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杨简《慈湖春秋解》的宋学旨趣

杨简的《慈湖春秋解》具有鲜明的心学印记,其内容、解经方式以及思想内涵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宋学旨趣。杨简认同并高扬《春秋》宋学中的尊王共识,力倡“王命至上”,并通过对“君位继承”和“征讨侵伐”事件的讨论来表达自己对帝王的尊崇以及对王权的维护。同时,杨简认为以尊王为代表的众“道”具足于《春秋》,故他视《春秋》为明“道”之书,并揭示其“是非不相掩”的特点。在挖掘《春秋》之“道”时,杨简采取“以心释《春秋》”的方式创通经义,不但对三传及历代研治《春秋》之人皆有评判取舍,而且他摆脱“理”的约束,径以“心”为评判是非之标准。《慈湖春秋解》作为宋学中心学一派鲜有的《春秋》经解著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心学一派的《春秋》诠释取向和《春秋》宋学的时代特色,在宋代《春秋》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李氏朝鲜文人宋翼弼次韵李白诗歌探析

次韵是一种特殊的接受方式,李氏朝鲜著名文人宋翼弼《龟峰集》录有次韵李白诗歌8题13首。这13首诗特点突出,表现为对李白原诗主题的继承与翻新,对清静避世思想的接受,对家国情怀的接受,其背后是他对李白诗歌自觉的学习和与李白相似的人生遭遇。通过对李白诗歌的次韵,宋翼弼完成了对李白诗歌经典作品的选择,并成为李白诗歌在李氏朝鲜传播的重要一环。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宋代休宁吴氏园亭空间复原及造园特征研究

竹洲吴氏园亭是南宋文人吴儆的私家园林,位于今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由于宋代徽州园林的遗存较少,个案研究有所局限,因而园林文献记载成为研究宋代徽州园林的重要来源。以吴儆所写园记《竹洲记》为引,结合县志、文集等历史资料,首先考证并推断吴氏园亭的位置;再结合园记中的园林记述,提炼建筑、植物等造园要素及园林活动信息;进而推衍吴氏园亭的空间布局,得出空间结构拓扑图;最后,总结竹洲吴氏园亭的功能、流线,分析造园特征,还原文人造园的思想与手法。研究表明,竹洲吴氏园亭是宋代徽州文人园林的代表,扩充了江南造园史中宋代园林的研究案例,丰富了徽州园林的研究内容,为徽州园林案例研究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南宋襄阳王之望的经学观——以《诗经》为中心的考察

王之望的经学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议论文和经筵讲义中,表达了他对一些经学问题的态度和见解,具有强烈的宗经、征圣意识,其中又以对《诗经》的阐发最为突出。他将宋代蓬勃发展的诗学理论引入《诗经》,以《诗经》“温柔敦厚”的风格作为文人诗歌创作、批评的重要原则,体现了经学和文学相融合的治学风格,并且善于借助《诗经》宣讲自己的为政理念。通过对上述内容的考察,对进一步观照南宋初年经学发展、研究风貌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科技与伦理交叉视域下李觏思想研究

基于科技与伦理交叉视域观照李觏的思想就会发现:其以物质第一性为基础构筑自己的世界观,坚持彻底的经验论;在创造性地构建自己的“礼论”体系下有条件地肯定了利和欲,并强调了情的作用;在“礼”与“学”的加持下李觏认为,人“性”的境界可以提升、与“命”得以相宜;以唯物的科学思维和中正观为基础,李觏阐述了“人事”需要遵守的道德准则,强调了在中正之上的“权宜”性。宋代造就了中国古代科技的高峰,李觏等人的天和人相和谐的本质和精髓仍值得现代社会借鉴和传承。

宋式美学思想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文章基于对宋朝美学思想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应用及其价值的探讨,剖析了宋式美学风格的几个核心思想,包括简约本色、道法自然和意境之美,并结合宋式美学的艺术表现,从宋代瓷器、服饰和绘画中汲取丰富的美学元素,将其应用于现代服装造型、款式、色彩、图案和面料的创新设计中。通过融合设计,实现了对传统元素的创造性转化,为现代服装设计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意。

南宋西湖昭庆寺研究与复原想象

杭州昭庆寺是中国古代寺庙建筑中的珍贵遗存,作为南宋时期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其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借助于历史文献资料,梳理昭庆寺的兴衰变迁,结合建筑遗迹和实地勘察,建立起对昭庆寺在南宋时期的整体呈现。综合研究昭庆寺历史沿革、南宋时期建筑布局、植被景观以及园林活动等方面的重要性和独特之处,复原昭庆寺的建筑风貌和园林景观,揭示寺庙开放式空间为园林活动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以期推动南宋园林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今后类似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促进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宋辽金墓葬二十四孝图中的男性孝子服饰研究

文章以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中的男性孝子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男性孝子所穿着的服饰类别。研究发现,宋辽金时期男性孝子服饰分为首服与身服,首服分别是束发巾(带)、幅巾、幞头、东坡帽等,身服主要是圆领袍服、交领袍服和裤等。其中幞头始于隋唐,发展至宋也不断涌现出新的形制,出现了具有典型宋代特征的东坡帽,以及具有辽金代表性的幅巾。在宋辽金时期墓葬壁画二十四孝图中有官员和平民两种身份的人物形象,日常生活的平民大都束髻,着圆领或交领长袍,而在田间劳作的平民则身着短袍;官员主要佩戴幞头,身着圆领大袖长袍,在腰间装饰玉革带。二十四孝图将服饰与其他元素相结合,成功塑造了孝子人物的忠孝形象。

蒋悌生《毛诗序》接受的汉学取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作为汉儒通过对儒家经典《诗经》的阐释构建的政教性诗学话语体系,《毛诗序》正式确立了儒家诗学的相关原则,在古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汉代至清代的《诗序》存废之争接受史,实际上乃为不同时期士人为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所依从或构建的汉学与宋学之经典解释范式之争。作为明初学者,蒋悌生对汉宋学派《诗序》存废之争所涉及的《诗序》作者、内容等问题加以裁断,表现出偏于《诗序》的汉学倾向。蒋悌生在朱子学独尊的明初学风下力倡《诗序》,为明中后期汉学复兴之先声,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黄宏荃《英译宋代词选》中的“心译”法解析

作为一名被遮蔽的翻译家,黄宏荃的代表性译作《英译宋代词选》还未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论文旨在探讨黄宏荃在《英译宋代词选》中提出的“心译”法,结合书中的大量译例,分析其具体表现,主要包括:(1)撰写导言与注释,为译文读者提供解读语境;(2)添加具体词汇,烘托原作的情感氛围;(3)充分利用英语形合特征,打造地道译文;(4)采用各种变通手段,译出原作的精神与韵味。黄宏荃的“心译”法对中国古典诗词以及整个文学翻译不无启发,译者唯有全身心地投入翻译,方能产出精品译文。

清末民初士人王舟瑶的著述人生

王舟瑶追寻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能敏锐觉察晚清学术发展潮流,确立“从经中求道”的学术旨趣。他紧跟时代发展变化,认同并践行近代教育理念,成功实现从传统士人到近代学人的转变。学术旨趣、教育实践、存续文脉是促使其转变的驱动力。

宋元时期淄博窑和磁州窑比较研究

笔者对宋元时期淄博窑和磁州窑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然后对两窑的典型器物黑釉粉杠瓷和白地黑花瓷比较后,认为宋元时期的淄博窑的生产受到了磁州窑系的影响,并从其产品上体现了出来,淄博窑生产的黑釉凸线纹瓷在质量上甚至超过了磁州窑。

古典叙事与传统文化交织下的历史女性书写——评艾子《暗夜中的怒放:北宋女词人魏玩》

襄阳作家艾子于2023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暗夜中的怒放:北宋女词人魏玩》。小说以北宋女词人魏玩为创作原型,通过合理性的想象结合历史真实对其跌宕起伏的一生进行创造性书写。小说在叙事策略上采用古典叙事,在内容呈现中融入传统文化,在人物塑造时凸显女性意识,生动传神地刻画了魏玩的人生经历与自我成长,揭开了历史覆盖在魏玩及其诗词上的沉重面纱,对于发掘襄阳历史人物、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家风家学与宋代莆田文学家族

宋代莆田文学家族数量众多、成员繁盛,且世家数量尤多。世家大族经过世代积累沉淀,产生了一些具有莆地特色的共同家风,具体包括敬宗睦族之风、专意科举之风和重视文教之风。这些家风有力推动了家学的产生和发展。宋代莆田文学家族的家学主要是经学和文学。其经学研究主要表现为理学研究,宋代莆田的文学家族多为理学世家。其文学创作受到理学的影响,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和讲究民族气节的思想倾向,风格上也更刚劲豪迈。理学的思辨性,还促进了各大文学家族文学批评的繁荣。

崇贤与论贤:《钱塘先贤传赞》考释

《钱塘先贤传赞》问世后,其传世过程坎坷,宋、元本已不可考,今所见较早的版本是清代版本,这些版本可分为郑大节家藏本和《知不足斋丛书》本2个体系。作者袁韶在书中给人物编写小传时,非常注重人物信息的完整性。他不仅撰写人物的基本信息和主要事迹,还会给每个人物撰写赞词。同时,为了突出所撰写内容的严谨性,袁韶立足正史、方志、政书及其他文献资料,参考的史料比较丰富,因此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关于该书的专门研究和关注,几乎处于真空地带。该文从《钱塘先贤传赞》的版本、编纂、人物类型和史料价值等方面进行讨论。

元代《诗经》学与元人诗歌“性情”论

元人对《诗经》审美与政教两种特质的看法,正对应其不同的诗歌“性情”论。一方面,元人以《诗经》发乎自然的审美特质为榜样,强调“性情之真”,认为诗歌应发乎淳正之真情,不求于工而自工。另一方面,元人以《诗经》止乎礼义的政教功用为楷模,强调“性情之正”,认为诗歌应有补于世,辞义并重,注重在抒情与教化之中寻找平衡。基于这两种“性情”论,元人主张以学问涵养性情,并认为元诗诞于盛世,可追《诗经》。元人关于《诗经》与诗歌“性情”的讨论,对古代诗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词英译述评

宋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宋代词人的杰出代表辛弃疾成果丰硕,风格独特,具有重要的对外译介价值。文章综述了中外译者英译辛弃疾词的历史,讨论了不同译者翻译辛词的策略,指出辛词翻译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