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南方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及高句丽改称高丽时间考

高句丽民族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少数民族之一。公元前 37年 ,高句丽建立政权 ,但仍和原高句丽族一样 ,继续归汉玄菟郡或辽东郡管辖。四郡削弱之后 ,高句丽政权又连续接受中原、南方政权的册封 ,完全形成了一种惯例和制度。高句丽的名称后改称高丽 ,改称的时间 ,严格地说 ,是在 5世纪末 ,宽而言之 ,则是

论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

中国古代的治边方略,包括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的治边方略,是历代王朝及政权在边疆治理方面,经过长期的实践而形成的基本谋略与传统。古代治边方略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影响十分深远。在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中,较为重要的是经营边疆与应对外邦的方略、地缘政治方略、博弈谋胜方略。论内容充实及完善的程度,中原王朝的治边方略领先于边疆王朝与边疆政权。另一方面,中原王朝与后者的治边方略,又存在相互影响、彼此借鉴的关系。

魏在战国初期称霸中原的原因

魏国在战国初期一跃成为强国,并称霸中原,缘于多方面原因。其中,改革、变法,实现经济发展;礼贤下士,知人善用;重视三晋联盟及周边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改变不利的地理位置,为其称霸提供了良好的内部条件。当时秦国还比较落后,尚不强大,这也使魏国最终实现了称霸中原的目的。

集权分权之争与民初军政－－民初中央局地方关系研究系列之一

集权与分权问题是民初政坛中央与地方争论的焦点．这在军权问题上也有深刻反映。围绕对军权的控制问题，双方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最终中央政府借助武力，同时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军权的措施，暂时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军事体系。

当代中国国家转型中的中央与地方分权

中央与地方的有效分权是任何国家的宪政建设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本文立足于"中国问题",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考察了转型中国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原因、功能以及运作逻辑,既关注"字面上的宪法",更关注"行动中的宪法"。最后,从"国家建设"视角对未来可能的"省直管县"带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进行了解读,试图对之加以逻辑上的预测。

从历史的角度谈我国政治对体育的影响

从西周到明清，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建国前，从建国至今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系统地分析了政治对体育的影响及表现，从中得出一些合乎逻辑的结论。

民族势力崛起与晚唐五代西北政治格局重构之关系——以党项为中心的考察

吐蕃衰退后,党项迅速崛起,成为西北政治格局重构者之一。从晚唐始,党项取代吐蕃成为中央政权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重心,而党项李氏和折氏在利益的取舍中分别走上不同的道路,并对其他民族势力造成了很大冲击。党项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晚唐五代西北政治重心内移,并成为西北政权林立的典型代表,客观上推动着西北政治格局的重构。

抗战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研究——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治是进步的,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民主与集权相互依赖,相互发展,不是集权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集权专政是有着相当的社会原因,这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利于战争环境下的社会发展。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治有很多的借鉴价值,“三三制”原则,精兵简政,参政议政,扩大群众基础,都是我们今天应该高度重视和学习的。

论合宪推定不适用于我国合宪性审查

合宪推定起源于美国特定的宪法时刻,是最高法院脆弱时期的一种司法退守,也是司法立宪主义之司法克制的体现。依托三权分立,通过推定经济和社会立法合宪,法院承认民主的立法机关享有干预市场的立法形成自由与裁量权。我国合宪性审查不同于合宪推定,民主集中制之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宪法监督服膺于“自我革命”,“民主集中制”不同于分权,“自律”不同于制衡之“他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合宪性审查并非基于怀疑和不信任,而是出于“自我完善”的需要,目的是实现“良法善治”;我国合宪性审查程序不同于法院的诉讼程序,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判断经济社会立法符合宪法是“自我肯定”,而非“合宪推定”。我国没有区分政治与经济社会立法的宪法传统,合宪推定之合理性基准不适用于对经济社会立法的合宪性审查,适合的审查方法是以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秩序统一为鹄的,遵守“积极法律保留”,通过适用政治审查、严格合理性审查基准区别对待,分类审查,在正当化立法裁量与限制基本权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兼顾民主主义与个人自由双重价值。

清至民国时期四川藏区城镇的城墙建设

明清时期,伴随着中央政府基层权力在民族地区的深入,四川藏区城镇开始修建城墙,这些城墙主要出现在地方行政中心、兵营驻地和一些军事据点。由于四川藏区特有的地形特点及民族文化,城墙的防御功能并不强。随着近代以来城墙所代表的礼教与中央秩序的符号体系日益崩溃,藏区城镇城墙建筑的符号意义逐渐消解,民国以后更是消融在城市生活中。通过梳理四川藏区城镇在不同时间的城墙建设情况,不仅可以透视出四川藏区城镇的空间形态特征,为我们勾勒出民族城镇在中原汉地文明与民族文化冲突与交融中的发展轨迹,也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清代至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在民族地方社会生长方式的路径。

荀子、法家与集权化统一国家的形成——荀子思想中的法家因素及其政治学实质

荀子所处的历史时期是集权化统一国家的建构近乎完成的年代;而集权化统一国家的逐渐形成以及国家的立法活动,则让国家权力和主权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显然是由于在政治层面上感受到了这一点,荀子对君权及其权威始终抱有一种积极的肯定性态度并特别在意它的维护与巩固问题。一般而言,先秦儒家思想家们并不关心这些东西,即便是试图通过礼制之恢复以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孔子也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社会管理背后的权力问题。荀子思想由此也就表现出某种明显的法家因素;而法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则由于直接参与并推动了集权化统一国家的建构而不得不考虑权力问题。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荀子并没有像法家人物那样从政治层面思考权力的政治运作和自我维护问题,而是更愿意从道德层面着眼来看待这些事情,他因而几乎完全否定了在政治层面上本质性地属于权力之存在本身的东西。于是,他的思想中的那些法家因素由此也就成了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空壳。还有,他对规定着封建等级秩序的礼制的极端重视,则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思想就其整体而言是与法家的法治精神相对立的,因为法家人物积极推动的立法活动所制定的成文实定法的形式化特征本身就要求一种法律层面上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