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识解视域下李煜词作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在词作翻译中的重要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受客观主义翻译观的影响,译者主体性研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认知识解理论为从认知层面阐释译者主体性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基于该理论,借助自建的许渊冲译本和Daniel Bryant译本小型语料库,从聚焦、视角、突显、详略度四个维度,探究李煜词作不同英译本的共异性及其背后潜隐的认知理据。研究发现,除文化背景等因素外,不同识解方式是造成译者选择不同译语对译文进行编码的隐性主因。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化李煜词作的英译研究,也为读者理解不同译本背后的认知理据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风格内容到体制形式:词体观念的形成与演变

词在唐宋时期具有高度的实用功能,因此最初对于其特征的强调,多是就与音乐相谐和风格内容方面谈起。随着词乐的失传,这一现象逐渐改变。明人为了达到尊体的目的,开始重新将词置于音乐系统中考量,在词乐的失坠和明人对于词乐渴求的矛盾下,对于词体的认知也由内容风格逐渐开始转向词之为乐方面的体制特征。从体制形式认识词体的趋势在清代达到高峰,真正形成了从体制形式和风格内容两方面讨论词体的风气。词学在清代常州词派逐渐形成了"词人-学者"的身份模式,词之为学的观念成为时人对于词的普遍认知。随着现代学科化的确立,词的创作逐渐从词学中退居次位,于是在词学研究中,为了强调词的专门性,从体制形式方面认识词体就势所必至了。

新旧之间:吴梅在现代词学演化中的地位与意义

吴梅是现代词曲大家,最早进入大学开设词曲类课程。传统填词与现代研究的交汇,使得吴梅的词学呈现出“新旧之间”的状态,这体现在授课内容、教材体例和批评观点上。吴梅在课上教授学生填词的基本知识,同时提供“词曲合并研究”“通代词史观”等基于填词法形成的研究思路。《词学通论》在形式上与传统词话、词选相似,但在“历代词概论”部分又接近于现代词史的论述,可见吴梅将传统词学资源转化为现代词学研究。吴梅在词学批评上承袭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却与当时的“四声词”“梦窗热”保持一定的疏离。这种“新旧之间”的状态,是词学由传统批评向现代研究过渡的初始阶段,也是现代词学的起步阶段。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温庭筠研究综论

村上哲见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少有的持之以恒地研究中国词学的日本学者,他对温庭筠的研究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温庭筠词的探讨,他引述中日学者对温词的评价并比较温庭筠诗歌与李商隐诗歌风格的不同,把温词当作特殊现象进行考察探讨;二是对温庭筠诗的探讨,从温诗的形式、内容、题材等方面讨论温庭筠诗词的共性特征;三是对温庭筠的词进行分析,从词作本身、词人个性、创作场合、政治背景和士君子理念等方面对温词进行分析;四是对温庭筠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与考证。村上哲见对温庭筠的研究,既借鉴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又有其自身的精深钻研,经过不断发展充实,已成为温庭筠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柳宗元诗文在国外

柳宗元诗文在欧美、俄、日、韩等国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今知西方汉学界最早翻译和评价柳宗元诗文的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在其专著《中国文学史》中译释了《捕蛇者说》等散文,并作了深入的分析。还有英国学者查尔斯.巴德、美国新诗派诗人威特.宾纳、法国著名汉学家德理文、德国著名汉学家格罗贝、俄国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日本的著名诗歌理论家淡窗广濑等,对柳宗元诗文的研究都非常广泛而深入。

王鹏运与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

王鹏运是晚清词坛上非常重要的词学大家,也是一名兴一派风云的领导人物。作为临桂词派的创始人和中坚力量,王鹏运与该词派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词作风格、词学文献、词学思想方面均导夫先路,在临桂词派的形成与发展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由此成为该词派的领袖人物。

论传播媒介对词学研究的影响

现代词学传播媒介与传统词学传播媒介相比,在传播方式和传播效率上都有很大区别;新型传播媒介不仅影响了词学研究格局,而且对词学家本身也产生极大影响,它的出现标志着传统词学向现代转换的最后完成。

论“婉”:词学核心概念的字源学谱系分析样例

"婉约"为词学的核心概念,"婉"的含义,可从"夗-宛-婉"的谱系中寻绎。"夗"训"卧",在甲骨文及金文中,系由两个或一个弯曲的人体所构成的象形字。"夗"含有"屈、曲、圆、转"等义;"宛"从宀从夗,由宀(馆室)这一部件,增加并引申有"深、幽、凄、清"等义;"婉"从女从宛,增加了"顺、丽、娈、媚"等义。"宛、婉、惋、怨"等夗族字,可与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字组成诸多双音节词,并进一步组成四音节词组,用以形容描写对象,或用以评论词人词作,并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选择出"婉约"一词,作为词学的核心概念。夗族字所组成的词语及词组,其分布及使用情况,提示"宛"、"婉"等字的构形,与该字实际使用时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高度相关。

王安石的经学观和他的词

王安石是宋史上重要的一笔,但是九百年来褒贬不一。王安石具有既不同于汉唐诸儒又不同于程朱宋儒的经学观,是宋代不可忽视的一位经学大家;同时,王安石以一首《桂枝香》横亘宋代词坛,单片成名,成为宋代词史上的重要词人。从王安石的经学观来关照其词学观,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王安石。

张炎词在清代的接受与清代词学的建构

清代初年,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通过词集整理的方式推出张炎,有力地转变了当时的词学风尚。随着雍乾词坛对于张词的接受愈趋全面、深入,张炎的典范意义逐渐形成。嘉、道之际,常州词派日益兴起,清人开始从兴寄的角度审视张词,推动了张炎词史地位的重估。尽管浙西、常州两派的思路和视角存在明显差异,但双方在开宗立派、指引门径方面又存在相通之处。

论辛弃疾二十四首《临江仙》的体式及其词谱学意义

辛弃疾有《临江仙》词24首,是两宋间留存《临江仙》词调最多的词人,在《临江仙》词调的创作以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辛弃疾留存的24首均选用双调60字基本体,格律处理十分严谨,平仄安排不仅符合《临江仙》的声律要求,甚至比《词律》和《钦定词谱》所总结的谱式更符合创作实际。辛弃疾24首《临江仙》的句式、韵位等主要由词调本身决定,但辛弃疾对词调、体式的选择以及对词调固有声情特点的遵循,使其词总体呈现出舒缓流畅的声情特点。24首词大部分作于辛弃疾退居江西时期,作者有较多时间观察农村的美景,体验家居的闲适乐趣,因此词的题材虽然比较广泛,情感层次也比较多样,但总体上呈现出和谐冲淡、舒缓雍容的特点,与《临江仙》60字体流丽谐婉、舒缓和畅的体式特征相一致,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辛弃疾所用的《临江仙》60字体较为后出,由58字体变化而来,但由于增加了律句,使其更加和谐整饬,受到文人普遍欢迎。从留存的作品看,这一体式首见于滕宗谅,由苏轼初步成型,中间经叶梦得等人的创作实践,最后由辛弃疾确定其词调风貌和词谱定式,并通过大量创作而彰显其活力与影响。

论词体声律学的建构及其意义

词体声律既受词乐的制约、包含音律的映射,又继承、发展了诗文格律而富于汉语言的内在音乐性。词体声律学即有关词体声律的学问或学科,包括词乐、词调、词律、词韵、词唱法研究等版块。与词律、格律、声调等习用概念相比,词体声律更符合词体体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更符合词体发展的历史轨迹。词体声律学的建构,具有修正词体学理论体系,统合词体研究文献,推动词学研究回归文本、面向当代等多方面意义。

“重光后身”说与清初词学演进

"重光后身"这一词学命题,最初仅为基于轮回转世观念的比附,后来逐渐具有明确指涉。清及民国学界对此命题的讨论,聚焦于陈子龙、纳兰性德二人。词史上,陈、纳兰二人一方面以其创作实绩显示了在诸如艳情、家国和词学体格等词学主题上与李煜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则分别在词学理论或渊源方面与李煜存在具体而微的异同。这既反映了作为词学典范的李煜,在明季清初词坛的经典化及其接受程度;亦反映了明季清初的令词演进及其统序。而纳兰性德对陈子龙的推崇,特别是《今词初集》选阵所显示的对云间词派及其羽翼力量的认同,也揭示了纳兰性德的词学流派意识,以及更为明显的廓清词坛,并于阳羡、浙西之外另树一帜的立派努力。由是可知,"重光后身"说所显示的以陈子龙、纳兰性德为代表的令词统序,也是清初"南北宋之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与其他词学力量一起,共同参与并支撑起清词中兴。

他者的眼光——美国学者唐诗研究论析之一

本文拟从他者的视角,对美国学者高友工(及梅祖麟)的唐诗研究,作典型个案的深入解析,以从中汲取可供中国学者借鉴的解析中国古诗的理论、方法和新颖角度,并同时说明,中国古代诗学研究需要拓宽视野,适时地引入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推动研究的深入。

天籁词艺术论

天籁词直接承嗣遗山词,是北宗体派在蒙元时期最重要的创获。天籁词中不乏"清隽婉逸"之作,但就基本倾向而言,更具苏、辛、元豪放慷慨之风范。决定于白朴特别的人生经历及人生价值观,其词更接近东坡清旷放逸一格。白朴词多数作品很讲究艺术技巧,特别是在音韵格律上十分用心,其艺术造诣在当时北方词中当属上乘,堪称元初北宗词艺术形态的一个范本。

词学核心概念“婉约”之“约”的汉字美学谱系分析

"婉约"是词学核心范畴,"婉约"之"约"所含"幽远隐绰玄"诸义,可自"糸-幺-玄-幽"谱系中寻绎。"幺、玄"初文同,为"蚕吐丝"之象。《说文》说"玄"字为"象幽而入覆"。"幽"应为"蚕上山吐丝"之象,所指为"蚕室","入覆"即"宀覆"、"穴覆",为蚕室"交覆深屋"之半地下室形制。"约-糸-幺-玄-幽"谱系所含"幽远赤黑隐绰玄"诸义,即来自蚕室这一特殊场景。"约"所含诸义在词学中有广泛的应用。据《词话丛编》及《续编》统计,由"约"为词素所组成的词作用语或词学术语,主要有"婉约"、"幽约"、"隐约"、"依约"、"绰约"等,这些词语或术语是对于词体美学风貌的表达或描述。

谭献《复堂日记》的词学文献价值

对晚清著名词学家谭献词学活动和词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文献材料一般取自《复堂词话》,而词话主要辑自八卷本《复堂日记》。此八卷本日记,是作者删汰后的选辑,很不完整,徐彦宽将被作者删汰部分整理成《日记补录》,后又编八卷本刊后续写的日记为《续录》,内容始趋完整,惜未引起词学研究者重视。本文据全本《复堂日记》,发掘《复堂词话》之外的词学材料,揭示了谭献与庄棫及《白雨斋词话》作者陈廷焯的关系,并初步梳述了谭献的重要词学活动及词话未收的词学评论。

词调三分与词学转型

词调"三分法"的出现,在明清词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词学由音乐谱时代进入到格律谱时代,改变了明代以后词选与词谱编刻的体例及其发展方向。"三分法"自从提出以来,成为明清时期最为常用的词学批评话语,既表现在对词的体性问题的探讨上,也体现在清初不同词派对于词学主张的阐扬和词史观念的表达上。

夏承焘词史观与词史建构评述

夏承焘的词史观与词史建构,是其词学研究与词体创作两方面实践的产物。夏氏词史观以力破婉约正宗论为基本特点,打破千年以来词史的定局,从更大的文学史与文体背景上论词史,对传统的婉约、豪放两分法多有辨析。其中对常州词派词史观的反思、对文人词个体抒情传统的揭示、对诗词界限的辩证思考、不破词体、不诬词体等观点,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夏氏词史观与词史建构融会新旧,也反映了二十世纪复杂多变的学术背景,但始终坚持学术自身的立场,在二十世纪词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并对此后的词史研究有很大的启发,对于今后的词史建构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况周颐词学新论

近年来在况周颐词学文献整理发掘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随之而来,关于况周颐的词学批评理论研究应有新的认识和评价,例如况氏对南北宋词的认识、对其"大"的认识等。况周颐的词学文献整理研究成就斐然,可谓第一个词学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