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中国犯罪论体系

中国的犯罪论体系正处于转型过程当中,在这样一个学术背景之下,中国与德国的犯罪论体系的比较视角的引入,对于促进这种转型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与德国在犯罪论体系上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研究德国的犯罪论体系,并以此作为一种参照。以作者本人作为一个学术个案,对中国犯罪论体系的转型过程进行叙述,并从作为操作规程的犯罪论体系、作为检验根据的犯罪论体系和作为思维方法的犯罪论体系这三个维度,对犯罪论体系的方法论意义来进行法理的阐述。

风险刑法本质论之解构——以传统刑法的建构基础为视角

风险刑法是应对社会不断增多的风险所形成的刑法话语体系,其对传统刑法的构造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表现在行为结构的错位、法益内涵的虚置,以及责任主义的嬗变上,因而风险刑法的本质只是回应国民惴惴不安心情的社会治理的暴力工具,对于社会中存在的部分风险,或许其他部门法的规制会是一条相对合理的路径。

侵犯商业秘密罪之罪刑结构的理性分析

侵犯商业秘密罪被纳入我国刑法10余年,对权利人的商业秘密进行了有力的保护。但我国刑法对其规定却表现出一种"厉而不严"的罪刑结构,在当前刑法向"严而不厉"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对该罪的罪刑结构进行深入分析,针对其结构特点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以使其更好地实现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功能。

企业合规改革视野下单位犯罪主体分离论与归咎责任论之提倡

单位犯罪主体关系结构的传统界定引发了突出的现实矛盾和理论争议,成为制约当前企业合规改革持续深入的刑法教义学难题。主体关系结构方面的传统四元认知模式体系,是造成单位犯罪制度适用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根本原因。“三元分离”主体关系结构新认知,要求根据组织体固有责任论,以组织缺陷为事实依据对单位刑事责任进行归咎;将未参与具体危害行为的组织和实施、但其职责发挥与否与危害行为发生具有直接关联关系、且在单位组织体内部具有相应职权身份的人员界定为我国刑法第31条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对其以管理失职为事实依据进行刑事责任归咎;而对参与组织实施社会危害行为的组织体成员,均应界定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原则上按照刑法为一般自然人犯罪设定的罚则追究刑事责任。其中,对于单位组织体责任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责任,不应当从行为责任意义上理解,将其作为与行为责任并列的“归咎的刑事责任”形式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