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1593-1652)与集王字碑

自唐高宗朝僧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成后,集王成为一时风气,影响波及北宋,后渐趋式微。明末清初金石学振起,古代集王字碑的发现、著录与评价是其内容之一。在这一学术史背景下,北方地区的一些碑志中出现集王风气的复兴。王铎就是其间一位关键人物,除了他本人书碑常准绳于古代集王字碑之外,亦影响了身边一些友人,他甚至还为友人介绍刻工。王铎参与集王字碑的兴趣,与其《圣教序》研究者的角色、尊崇二王的书学取径以及较量前贤的心理有很大关系。

好太王碑释文补字略说

好太王碑重新发现以后,一百三十多年来出现了许多种释文,其中荣禧、金毓黻、杨伯馨对碑文缺损部分进行了补释,特别是第三面首行的文字补释,有的学者不屑一顾,有的学者则认为是"自作聪明的"、"使人受骗的"释文。根据学者们的记录及相关资料考证,我认为这三位学者的补释文字应该是有所本的,那就是亓丹山的拓本和王志修的诗文。

重订曲阜孔庙元代加封孔子碑两通

曲阜孔庙有两通元碑,一通刻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诏书,另一通刻加封孔子的圣旨以及致祭孔子、颜子、孟子的祝文三首。鉴于目前学术界的释文存在一定不足,有必要重新释读这两通碑文;并借此重订,进一步了解元代尊孔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重要意义。

试述王同顺《镇江古代石刻及焦山碑林书法研究》的特点

王同顺先生所著《镇江古代石刻及焦山碑林书法研究》,以其丰富的资料和独到的视角,对镇江古代石刻及焦山碑林作了全面系统的评述和精确的考证,具有相当多的全新的开拓性的见解,使地域书法研究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该书以史与论、考与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抓住焦山石刻要害,突出重点。

清代关中金斗堂王氏家廟碑考释

这是一通清代记事碑,记载了始祖王全及其裔孙,从唐宋到清代嘉庆元年,迁徙四次,流寓七处,涉足四县七村,历经五个朝代,时间跨越七百二十余年,他的裔孙们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故事。通过碑文分析和考证,可以充分证明:一个宗族的发展,往往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动荡及当地生存环境有关;社会稳定,无重大自然灾害发生,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繁衍生息,国家才能富强。本文对关中金斗堂王氏家族庙碑,碑文作了辑录;对王氏家族迁徙路径及年代进行了考证;分析了该碑刻文献的史学价值。

地震作用下馆藏石碑稳定性分析

地震作用下石碑稳定性评估是石碑抗震加固及预防性保护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分析了地震作用下石碑稳定性失稳模式,采用拟静力法推导出了整体倾覆、碑身倾覆和裂缝二次开裂三种失稳模式的稳定性计算公式;分析了榫头尺寸、裂缝粘接强度、裂缝角度、裂缝高度、地震影响系数及竖向地震等因素对石碑稳定性安全系数影响。

从《王公祠堂碑》来看王积翁使日问题

在忽必烈两次征日本失败并积极准备第三次征讨之际，福建人王积翁被派遣出使日本。关于由他出使的原由，一方面是因他滞留大都期间官途不顺，渴求建功并积极融入到新朝的心态，另一方面忽必烈也看重他于四明、杭州、福州各地任职期间所获取的日本情报以及归降元朝的积极态度。而关于他出使的经过，向来为史家所忽视的《珊瑚木难》所载王积翁滞留合浦时的诗作亦可丰富其航行的过程。最后关于王积翁降元及使日的后世评价问题，当时的知识人多数还是持较为宽容的态度。而至明清时期，随着性理观念的强化以及明代“北虏南倭”外部环境变化，知识人的态度几乎呈现出一边倒的道德批判。

宋代阿育王塔图像之演变——以南宋大足宝顶山“释迦舍利宝塔禁中应现之图”碑和雷峰塔塔砖藏“王承益塔图”为例

作为中国古代佛塔样式之一的“阿育王塔”,在宋代同时出现了两种衍生的平面图像形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一南宋大足宝顶山石刻之宝塔图碑,乃庆元府阿育王山广利禅寺(即鄮县阿育王寺)释迦舍利宝塔在南宋宁宗禁庭供奉时显灵之图,可视为表现同时代鄮县阿育王塔形态的例证。宝塔图碑属于“四面开龛作佛像式”阿育王塔图像的复杂变体,反映了南宋皇室对鄮县阿育王塔的再次供养和利用,从而制作了神异感应图像,经由皇室颁赐给地方。其二是五代末宋初佛教徒王承益刻印的“阿育王塔图”,属于“四舍本生图式”阿育王塔图像,它开启了以塔图供养代替实物小塔的新模式。阿育王塔图像与政权意识形态和法舍利观念密切结合,作为“神圣图像”进一步符号化和世俗化。

论王惟一针灸学术思想及其影响

被称为北宋针灸大家的王惟一,将宋之前的针灸知识归纳整理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以下简称《图经》),后依据《图经》铸造2座针灸铜人,并将经中内容篆刻在一个石碑上,让文献更利于留存下去,他所铸造的针灸铜人对后世医学的发展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也为针灸临床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石。文章论述王惟一的成就,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他的历史成就与影响。

《左江道修复王文成公敷文书院碑》内容及其考释

《左江道修复王文成公敷文书院碑》立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自敷文书院建成后,广西及南宁现存的明代志书中基本上查找不到该碑文的记载,清代志书虽有收录,但错漏甚多,民国《邕宁县志》的记载亦多有出入。该碑文填补了明代志书记载之缺失,勘误清代及民国志书之记载,对于保存地方资料文献具有重要的作用。

《王建之墓志》与《爨宝子碑》的艺术对比

本文采用对比和列举实证的研究方式,以清代碑学审美理论为依据,对《王建之墓志》与《爨宝子碑》的起源、社会历史背景、刻石工艺、书体风貌以及结体点画等艺术特点展开了综合比较分析,并尝试论述了魏晋碑刻中书法艺术的表现手法,通过对清代碑学审美理论和书法艺术实践的审美意趣分析,以挖掘魏晋碑刻书法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

保定古莲花池清刻王阳明诗碑刻诗创作地点辨析

保定古莲花池是我国最古老的园林之一,清代曾以莲池书院、皇帝行宫而闻名。园内今藏有历代碑石200余通,王阳明诗碑是最有价值碑石之一。关于该诗的创作地点,有说作于安徽九华山,有说作于江西庐山,各种版本书籍说法不一。经过考订,认为该诗作于江西庐山。

由《吴养充墓表》看王铎小楷对二王书法的继承

《吴养充墓表》碑版书丹小楷作品刻于明朝万历年间,为王铎最早的存世作品。由于王铎早期书作存世相对较少,故《吴养充墓表》小楷入碑的稀有性、碑面的完整性及其后期书风的巨大差异性为王铎早期小楷书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文章以王铎《吴养充墓表》为切入点,以王铎在小楷中师法“二王”为研究对象,对王铎早期小楷书风进行梳理与研究,兼及历代书家对王铎师法“二王”的研究品评等,可以看出“二王”书法对王铎早期书风影响颇深,这对于进一步完善王铎书风演变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亦可为书家书风演变历程的研究方法提供参考思路。

歷史必然與人爲作用——耒陽二碑引發的書法史思考

論文主要討論由湖南耒陽現存《谷朗碑》《曹夫人碑》的不同遭際,而引起關于書法史,特别是“隸變”問題的思考。鍾繇楷書證實,楷書在三國時期已經確立。王羲之傳續了鍾繇楷書及由衛氏一門繼承的張芝草書。因南北朝在疆域上的分裂,也造成書法發展的長期不平衡狀態。南朝的文人翰札書法和碑版書法齊頭并進,北朝則一直處于碑版書法的“隸變”之中。在漫長的中國書法流脉中,唯有北朝與清朝兩個時期缺乏最具藝術内涵的草書。書法發展既有歷史邏輯爲内在理路,也因具體人物的作用而變化曲折。而根據事實與邏輯進入書法歷史研尋并得出清晰結論,避免誤讀,是書法學術的責任。

新发现明代王铎撰书《夏公堤碑》拓本考校

《夏公堤碑》全称《邑侯夏公新修河堤碑记》,书刻于明崇祯六年,王铎撰文并书丹,以纪念孟津知县夏士誉修筑大堤抵御黄河南侵之功绩。此碑久,今所见拓本或已是存世孤拓,故于文物、文献以及书法艺术等方面极具价值,并可为黄河水利之历史文化研究提供新史料。《夏公堤碑》所见的主体内容与王铎文集所收《新修河堤碑》高度雷同,经校勘,可补阙订讹。本文针对碑文与《新修河堤碑》、嘉庆年增修《孟津县志》间呈现问题给予论证分析,认为《夏公堤碑》与《新修河堤碑》实为王铎撰写的同一篇文章,《新修河堤碑》或缘蓄意篡改而与《夏公堤碑》相抵悟。又嘉庆年增修《孟津县志》仅依据《新修河堤碑》增补信息,语涉造。故今存《夏公堤碑》拓本可为神补史传记载不足和订正文献讹提供实物凭证。

王惟一针灸学术特色及其学术成就探析

北宋著名医家王惟一,集宋以前针灸之大成编纂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以下简称"《图经》"),后依据《图经》铸成针灸铜人两座,并将书中全部文字刻于石碑。三者形式不一,但均体现王惟一的针灸学术特色,即确立腧穴数目增补与分类、详述经脉主治与腧穴施治、强调施治禁忌与预后调摄、修订针灸图谱与骨度分寸4个方面。《图经》、铜人、石经代表了宋代针灸的重要学术成就,已成为我国针灸史上的瑰宝。

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上)——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

佛足迹图像及其信仰,中古以来广泛波及亚洲佛教流行地区,寄托着人们思念佛陀和希冀佛教繁荣的情怀,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情况。佛足迹图像创始于纪元前后中印度佛陀象征性表现,2-4世纪脱胎于佛陀象征性表现的佛足迹石出现并流行开来,在西北印度和东南印度形成两个各具特征的图像系统。其后,印度佛足迹图像经历了缓慢的发展过程,一直持续到12世纪。中国汉文化地区的佛足迹图像,自7世纪中叶玄奘、王玄策带回中印度粉本之后发展起来,从关中周围扩展到四川盆地和东南沿海。明代汉传佛教寺院佛足迹碑图像流行,佛足迹图像中国化过程最终完成。祈求佛教兴旺和永恒,始终是佛足迹图像的主题,在后世发展中又增加了护法、消灾和超度亡灵等内涵。

隋观德王杨雄及夫人王妃墓志

隋观德王杨雄墓志详细记述了杨雄的生平历官,补充了《北史》、《隋书》杨雄传之不足。对杨氏世系的记载与史籍相关记载完全相同,也与新见杨绍墓志所载一致,从而表明杨绍碑、顺陵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在杨氏世系中"国"与"绍"之间添加一代"定"是错误的。杨雄长子杨恭仁墓志对其世系记载也存在重大失误,杨绍碑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长孙淑信及王媛华墓志提供了史书缺载的杨雄婚姻资料,杨恭仁为长孙淑信所生。杨雄墓志是已出土隋志中规格最高、形制最大者,保存完好,书法优美,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根据清毕沅记述杨雄墓所在位置,推断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潼关县税村发掘的隋代王级大型壁画墓即是杨雄夫妇合葬墓。

金毓黻的好太王碑研究与调查——兼考金毓黻好太王碑释文来源

金毓黻是20世纪中国东北史学、东北文献学研究主要奠基者之一,他曾对高句丽好太王碑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研究与调查。金毓黻的好太王碑研究成果收录于《静晤室日记》《辽东文献征略》《奉天通志》《东北通史》等著述之中。为了深入研究好太王碑,金毓黻曾亲赴辑安实地考察好太王碑。《静晤室日记》和《辽东文献征略》中收录的好太王碑释文为金毓黻转录于《东北》杂志1924年第2期中佚名的好太王碑释文。《奉天通志》中的好太王碑释文是金毓黻以《东北》杂志中的好太王碑释文为基础并参照当时所见好太王碑拓本而作出的释文。

清末王志修与好太王碑述考

王志修为清末东北地方学者,曾作有《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考》一书,对好太王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为中国国内最早单独刊印的好太王碑研究著作。虽然其在《高句丽永乐好太王碑歌》中有"手剔霉苔索点画",但并非是在光绪初年好太王碑发现后不久即到怀仁县通沟口实地考察好太王碑且亲手剔除苔藓。其作《高句丽永乐太王碑歌考》时所依据的好太王碑释文亦并非是依据"初拓"好太王碑拓本而识读出来的好太王碑释文,而应是依据早期带有"补字"内容的《抄本》好太王碑释文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