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课艺:联结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历史文献

在上千年的中国书院史上,多数书院都重视以考促学。从流传形态来看,清代书院课艺主要分为课艺原件、编入别集中的课艺和以书院名义选编的课艺总集三大类别;就主课艺内容而言,清代书院课艺大体包括制艺试帖、经史词章、时务西学等门类。书院课艺数量与书院数量、考课次数、书院额数和刊刻频率直接相关。尽管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书院课艺多已散佚,但其现存数量依旧十分巨大,无法准确估算。清代书院课艺具有一定的经学、文学、史学、书院学和科举学价值,深入挖掘其中的有用元素,可以从书院考课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考课衡文标准与科举衡文标准、书院育人目标与科举取士目标、科举人物的思想观念与关系网络、书院生徒平时成绩与科考录取率等方面,考察书院学与科举学的共生和互动关系。

全面展现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的整体成就

《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提要》将268部著作分类系年,勾勒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起点、学术方法的确立、学术范式的建立、学术与政治的纠葛、精英文化与下层通俗文化的沟通交流等多个面相,全面展现了清代《春秋左传》学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清代学者受制于王权,经史考辨虽精,但难以在义理上有所建树,也难有超出时代的史论、史识,但在文章学上,清人对于行文贯通、不平的要求,以及对文章诵读的领会,对现今《左传》文章学研究大有助益。

试论姜兆锡的《丧服》诠释

清代的《丧服》诠释处于一个鼎盛发展阶段,部分“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服制诠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功用,姜兆锡《仪礼经传外编》一书便是其中之一。其在诠释体例的选择上,兼具纂集体和图解体的双重特点。诠释按语部分,姜兆锡透过加附个性化的诠释按语,发覆《仪礼·丧服》篇礼经的行文礼例,揭示不同来源的服制礼文之间的关联性,诠释礼文的确切含义,纠正礼文传播中产生的各类讹误,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此外,受《仪礼经传通解》和《仪礼经传通解续》的影响,姜兆锡还特别重视对《仪礼·丧服》篇经文进行补服和图解之类的工作,扩大了诠释的现实功用,对康乾时期的礼制文化重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易代之际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评张兵等著《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

探究明清之际的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张兵教授等撰著的《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一书高度关注易代之际的文人心态与文学生态,有力推动了学界对易代之际诗歌研究乃至明清文学研究的进展。该书在时段定位、选题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特征明显,值得关注。该书在邓之诚、严迪昌等前辈学者的启示下,吸取和借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聚焦明清之际这一特殊历史时段的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既能与学界研究该问题的热度相吻合,又具有鲜明的前沿意识,且能因时间定位的准确具体而使研究内容细致深入。书中聚焦具体的历史事实和诗歌文本,深入细致地探究了诗人心态的变化如何严重影响了诗歌创作和诗风走向。本书采用文艺生态学等研究方法,将明清之际的诗坛看作一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生态系统,关注历史事件、文学社团、诗人群体、诗歌创作、诗学批评等要素,在具体研究中又能将宏观和微观、群体和个案结合起来,进而凸显鲜明的问题意识。

红学的晚清形态

晚清列强入侵使国家面临沦亡深渊,社会诸矛盾趋于白炽化,西方文化传入也引起激烈碰撞与交融,红学形态在晚清时出现了新变化。传统的红学著述不多,而考察近代新出现的报刊可以发现,其中蕴含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传播甚广的红学形态,包括:围绕《红楼梦》的价值评估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新形势下各小说流派则多以《红楼梦》为创作楷模,各种续红之作则显示了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新特点。

明清文人书斋空间诗意建构解析

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文人书斋在园林建造兴盛的发展中进入鼎盛时期。通过对书斋文化历史沿革梳理,阐述其建筑形态在士大夫阶层发展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剖析其空间文化意蕴。明清文人书斋对空间类型、布局建构、长物陈设的设计思考,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也是重构现代书斋文化的美学精髓,具有传承与借鉴价值。

清儒礼学研究中的“礼意”追求

在礼学的发展过程中,“礼意”受到治礼者的重视。“礼意”源自“礼义”,可看作是对“礼”的义理或意蕴的诠释。作为记载礼学内容的“礼文”经层累的构建而愈密,“礼意”经层累的构建而愈精。历代的礼学研究均注重寻求“礼意”,也关注到了“礼文”和“礼意”的关系。清儒在治礼过程中格外关注对“礼意”的寻求,主张“通礼文之穷”以寻求蕴藏在“礼文”背后的“礼意”,并呈现出清初“礼时为大”、清中期“即器明道”、晚清“会通汉宋”的阶段性特征。对“礼意”的寻求与阐发,既是一种治“礼”的方法,也是一种治“礼”的理念,更是一种治“礼”的目的,展现了清儒“通经明道”的立学旨趣及“以礼经世”的礼治思想。

清末民国时期山西晋中地区的戏曲活动探析——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为视角

以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为主要史料,从其个人视角深入探讨了清末民国时期山西晋中地区的戏曲活动及其与社会变迁的互动,揭示了戏曲在文化传承、民众生活和地方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政治、经济动荡中的适应与发展。通过对这一时期戏曲活动的分析,也为理解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清代宫廷服饰与粉彩瓷器中动物纹样的比较探析

清代宫廷服饰与粉彩瓷器是清代艺术与工艺的集大成者,两者处在相同的发展背景下,对于动物纹样的运用存在一定的相似处。文章通过文献查阅法及对比研究法分析动物纹样在两者的异同,通过对两者的题材、色彩、布局、造型等进行分析,找出动物纹样在不同艺术上的差异及其共通性。研究表明:清代宫廷服饰与粉彩瓷器在选取题材的风格和寓意上相似,在色彩运用上运用五行色的配色亦遵循传统的配色口诀一色为主、巧用补色、以色助色,在纹样布局上遵循中式对称之美及天圆地方的造物思想。但两者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载体,在造型上因器制宜、因地布纹,在工艺上因材施艺、因材敷彩,因此在纹样的呈现上有所不同。

汉赋在清代的多元传播及其功能意义

汉赋在清代迎来传播的高峰,这是多种合力促成的结果。其传播渠道有:文字传播包括选本编集、赋话撰写、书肆流通、官私藏书、拟作学习、引用注释、书画创作,口头传播则有诵赋、演赋、教赋、歌赋。传播主体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出于不同的传播目的,发挥不同的传播功用。具体言之,汉赋传播具有文教功能、应试功能、盈利功能、交际功能和服务功能。立足赋学视域,汉赋传播裨益于清代士子作赋,其要在学问和法度两端。而于今之治赋者,汉赋传播的价值在于积存富饶的赋学资源,从中可窥清人对传统赋论的总结和超越,留予后人研究和再阐释的广阔空间。

从吉同钧清律讲义透视陕派律学的近代转型

随着晚清变法修律活动的展开,新式法律教育也随之兴起。陕派律学代表人物吉同钧兼任京师法律学堂、京师法政学堂、律学馆以及大理院讲习所四处教习,主讲《大清律例》科。由于《大清律例》剧变为《大清现行刑律》及《大清新刑律》,吉同钧遂三易讲义,后称“清律讲义三部曲”。讲义揭示了吉同钧在近代法律转变中的核心观点,即坚守中国传统法律国粹,同时采辑西律之法。他不仅继承陕派律学创始人薛允升的律学研究成果,还打破传统律学同一法系之间横向比较的局限,开创性地将比较视野扩展到不同法系之间,提出“尽用西法”“参用西法”“西法万不能行而仍宜遵守中法”“中律过重亟应改易”四种比较中西律方案。这一中西法律比较分析框架,是近代法律转型的一大突破,也为当前看待中西律之差异提供理论背书。

晚清期刊中的盐城文献资料整理研究

晚清时期的期刊,从1876年《寰宇琐纪》第12期收录天长宣瘦梅所著的《盐城千佛律院千佛楼落成征碑节略》开始,截至1911年,共收录有关以“盐城”为题名的文章128篇。晚清期刊收录的“盐城”内容蕴含着晚清政府重视报刊的宣传工作、重视“实业救国”思想的传播实践,特别是改良农业、工艺、教育等诉求,符合维新变法、晚清新政历史背景。当时的报刊活动和经验,为后世的报刊编辑工作提供了借鉴。然而,当时“中学为体”的倾向使期刊只能在特定范围内进行传播而受到限制。

清代扬州木刻年画与其他地区木刻年画之比较

扬州在明清时是重要的运河经济文化枢纽,其雕版印刷技艺也闻名全国。清代以来,扬州的雕版印刷发展至鼎盛时期,这期间扬州的木刻版画品类丰富,极具艺术价值,其中木刻年画虽产量不高,但因地方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与著名的苏州桃花坞、湖南滩头、山东潍坊杨家埠等地区年画相比较,有相似之处,也有其独特的题材及表现形式。

清代贵州诗人章永康行迹考

章永康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一位贵州诗人,少年聪颖,二十一岁中进士;二十二岁时,与丁宝桢、傅寿彤、王作孚等同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章永康能文,尤工诗词,其作品颇为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所称许。他年仅三十三岁便离世,手稿大部分遗失,行迹亦多有难以考订之处。笔者遂从其所存诗文及相关评述加以爬梳,对其创作情况和平生行迹作考。

明清河南方言“维”组字声母考

古止摄合口三等以母字“维惟唯”等照例应该归于零声母,但是在河南大多数方言中却读同微母[v]。文章借助明清河南韵书、韵图等材料爬梳了这组字的读音,发现“维惟唯”等字被记作独立连声小韵或与微母字同小韵不绝于书。联系这组字在《中原音韵》已读微母,推断它们在河南方言读入微母至少已有700年的历史。

清末民初士人王舟瑶的著述人生

王舟瑶追寻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能敏锐觉察晚清学术发展潮流,确立“从经中求道”的学术旨趣。他紧跟时代发展变化,认同并践行近代教育理念,成功实现从传统士人到近代学人的转变。学术旨趣、教育实践、存续文脉是促使其转变的驱动力。

青岛地区明清海防聚落遗产价值的分级评价研究

本研究以青岛地区明清海防遗存中的卫所聚落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分析其空间形态特征及发展影响因素。通过制定针对此类文化遗产的多层级评价系统,初步建立海防聚落保护利用的整体性和规范性框架,为青岛地区的历史城区保护和海洋文化建设提供量化评价标准和应对措施的参考。

清代文字狱研究述评

清代文字狱以次数多,规模大,惩处之残酷著称于世。从函可《变纪》案开始,清人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或明或暗地记录着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字狱案,或强或弱地表达着自己的看法。但真正意义上对清代文字狱的研究则从清代灭亡开始。截至目前,对清代文字狱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初始阶段(清亡—1948年)、发展阶段(1949-1978年)和繁荣阶段(1979年—现今)。这三个阶段的文字狱研究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呈现出诸多特征,但也存在一些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强和改进的问题。

清代文字狱的整体状况与清人的载述

清代文字狱以次数多,规模大,惩处之残酷著称于世。从函可《变纪》案开始,清人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或明或暗地记录着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字案狱。除《东华录》、《永宪录》等一些史料汇编性质的著述外,在不少诗文和文人笔记类的记述中还或强或弱地表达着作者自己的看法。但真正意义上对清代文字狱的研究则从清代灭亡开始。

清代“假借”学说研究

假借作为六书之一,在整个六书研究历史中是争议颇多的话题。清代人"假借"学说继承、发展了宋元明学者的"四体二用"说,主要有假借为用字、造字、兼体用三种观点。在主张假借兼体用说的学者中,一派以本字的有无作为造字假借和用字假借区分的标准,并用"通假"来指称用字的假借,另外一派则从字形结构上寻找造字假借的因素。其次,清人对假借与引申的关系有三种主要观点,其中段玉裁的"真假借"理论和朱骏声对假借概念的重新界定影响深远。在实践中,清人的假借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对引申与假借的关系纠缠不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