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中儿童文学史研究的理据与路向

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重构需要在百年中国文学的视域中找寻理据才能开拓新的研究境地。廓清儿童文学概念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原点问题。对于儿童文学元概念的阐释,学界存在着“描述性”或“结构性”两种界说方式。前者将儿童文学描述为“儿童”的“文学”,体现为两个关键词的铺排及平议。后者则将其视为一个结构性的关系,两者互为意义生成的义项。对儿童文学元概念的误读及曲解,衍生了中国儿童文学史书写的混杂,也成为制导儿童文学史观偏误的根由。文学批评是贯通创作与文学史的中间桥梁,围绕“儿童文学是什么”的持续发问,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突破了传统诗文评的旧套,引领了儿童文学创作潮流,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语义场,从而开启了育化“新人”与“文学现代化”的百年发展历史。在百年中国文学的视域中考察儿童文学的发展史,不是要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来套用和覆盖儿童文学,而是要将儿童文学史纳入新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在遵循“一体化”与“主体性”辩证逻辑和整体研究中开创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新路径。这种研究思路有助于在结构与系统中重构其历史图景,凸显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及儿童文学的学科性质。

探寻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化”阐释学——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新时代”的问题意识之下出现了新的研究动态,“历史化”成为学界倡导的口号。然而对于如何实践,却有不同理解和路径。从贺桂梅等一些学者的近期研究来看,当前形成了三个研究热点的成果及其方法论意识:对1940—19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的再解读、对1980年代文学的新探索、对21世纪以来文化现象的新阐释。而这种研究贯穿始终的是新的“建立中国(文化与政治)主体性”的意识,伴随着这种主体性建构自觉的是“认知中国”的清醒努力。在方法论上,这种文学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化”原则所要求的“反思性”和“总体性”为指导,来探寻新时代中国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政治阐释学实践,也是一场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范式革新。为此所提出的“打开中国视野”“书写中国气派”的新思路、新论断,展现了新时代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努力。这种在自觉的新研究方法指导下的领域重构,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变异与变通:《剑桥中国文学史》关于明代台阁体的书写

《剑桥中国文学史》是北美汉学家全面把握中国文学史的代表之作,代表了当代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准。北美汉学家深受西方学术传统和本国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以明代前期台阁体为研究对象时,在文本选择的眼光、思维系统、方法向度、学术体系、文学史观等诸多层面呈现出与国内不同的研究范式。考察《剑桥中国文学史》明代台阁体部分的叙史方式、研究特色及创见之处,反思与纠偏其在学理上的缺失与不足,有助于国内学界对“重写文学史”探索新的可能路径,促进全球学术对话。

他者视野下的两部域外中国文学史书写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对比研究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是欧美学界对中国文学史进行域外书写的代表之作,它们尝试以他者视野打破中国学者固有的文学史观.本文从编者学养、读者受众、文化视野、历史细节、解构精神、多元聚焦等方面,考察二史的中国文学史观,分析其所呈现的欧美学术思维传统,考察后者对前者在文化史方法、风格性统一、学术性规范上的纠正提升,这有助于今后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再超越.

论道教典籍语料在汉语词汇历史研究中的价值

对于历史语言研究来说,现存的文献材料只保存了当时语言应用实例的极其稀少的部分。二千年来对中华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又富有语用特色的道教文献,是值得重视的,可惜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足。本文利用早期道教文献资料,从几个方面说明它对汉语词汇历史研究的价值。

八九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和文学史重构与海外研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和文学史重构"中,海外研究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其中,在文学价值观的嬗递与经典重塑、现代性的发掘与"大文学史"的繁兴、"新文学传统"的"重寻"等方面形成的渗透和互动尤为明显,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一条重要的文学史叙事线索;同时,海外研究的局限和偏颇也越来越凸出。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对八九十年代文学史观的嬗变、文学与政治关联性、"无边的现代性"、现代文学传统的重新反思和探察,或许会带来"价值重建与文学史重构"的新突破。

论日本汉文学史

日本汉文学是一笔数量十分可观的文学遗产。但近百年来,它不仅在日本几乎处于被遗忘、湮没的境地,在中国更少为人知。对汉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日本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有些日本人对汉文学过于轻视、鄙薄,甚至认为是殖民地化的文学,这是不对的。而中国有的读者以为日本人用中文写不出什么好诗文,也是不对的。中国大智者钱钟书把文学史研究工作戏说为“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发掘文墓”殆指文史考证带有考古发掘的性质;“揭开文幕”则说叙述文学史就像演历史剧,还有让观众(读者)鉴赏的目的。研究日本汉文学史,首先就是一种挖其古坟、文化寻根的工作。同时,对日本汉文学作鉴赏评析,也是为了充分实现其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面对浩瀚的汉文学作品,研究者常常会有惊喜的发现。有一些日本汉文学家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并且得到中国方面的承认和推崇。有些人对日本汉文学的轻视是缘于自己的无知。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的价值——兼论文学史基础的重建

对近代小说研究史的梳理与评述,能使人们了解百年来的研究概况及其薄弱环节所在,也能使学者们明白今后研究的着力点与方法的改善。《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在这方面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重写文学史”口号提出二十余年来,各种文学史专著的接踵而出,但若从研究史的角度作考察,各种撰写模式及其综合使用在方法论上与前相较并无本质差别。这说明首先得重建文学史的基础,其中包括文学研究史的研究。

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通史》笔谈

高有鹏《中国民间文学通史》打破传统文学史单纯依据历史文献的方法与模式,大胆求索民间文学历史发展的多种脉络与线索,一方面在字里行间钩沉、疏证、辨析,一方面采用各种考古、文物材料,同时结合作者所做的社会调查与理论研究,提出"语域"、"神话群"等概念和新说,着力宣扬了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勾勒出了几千年来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

国学运动新倾向述评

中国二十世纪之初兴起的国学运动具有显著的国粹主义性质。自1919年一种新思潮在国学运动中出现,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此后在对新材料研究、白话小说考证和古史讨论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使新倾向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均属于新倾向的两个流派,它们的发展促进"新考证之盛行"。此种新的科学考证方法是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了西方近代实证主义方法,它为中国学术提供新的事实依据,澄清历史与文化的诸多重大疑案,纠正传统文化观念的谬误,成为中国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

试析清末民初“文学研究法”的架构

本文以癸卯学制文学立科所制定的"文学研究法"为对象,讨论这一国族制度架构的基本思路及其文教内涵,分析它所可能预留的知识生产和文论形塑的空间。晚清民初对国族学问和大学建制的思路不少,但"文学立科"使传统文化和"中国文辞"得到制度化的存留,相应的知识生产得以生成,相关课程设置和研究要义也影响到20世纪文学学术的基本样态。"文学研究法"课程及其架构作为一种特殊装置,具有学科总论的性质,主要基于传统学术和本土想象,其间充满拟想的模糊和不确定性,但也给后来相关知识的生产预留了空间。

文学史的权力——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阅读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其的解读,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本文梳理了近70年来学术界对此著的各种阅读、评价,分析钱著本身的特点,解读造成评论差异背后学理上的原因,以期窥见学术界对于文学史书写与编撰等问题认识上的变化,了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在文学史学上的经典意义。

从神话研究看中国现代文学观之嬗变——以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述为例

随文学观念与神话学之发展演变,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开始逐渐关注一些神话内容。在探讨文学起源、《山海经》、楚辞作品以及小说起源时,涉及到对神话之分析研究。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之所以开始关注神话,主要原因在于,其一,中国神话学的发展繁荣对中国文学史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其二,西学东渐,西方文学观念与文学研究方法对中国文学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

专题研究:深化台湾新文学研究的最佳路径——以“1926-2016:台湾小说中的‘中华叙事’研究”为例

书写整体性的中国新文学史的前提,是对台湾文学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并在两岸文学平行研究基础上完成文学史编年对接。通过梳理1926 2016年间台湾小说的代际特征我们发现:台湾新小说的题材变化、艺术进步、文体嬗变、观念变革等具有明显阶段性,既有面向世界艺术的开放性,也与大陆文学形成了源流、融会、反哺与互动关系,总体上与大陆文学发展历程同步;台湾"中华叙事"小说的中国意识和中国文化精神从未中断,其代表作品也具有超越时代、地域、党派和阶级意识局限的审美经典性。总之,两岸文学历史并非异质且可以化约,以生态文化学为方法论,以穿越思维勘察思潮流派,以人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三维坐标来发现和评审经典作品,即可展开两岸文学的平行研究和编年对接,书写真正具有整体观念的中国新文学史。

中国社会史论战视域下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以《读书杂志》刊载的相关文章为中心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中国社会史论战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思想界占据中心。王礼锡、胡秋原编辑的《读书杂志》不仅是论战的主要阵地,而且倡导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文学史。《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出版“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特辑,其他期也刊载一些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文章。而且,王礼锡、胡秋原分别计划撰写《物观文学史丛稿》《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文章以《读书杂志》所载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文章以及其他相关文章和著作为中心,讨论分析中国社会史论战所传播的唯物史观如何实践于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并思考评价这种实践的效果与意义。

民间台账挖掘利用与党史国史研究的深化——以集体化时期乡村民间台账为例

乡村台账属于民间历史文献。相较于传统民间文献,当代民间文献研究因起步晚而存在一些不足。集体化时期乡村民间台账,形式自成体系,可分为“备查账”与“备忘账”。抢救当代民间台账,立足其系统、源流与语境的挖掘利用,将广袤农村看似没有多大意义的日常生活,链接纳入上下交汇的政治文化空间;在推进农业集体化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同时,也是对乡村财政史、新中国经济史乃至党的基层治理研究的一种拓展。

罗宗强先生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 ,罗宗强先生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著名学者 ,其独树一帜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 ,在融合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 ,以及打通文史哲方面闯出了一条新路。其治学精神和学术追求、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

返回历史现场与重写文学史:“《报刊香港》与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座谈会综述

世界华文文学的学科建设,从史料整理、重点作家作品研究到文学史的建构,已日臻成熟。《报刊香港:历史语境与文学场域》不仅展现出对文学史多元探索的成功示范,也表明华文文学研究迈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报刊香港》与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座谈会主要从“返回历史现场”、“重写文学史”、“展望华文文学研究”这三方面展开讨论,既是对《报刊香港》写作经验的总结与反思,也是对香港文学研究的推进与展望,必将进一步推动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向纵深领域发展。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的几点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更强调史实呈现而非观点论证,它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作为具有历史客观性的工具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首先是“通史”,其次是“研究”。其首要和基本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实作既客观全面又详略得当的陈述,但真正具有学术含金量的是反思和批判,这需要撰写者平衡客观叙述与学术反思之间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的书写既需要处理好同其他学科的“边界”问题,又需要处理好其内部的“分类”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5卷按时间顺序划分有其合理性,但忽视了“密度”的相对差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应当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但如何逻辑地选择和统摄诸多研究现象与成果,进而避免分裂和矛盾、重复和交叉,需要充分的准备性研究。就此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通史》具有开创性,也为进一步书写留下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