的强大国际影响力。

唐宋时期湖南的少数民族移民及其影响

唐宋时期湖南地域的少数民族移民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少数民族战俘在湖南的安置,二类是湖南溪洞首领在内地的安置,三类是溪洞之民迁移省地,且人数最多。少数民族移民对湖南民族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唐宋时期制笔业重心的地理变迁

唐宋时期,制笔业取得重大发展,一方面,制作区域向全国范围迅速扩展,北方制笔业产地主要是向东扩展,南方制笔业产地主要是向东南和西南地区扩展;另一方面,生产重心向南方地区逐渐转移,唐代前期,制笔业重心尚在北方地区,唐代中后期,南方制笔业迅速发展,重心逐渐南移,五代十国时期,重心加速南移,至北宋中期,重心已完全转移到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这些变化与唐宋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向东移动,经济重心向南移动的发展态势具有一致性。

北宋末年的两次中原大移民

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人的铁骑攻陷开封,北宋覆亡,翌年春,徽宗、钦宗被俘北上。随从徽、钦父子北迁的除后妃、宗室外,还有中原的工匠、医官、乐工、妓女、内侍等约10万人(一说20万),这是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不久,高宗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金兵继续牧马南寇,高宗无力回天,抵挡不住金人的凌厉攻势,只得退往江南。随高宗南迁的中原士民亦有10万之众,这批移民对江南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代草庐文人与他们的文学时代

元代草庐文人基于对大一统时代疆域辽阔、文化多元、思想驳杂现实的理解,在哲学思想上和会朱陆,学宗朱子兼宗陆学;在人生选择上,放开心扉,不立崖岸,负笈北上,不负所学,成为元代南人北进风潮的中坚力量;在创作上,草庐文人以和会包举、雍容大气之态黼黻时代,倡导清和雅正之风,并借助群体的社会地位与影响,令其审美倾向蔚为一代文坛风气。

和战分途:南宋初年的政治转向——以孝宗朝政策迁移为线索

南宋伊始,宋金和战问题就一直是困扰着南宋政权的时代命题。绍兴十二年缔结的宋金和议,并没有成为维系宋金长久稳定关系的基础。绍兴三十一年,金人单方面撕毁协约南侵,加之随即登基的宋孝宗锐意恢复,宋金战争一度爆发并持续到隆兴元年张浚符离兵溃。在此期间,宋孝宗选人用事并不局限于道义型主战派士大夫,对实务型主和派士大夫及主守派政治元老也多加选用;在此之后,宋孝宗迫于符离兵败的政治压力与金人议和,锐意恢复政策主张转换为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政治谋略。宋孝宗以邪正为标准的多元用人政策,与其对金强硬的政治主张既统一又矛盾,这种复杂的政策取向既切合即时的宋金政治局势,也为南宋制定内修以图恢复的长远国策埋下了伏笔。

论宋代人口南迁对南方的影响

由于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宋代北方人口大规模地向南迁移,移民中包括皇室、贵族、平民百姓等各个阶层,这不仅使宋代的人口重心彻底南移,而且对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六朝移民与江南经济区的形成

六朝时期由于民族矛盾纷争和战乱频繁,掀起了中国历史上北人南迁的又一次高潮。大量南迁移民不仅为江南地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垦辟出大量的土地,并且在南方广泛种植和推广北方的旱地作物,同时铁器牛耕等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劳动技术得到了进一步推广应用。以江南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基础,其手工业和商业也都蓬勃兴起,大型商业城市纷纷出现。六朝移民不仅推动了江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促成了江南经济区的形成,而且为隋唐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坚实基础。

位卑未敢忘忧国——浅析宋南渡时期词的时代特征

对宋南渡时期词作中的爱国热情和对家国的忧患意识进行了分析,指出时代变化对词体的影响,宋南渡时期的词扩大了表现的范围,也见出文人士大夫对家国的责任,是爱国文学作品中重要的部分。

论宋初小说创作的地域特征及题材选择

由于晚唐五代士人南迁的文化缘由,宋初小说创作具有极其突出的地域、题材特征,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非常特殊的一种文化现象。作者以晚唐五代的历史背景及宋初小说文本作为考察对象,根据宋初小说的创作成就,论述了宋初南方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等因素,笔记体志怪题材的选择体现了乱世文人的宗教情怀及价值观念。

北宋至南宋前期巴蜀地区的人口迁徙流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至北宋仁宗朝,川西地区的人地矛盾越来越大。一部分人们向四川盆地南部及西部迁徙,这种人口流动限于巴蜀内部民众。南宋前期的人口迁徙,主要是外来民众为避靖康之乱通过长江三峡或四川盆地北部进入巴蜀地区,使得巴蜀地区的人口激增。无论是巴蜀地区内部人口的流动还是域外人口的迁徙,都促进了汉族群众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也对迁入地的文化教育起过推动作用,同时又因对边地的垦辟而致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宋南渡文学编年系地研究的构想

为了对宋南渡文坛予以整体观照,有必要对宋南渡文学进行编年系地研究。具体表现在先考索作家的生平事迹和活动地理环境,考订作品的创作时间和创作地点;再依据作家作品的活动地理开展创作作品的时地关系研究,动态考察文学创作与地理空间的关系;最后进行"时段文学史"研究,对宋南渡文学史上具有影响力的年度文学特征、文学的演变规律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宋元人口迁移与瓷器支圈覆烧技术南传

北宋后期定窑窑工发明的支圈覆烧技术,在南宋和元代被许多南方窑场采用。通过对比这一时期人口迁移路线图与采用支圈覆烧技术的窑场分布图就会发现,人口迁移与支圈覆烧技术南传之间存在密切相关关系。新的装烧方法传入南方之后,各地窑场根据自身的生产状况、技术传统及市场定位,对是否采用新技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梅州地区客家人迁入的过程及社会影响

梅州是当今客家人聚集地之一,享有"世界客都"之称。宋元时期是梅州地区客家人发展、形成的重要时期。长时间的战乱以及人地关系引发的生存问题,迫使赣南、福建等地的人口开始向粤北迁移,梅州成为一个重要的人口徙入地。大量客家先民的迁入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一地区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谪官流放岭南路线论析

岭南地区在宋代依然是处罚罪臣的重要贬谪地。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此地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在经济、文化、环境方面都与中原各异;宋代漕运的发达给谪官的贬途带来一定便利,但并不能完全解除他们迁徙的重负。尽管宋代进入岭南的路途已经大为增多,但谪官仍需经过无数的险山恶水或荒凉之地,这使他们遭遇风险的几率随之上升,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从效体角度探究“希真体”之内涵

朱敦儒以词著称,其词风对南宋及后世作家有较大影响,被誉为"樵歌体"或"希真体"。其中"希真体"的内涵既相对确定,又经后人效体中逐步选择、逐步确认。宋室南渡的国家剧变与麋鹿之性的生命本色是构成"希真体"内涵的两大支点;家国之悲、身世之慨及晚年隐居时期的旷达闲适是"希真体"的构成内容;清隽谐婉,以口语、俗语入词是"希真体"的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