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权立法完善的路径与选择

当前,信息泄露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各国纷纷就个人信息权进行立法保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优化了我国对个人信息权的立法保护,但我国相关规范性文件未能有效衔接,某些规范性文件位阶不明,特殊领域的个人信息权立法保护不成体系,部分地方缺乏立法能动性,对公权力的监管规定存在漏洞.相较而言,美国在个人信息权保护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和教训.通过比较分析法,对美国就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立法优势、劣势加以辨别,对我国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立法提出建议,以期完善我国对个人信息权的立法保护.

个人敏感数据的法律保护:欧盟立法及借鉴

互联网时代,个人敏感数据的泄露将导致个人权利和利益受到重大威胁,亟需保护。欧盟通过隐私权和数据保护权双管齐下的方式对其予以保护,但囿于隐私权保护的范围、消极性和救济不足,数据保护权的一般保护规则、救济规则和保障义务不足,无法提供充分有效保护。欧盟针对个人敏感数据创设了差异化禁止处理规则、例外规则、个人特别救济规则,并课以数据服务方严格保障义务,以期实现保护适当、利用合理、救济及时、权责对等,值得借鉴。我国应根据数据敏感程度设置差别保护,创设例外规则,禁止格式条款,严格保障机制。

我国人工智能基础数据的专门法保护研究

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科技领域的数据类型,应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考量其培育过程和后续权属状态的规制。与此同时,作为人类智力成果的新晋形式,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也应当纳入知识产权法治范畴,并且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予以规范化设计。从目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相关内容来看,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保护嵌入成文法体系存在客体和标准等一系列的现实困境,因此,在综合考察域外立法实践的基础上,确立保护的基本原则,明晰基础数据的相关权利义务,建立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保护机制,加强基础数据跨境流动的过程监管,以此作为专门立法的核心进路,制定《人工智能基础数据保护条例》。

政治公众人物隐私权特殊保护的原则

隐私权是自然人所享有的人格权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般情况下是受到法律严格保护的,政治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与普通人物隐私权的保护存在差别。本文认为政治公众人物隐私权应该特殊保护,应该在保护其核心隐私的基础上对其隐私加以限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特殊保护的五条原则: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原则、保守国家机密原则、公共利益优先原则、职务适应性原则、公开场所原则。

浅论我国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克减——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视角

国家应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作为一种兼有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独立人格权,其救济手段也应有特殊规定。我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还未有专门立法,且现有法律框架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缺乏特殊保护规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状态下,公民的个人信息权会依法受到克减,但该种克减也需按照目的限定原则、比例原则、最低伤害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来进行。本文结合疫情,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与克减的若干建议。

论人大代表人身特别保护许可权的合目的性审查原则——相关地方性立法及其备案审查的展开讨论

《代表法》第32条第3款确立了人大代表人身特别保护许可权的合目的性审查原则。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地方人大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于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保证宪法法律的正确解读和执行拥有重要的宪法职责。地方人大如何理解代表特别保护许可权的规范内涵,成为合目的性审查原则能否得到正确实施的前提和关键。但通过梳理可以发现,这一原则在地方性立法中未能得到良好落实,存在大量问题。我国就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法监督确立了双轨制的备案审查体制,但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审查体制存在着审查主体和提请主体位阶过高、备案审查动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亟待改善,以促进我国人大代表人身特别保护许可权的合目的性审查原则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