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时代的讲史、故事和小说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先秦时的纯文学作品只有《诗经》和《楚辞》。其实,叙事文学的创作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瞽史们根据史书记载的历史梗概,吸收一些民间传说,经过自己的艺术想象而完成的《左氏春秋》和《国语》中的《晋语》、《吴语》、《越语》等,具有动人的情节,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它们就是散文形式的史诗。《仪礼》所谓“辞多则史”,孔子所谓“文胜质则史”,便道出了瞽史在讲述中发挥艺术想象、进行文学加工的事实。《穆天子传》及附在其后的述盛姬之死一段文字,还有同时出土的《琐语》,皆小说之开端。《逸周书》和《庄子》中,也编入一些先秦时流传下来的小说。而《晏子春秋》实为有关晏婴的一部专人故事集。把这些都笼统地归入“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是欠妥的。

论陶渊明“无弦琴”故事的两种类型及其寓意之异同

以房玄龄《晋书》、沈约《宋书》为代表,分别记载了两个繁简不同的陶渊明"无弦琴"故事,它们在后世都有广泛的流传。其实,这两类故事是诗人不同饮酒场景的写照:简单型(第1型)说的是独饮,复杂型(第2型)则为共饮。同时,它们又有不同的寓意:前者重在表现玄学化的人生观和审美方式;后者却在表现道教灵宝派"道以无心宗"的思想,以及对道教步虚音乐的艺术性模拟。

旧题秦氏或秦观《劝善录》考论

在元代《居家必备事类全集》和明代《由醇录》中有一种题为秦氏或秦观的《劝善录》,此书实际上并非秦观所撰,而是宋元之际的人杂抄《善诱文》十五则、《乐善录》二十一则拼凑而成的一部伪书。秦氏《劝善录》是宋元时期劝善小说流行的一个表现和事例,正反映出宋元时期世俗化社会对劝善小说的爱好和需求,此书的小说史意义和思想史背景值得关注。

“故事化”叙事与先秦“事语”文献的演进

"故事化"叙事欲望源于史官群体为了挽救其在先秦时期文化政治地位的坠失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姿态,由此也奠定先秦史传文献"事语"这一文体形态。先秦"事语"文献可以从编年体、"事"与"语"之间组合两个角度进行形态学划分。按照前一标准,"事语体"可划分为编年体"事语"与本末体"事语"两大类型;按照后一标准,大致可划分为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三种形态。这些次生态文本之间存在交叉融汇的地方,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这些形态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与编年体结合,甚至互相之间可以被有机组合在同一文本中。站在演进的立场上看,言事并重的叙事模式高于言显事隐、言隐事显这两种类型,当言事并重方式出现之后,先秦史官群体的叙事技巧已臻于完善,从而预示纪传体文献的即将出场。

先秦两汉“看图讲诵”艺术与俗赋的流传

先秦两汉时期存在着大量的故事图画,这些图画,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多有记载,新发现的岩画或出土的陶器画、画像砖石、壁画及漆画、帛画中有大量实物。其时有数量不少的文献赞颂英雄圣主,讲诵故事,描述情节,语言上节奏感强,韵律和谐,明显带有讲诵的遗迹;甚至还有图画和赞诗合为一体的作品。先秦两汉时期与故事图画相配合的文体,与敦煌石室出土的俗赋极其类似。所以,看图讲故事是俗赋传播的方式之一。秦汉俗赋是变文的源头之一,变文的看图讲故事正是从早期俗赋发展而来的。

出土简帛与文学史研究

简帛的发现为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带来一股新鲜活力,放马滩秦简记述死而复活的故事,当是中国最早的志怪小说。尹湾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都接近于民间文学。敦煌马圈湾汉简里有韩朋夫妇故事的残简,体裁与赋有关,说明这一故事有着久远的渊源。

宋元明“疯僧戏秦”故事流变研究

宋元明时期 ,“疯僧戏秦”故事由早期笔记的片言只语发展为完备详细的独立故事。其间 ,元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明传奇《东窗记》为两部具有关键意义的作品。“疯僧戏秦”集讥讽秦桧诙词妙语为一体的文学化进程 ,体现此情节流传的核心意义 ,即寓庄于谐的微言大义。

苏秦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苏秦作为战国时期合纵家的代表,其读书人的身份定位、"落魄―发迹"的传奇经历以及世态炎凉的体验,在其后底层文人那里引起强烈的共鸣,而被代代演绎。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思路对苏秦故事进行梳理,不仅可以发覆这一故事的演变轨迹,更能透过故事的演变一窥挣扎在底层的读书人的"心史",为寒士文化的探究提供一个新的案例。

秦可卿故事改写过程探原——兼说《石头记》的探佚问题

秦可卿故事的改写是《石头记》成书过程中的重大变动 ,将原稿中的“淫丧天香楼”改成“死封龙禁尉”是曹雪芹遵照后于脂砚斋的评批人畸笏叟的意见所致。曹雪芹改写的时间当在壬午年年初 ,其改写起讫的章回是第 1 0回至第 1 3回。这一改写所留下的信息 ,为版本流传、创作过程的研究留下了珍贵的探研空间。

先秦侠士群体特质及其对文学之影响

先秦侠士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特定群体,这一群体中每一成员的行为各不相同,但是他们的性格内核却具有明显的共性,即"视死如归,知恩图报"。这一群体的精神特质对后世诗歌、小说作家及其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穆天子传》文学特征探析

《穆天子传》作者疑为周穆王同时或稍后的史官。其所记“多夸言寡实” ,绝非信史 ,而是主要以虚构手法写成的文学作品。《穆天子传》塑造了一个积极从事和平外交活动的周天子形象 ,表达了西周时期人民热爱和平。

秦文化精神及其政治生态环境

秦文化精神是在秦人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中生成的。秦的开拓进取、精忠报国、开放包容、创新思变、德法并重以及"大一统"文化精神与其地处边鄙、渴求认可,临危受命、平患建邦,固本立国、图存发展,图强壮大、开疆拓土,凝聚人心、取信天下,六国皆弱、唯秦独强的政治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即秦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形成了秦文化精神的不同侧面。

先秦两汉介子推故事的演变

先秦两汉是介子推故事演变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内,记录者不断在介子推故事中加入新的元素,逐渐完成介子推的隐士形象塑造。这一时期又是介子推故事与民间传说相互结合的发端期,介子推故事从史官叙事范畴进入民间叙事视野。民间叙事的介入使故事产生了鲜活的生命力和再造空间。

先秦两汉寓言“故事群”的叙事结构

"故事群"是先秦两汉寓言中的一大特色,是中国寓言专集及类书编纂的先行者。把寓言故事按照一定的线索集合起来,经过《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等不同历史时期典籍的发展,"故事群"蔚为壮观。先秦两汉寓言"故事群"的表层叙事结构千姿百态、精彩纷呈,述人间之事,深层叙事结构反映了中国人的双构性思维模式,体现出若干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形态。

《秦始皇本纪》的文献价值

《秦始皇本纪》是研究秦皇朝兴亡史的重要历史资料。本文从依据时势兼并六国,由分裂到统一、由封建到郡县、由儒学到法学、由贵族到平民的转变,个人意愿扩张造成负面影响,及总结秦亡教训四方面,来探讨《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体现的重要历史文献价值。

《聊斋志异·宦娘》本事琐证

《宦娘》的本事至少有三个。考察它的本事，就发现《宦娘》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篇爱情小说，它应该是一篇地道的友情小说，或者说它写了爱情又写了友情。《宦娘》中采用了“琴”和“筝”这两个古老物象，一般说，琴代表友情，筝代表爱情。

神话传说 先秦寓言与微篇小说

远古神话传说与先秦寓言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小说艺术的角度分别对它们进行理性的辨析就会发现 ,它们各自具备了现代意义上小说的诸多属性 ,但是并不完备。神话传说可以看作是处于萌芽状态的一种特殊的微篇小说 。

中国戏曲《寻亲记》在琉球的传播

日本东京大学藏有一本记载琉球"上江户"时表演的中国戏曲资料《琉球剧文和解》,共收五个剧目,均已失传,《跌包》是其中之一。《跌包》与我国明清时期《寻亲记》的剧情相同。文章通过对《跌包》《寻亲记》的剧本比较,根据《寻亲记》记载的唱腔曲牌来试探《跌包》的唱腔音乐,为琉球恢复《跌包》的表演提供参考,同时也为了解明清时期我国戏曲的对外(琉球)传播增加实例。

关于《红楼梦》的一些探讨

在《红楼梦》中,第十一回提到十一月三十日冬至,第二十七回提到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这两个节气是根本破解此书之谜的突破口。在小说中,贾母是明朝隆庆帝的转世,林黛玉是董小宛和陈圆圆的综合,薛宝钗是清朝的象征;在此基础上,可以知道冒辟疆是《红楼梦》的原作者。敦诚、敦敏、永忠笔下的曹雪芹是《红楼梦》修订者,张宜泉笔下的曹雪芹与《红楼梦》无关,脂砚斋混淆了两个曹雪芹;作为《红楼梦》修订者的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甲辰,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红楼梦》第八十回以后显示小说大结局,直接而显露地涉及清朝,极富敏感性,因而遭到封杀而失传。

先秦子书与伍子胥故事

伍子胥作为春秋时代的风云人物,曾引起战国时期史学家和思想家的广泛注意和深刻思考,其故事不仅见录于先秦史籍,而且也见载于诸子著作。与史家记载不同的是,《韩非子》、《吕氏春秋》给伍子胥故事增加了一些新的情节和人物,这不仅丰富了伍子胥故事,而且也使这一历史故事的小说意味愈加浓厚;《荀子》、《庄子》等对于伍子胥形象虽然大多只是简短的点评,并不讲述故事,但都对伍子胥的品格给予了道德评判,形成了伍子胥忠贤、强谏的人物形象。这些引述和评价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在思想内容上促使伍子胥的忠臣形象成为后来故事发展的内在灵魂;在表现形式上,推动了伍子胥故事的小说化和文学传播,显示出子书向小说转变的趋向;在文体上,则体现了中国早期小说的某些重要特征,如譬喻故事加议论的叙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