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官任职条件适用中政治身份偏好问题及其疏解

监察官选用时的任职条件和《监察官法》中规定的监察官任职条件有所区别。监察官选用时的任职条件是从一般性要求到特殊性要求逐步拔高的结果,而《监察官法》中规定的任职条件则是一种基本的资格性条件。《监察官法》规定中与监察官选用实践中任职条件的差异,体现了规范与实践的张力。这实际上是通过立法赋予了监察机关有限的用人自主权。监察官选用实践是将“书本上的法”转化为“行动中的法”的过程,在法定资格条件之上选拔更具优势和竞争力的合适人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官的选用倾向于政治条件较好的中共党员,这一考量有其现实合理性,但也面临着合法性质疑,需要客观、辩证地看待。根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要求,监察官选任需正确把握任职条件的开放性,兼顾合法性、合理性和适当性要求,选拔具有良好政治素养的人才担任监察官,进而实现监察官队伍建设的专业化、规范化。

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经营者集中执法实践:中国国企如何面对欧盟的挑战

面对中国国家资本的持续涌入,欧盟采取了既欢迎又审慎的态度。欧盟委员会适用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而中国国有企业的抗辩理由通常无法阻止欧盟委员会采取“最坏情形假设”,由此面临赴欧投资的最严峻挑战。有必要对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问题进行探源,在学理和法理层面对国资委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独立决策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以期在现有欧盟体制下提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抗辩理由和应对策略,更好维护我国国企域外投资的生存空间和合法权益。

日本核污水排海行为的不法性及其责任追究

日本核污水排海行为不具备2001年《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规定下的受害国同意、不可抗力、危急情况之条件,因此不能免除国家行为的不法性;同时,以日本国内法为依据以及污水排海行为是东电公司的私人行为来免除国家责任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因此,日本在违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法的公约》具体国际义务的前提下,必须承担一定的国家责任与义务。

日本核污水排海行为国际诉讼下的法律适用与解释

本文以对日本核污水排海行为提出国际诉讼作为基本假设,思考承审法院在程序审阶段选择《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以下简称“《责任草案》”)作为适用法的可行性,以及实体审阶段中有关的法律规则引用与法逻辑论证问题。研究发现《责任草案》不但对日本有拘束力效果,且有利于法院管辖权受理的正当性及控告方诉讼策略。在日本违法性的法律解释及推论上,本文尝试回答三个问题: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执行核污水排海行为是否属于国家行为?第该国家行为是否违背某一对日本有效且应遵循的国际义务?日本违背国际义务是否带来相应的国家责任而须承担赔偿义务?三个问题皆获得肯定推论。因此,中国、俄罗斯、韩国等周边国家作为潜在受害国,当然有权利以日本明显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35条第1款有关履行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国际义务”并承担相应“国际法责任”为诉求,援引《责任草案》规定来追究日本政府国家责任及承担赔偿义务。

法治反腐视域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由政策反腐向法治反腐进阶,是建立长效、稳定反腐机制,消除政策反腐弱效能问题的必然选择。实施法治反腐、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形成内外互补的异体监察权,明确国家监察权与行政监督权、司法监督权、纪检监督权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国家监察权的内部权力结构,构建多职能一体的反腐败专门机构。目前,国家监察体制雏形已然形成,但其体制定位等问题仍需探讨。正确定位国家监察体制,前提是要理清纪检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制定成熟的反腐败《监察法》以及恪守人权保障的底线要求,以确保反腐法治阶段的顺利推进。

监察委员会调查权：性质、行使与规制的审思

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具备国家性、强制性、综合性等特征,其与侦查权的权力内涵及外延具有一定差异性,但也有不少相似之处。《监察法(草案)》中勾勒出调查权运行程序,并明确证据收集、运用应与审判标准一致。但仍有待明确之处:监察委员会调查程序应结合反腐调查的特殊性,确立调查权行使的权力法定、程序规范、比例原则,厘清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法院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将调查权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调查权在实践中的合法、有效展开。

经济责任审计制度的定位与规范重塑——以十九大报告关于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精神为基点

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是典型的中国式国家审计制度,它实质上是保证和监督干部履行以经济责任为基础的综合整治责任的一种特殊的干部管理制度。经济责任审计在价值目标、监督对象、审计信息披露、审计程序与方法技术、问责机制等诸多方面与一般的国家审计制度之间具有较大的异质性,在规范属性和内容上介于党内法规和法律规范两者之间。目前经济责任审计制度采取"党政联合立法"模式影响了审计法律规范体系的统一性和国家审计监督的权威性。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为依托,在国家审计法律制度之内做出正式制度安排,实现制度的整体协调,充分发挥监督效能。

国家审计与法治国家建设

当代中国法治国家的建构必然触及国家审计权的重构,提高国家审计社会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唯一途径是改变现行国家审计权配置模式,将国家审计权设计为一种居于立法权之下、具有独立性且完全有别于行政权的国家权力。

《紧急状态法(草案)》的可行性论证(下)

紧急状态法已经列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五年立法规划。本文的作者草拟了《紧急状态法》的整体框架,并对紧急状态立法草案进行了可行性、对策性、应用性的实证分析和研究。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研究——从2018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第2款切入

长期以来,机动侦查权被视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一项重要手段。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然保留了检察机关的此项权力。从既往的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采用机动侦查权办理的案件数量不多,但不能据此简单地认为该项权力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而非主动行权,对所有特殊案件大包大揽。机动侦查权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是单纯地通过修法扩大案件的适用范围,而是在规范层面上针对机动侦查权的案件适用范围、审查程序、权力配置等办案中存在的瓶颈问题作出技术性破解,最终使该项权力发挥应有的作用。

论经济法的共识

目前,中国经济法学界取得了以下共识:经济法是市场经济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监管(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体系由市场监管(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构成、经济法是社会本位之法、经济法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干预之法、经济法是现代性之法、经济法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法律部门。这些共识是经济法发展和完善的基础。

论《国家监察法》的立法原则

《国家监察法》是规定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具体职能、监察对象、行使职权的程序以及如何与党的机构和其他国家机关衔接等内容的法律规范。《国家监察法》制定的目的在于为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机制提供法治保障。依据宪法制定、坚持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集中高效反腐、坚持正当程序、由人大组织与多重监督原则是《国家监察法》制定时应该遵循的立法原则。

审计全覆盖视域下的审计法变迁方向及其逻辑

以如何从修改审计法的角度实现审计监督转型为基点,试图从审计信息公开制度、审计监督问责制度、审计监督成果转化制度三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为多角度突破审计监督效果的固有局限提供制度保障,亦即达成审计全覆盖战略目标的三个着力点。通过这些法律制度跟进举措的贯彻,力求使新格局下的审计监督与国家监察在反腐败领域发挥协同作用。

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的理论逻辑

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蕴含着独特的理论逻辑,这也是其屹立于法学门类之下与其他一级学科并列的理论支撑。在纪检监察的制度层面,整体来看先后经历了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的“纪检”阶段、党内监督与行政监察并行的“监察阶段”和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融合的“纪检监察”阶段,三个阶段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呈现出了纪检监察发展的总体趋势,即纪检监察一体化。从“纪检”到“监察”再到“纪检监察”的制度发展演变体现了党法合力国家治理的理念日臻成熟,奠定了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的基础。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有其特殊的理论精髓、理论意义与治理价值,三者共同搭建起了纪检监察学科的理论梯度。传统法学、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难以充分体现纪检监察的新时代内涵,唯有将纪检监察学定位于一级学科,并确立专门的理论体系,才能充分诠释纪检监察的理论精髓。纪检监察一级学科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革新性认知,有助于促进党法关系更加顺畅,并打造中国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能呈现出更高的治理价值,有助于更好地将反腐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同时开拓国家治理的创新模式,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纪检监察作为一级学科的理论范畴体系包括基石范畴与核心范畴。纪检监察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党长期执政,为此,监督模式要从“二元监督”向“一元监督”过渡以实现更权威高效的监督,这是纪检监察学科研究的基石范畴。法治反腐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手段,坚持以自我革命为中心,努力实现高效能反腐、全过程反腐和全覆盖反腐是法治反腐的核心要义,这也构成了纪检监察学科研究的核心范畴。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的下一步推进,要注重对二级学科的划分、课程体系的设计和人才培养的规划,同时做好实践方向的对接,以促成研究成果的高效转化。

我国高校国有资产监管的法治不足及其治理

高校国有资产是整个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办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高校国有资产监管法治化。结合国外高校国有资产监管法治化的基本经验,针对我国高校国有资产监管中存在的法制缺陷,提高法律意识、建立健全法律体系和管理体制、完善监督机制是实现我国高校国有资产监管法治化的必然选择。

企业治理体制中的国有企业监督制约机制:基于案例的研究

现行国有企业监督制度不能有效遏制腐败对国有企业安全的威胁。以A企业为样本,对照相关法规,对国有企业监督体制缺陷进行细致剖析,可以发现:国有企业中权力腐败与资产侵蚀等问题是其治理规则缺乏监督功能所引起;现行监督体制设计不符合公有经济特性和监督工作的要求;国有企业个人专断是治理组织构建方式与权力配置格局造成的。具体有,(1)所有者及其代表对代理者制约制度设计不佳:集团公司以政府机关的形式充当控股者、集团公司既是控股公司又是企业,包括外资股东和私有股东在内的非控股股东难起作用。(2)董事会制度缺乏制约性:董事经理严重重合,决策机制和工作分工形成个人专断的组织基础,独立董事选拔不独立,薪酬委员会构成没有独立性。(3)现有组织结构造成监事会和纪委监察机构对领导的监督作用缺失:监事级别低权力小,监督领导机关与企业内部监督职能部门混淆,监事来源不独立,职工监事设置形式主义。内部控制制度不严密。(4)现有治理结构监督主体存在狭隘性:企业治理结构没有终极所有者的位置、没有初始代理人及有组织的最初委托人人大的位置,企业党组织的监督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虚化。国有企业最可靠的监督主体是所有者社会公众和企业职工。实现国有经济有效监督制约有赖于产权国有多元化、组织机构制衡化、治理监督民主化。

劳务派遣在我国的困境和出路——对《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的反思

《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劳务派遣异常火爆。究其原因,既有立法上的缺陷,也有政府通过大力发展劳务派遣促进就业的不当定位。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对"三性"等作出了的界定,试图规范劳务派遣,但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应从严格限制劳务派遣用工岗位范围、建立"备用金"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立法,并强化劳动监督检查,以切实保证劳务派遣健康、有序发展。

国家监察制度构建之探讨

国家监察制度是指导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的制度保障,而国家监察法是国家监察制度的核心。国家监察制度的构建应坚持集中统一、权威高效、全面覆盖、监督制约四项原则,在内容和体系方面应由宪法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制定以国家监察法为核心的监察制度体系,修改或者废除现行部分法律法规,实现监察制度的体系化、层次化和配套化。

监察法治:国家治理的新模式

西方国家大多采用“权力分立”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有着诸多弊端,我国经过试点后,通过2018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宣告采用“监察法治(国家监察)”的新治理模式。监察法治模式是基于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思维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经由多年的权力监督实践而形成的。监察法治模式的完全建成,还有赖于保持监察实效的持续性并由此促进民众对监察的信仰生成。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革命的特质。特别要注意,在国家治理上,权力监督和权力分工合作之间常常彼此对立,而监察法治能够有效化解这一困境。

监察权的逻辑认知与功能拓展: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阈

对监察权属性的定位与发展规律的提炼是推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基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监察权监督的基本属性和职权的显性特质渐进突显,积极回应时代变迁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国家监督体系,应坚持党领导监察权这一根本政治宗旨,同时坚持监察权是宪法制度安排下的法定职权,遵循监察权发展中对“人”监督为主、对“事”监督为辅的发展逻辑,通过纪检监察合署办公下“先行先试”监察法治实践逐步拓展监察权的外延,创新监察权的运行体制机制,实现监察权行权方式法治化、规范化,并在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中作出适时动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