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崔适交游考

钱玄同于1911年2月拜访崔适,问学三年后开始执弟子礼。经钱玄同推荐,崔适于1914年秋季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讲师,并由北大出版部印成了《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崔适年老体弱,口才不佳,1920年失业后搬离北大,住进湖州会馆。后经钱玄同设法,崔适于1922年回北大预科上课,1923年因不能上讲台而只能改作文。1924年8月,崔适客死京城,钱玄同设法筹钱为其办理后事。钱玄同又通过参与“古史辨”运动,扩大了崔适的学术影响力。

汉代巴蜀经学述论

汉代巴蜀经学兴起于文景之世,文翁奖励儒学教育,领先全国以"七经"造士,于是七经之学盛行巴蜀,经学人才辈出。两汉巴蜀经学以易学、小学最盛,《诗》、《书》之学次之,而《礼》、《春秋》、《孝经》、《论语》之学亦有可观。巴蜀学者不满当时章句之儒"碎义逃难"、"违背孔真"的现象,自严遵始融《易》《老》于一炉,扬雄创拟经新篇,从而构成汉代巴蜀经学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之特色。汉末巴蜀经学与巴蜀地域政治经济命运密切关联,今古兼治,扬马击郑,于是以杨门之学和谯氏之学为代表的通经致用之学和谶纬学大兴。

曾国藩理学思想探析

就内在学理而言,曾国藩理学思想表现出以下特色。一、以宋学为宗,但不废汉学;二、强化辞章之学为理学服务的功能;三、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四、以"礼"合理,重视阐发理学与礼学之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时期理学的发展变化。

谶纬与东汉社会思潮略议

谶纬是两汉时期独特的社会思潮。它的产生、盛行与衰落 ,与两汉时期的政治、思想状况密不可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谶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汉时期政治和思想的走向 ,并最终造成了东汉经学的衰落。谶纬的兴衰 ,反映出东汉时期政治主宰学术的特点 。

经学辩论与东汉论说文的变化

汉代的经学辩论是讲学和著述之外的又一种重要的经学学术活动,它以辨明学术是非和切磋交流、倡导学术为目的。经学辩论有力地冲击了烦琐僵化的章句之学,导致了追求义理明通和崇尚理论著述的风气。受其影响,东汉论说文在形式上多问难之体,在论证方式上形成了实证求真和思辨析理的特色。经学论辩是汉代经学通向魏晋玄学以及汉代散文通向魏晋文章的桥梁。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长安:西汉经学的“天府”

西汉长安曾经表现出世界都会的气象。这里是西汉帝国经济和政治的中心,也是文化的中心。在经学兴起的时代,这里实现了经学主导地位的确立。经学人才的空前集中,经学论著的收藏和传播,经学的研究和经学的教育,也以这里为中心。长安,可以称作西汉经学的"天府"。考察西汉文化史和西汉思想史,不可以不重视西汉经学在长安的地位和影响。而中国经学史中的若干疑问,或许也可以因长安经学问题的说明得以更好的澄清。

经典的力量:中国传统的现代去路——从汉代经学的发展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形成的影响谈起

文献在整个古代生活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构成中国古代的文献传统。其最高表现是特定文献的组合即儒家经典,不仅是人们行为目标和规范的最高说明,而且是表明国家活动合理性和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终极依据。汉代经学的发展对这一传统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包括通过立五经博士而使六艺被置于特殊地位,以及通过对儒学形上学的建设和强化对儒学的经世的运用使儒家经典组合最终具备指导国家政治和国民生活的至高品质。古代文献传统本身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已不存在。学术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概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典的永久价值在于脱离原本纠缠的形态而显示古代中国认知本身所达到的成就。

蜀汉经学考述

蜀汉经学主要受到两汉巴蜀经学和荆州学派的影响,异于郑学而义合王学,兼顾今古文经,多图谶之学,通经用世。蜀汉经学家向朗、尹默、李仁及其子李撰皆受学荆州学派领袖宋衷、司马徽,颇得荆州学派真传。受巴蜀经学的扬雄拟经和杨谯谶纬学影响,王长文有拟经之作,谯周集谶纬学大成。蜀汉经学是三国时期经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规模稍逊曹魏,然而成就斐然,独具特色,对蜀学与曹魏、东吴、西晋三朝经学影响深远。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对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 ,人们常常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评判。以《春秋》三传为例 ,所谓师法家法只是表面上的水火不容 ,实际上却互相渗透 ,《左氏》也并非绝对不用《公羊》、《谷梁》之义。由于受时代的政治要求和思维定势的支配 ,古文学派使用的观点方法仍没有离开今文学家深求圣人“微言大义”的传统。而对于《左传》开启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的深远意义 ,汉代学者并未给以更多注意。

汉代文字整理与经学研究

文字是汉代经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清末形成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今文、古文的字体问题。汉代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学者都对文字进行了积极的整理,每一次文字整理都对经学研究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经学研究也对文字整理有积极的影响。我们通过汉代的文字整理可以观察汉代经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情况,也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些问题。

汉大赋与经学:强势文化的互动

汉代的经学、政论、大赋都是强势文化的产物,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三者关系可以表述为经学影响政论,政论又影响了汉大赋。经学影响议论文侧重于内容,而议论文影响大赋侧重于形式;经学、议论文、大赋又时常表现为互动关系。经学与汉大赋盛衰大致共时同运,正说明其间强、弱势文化的作用。从汉代政治和文学关系考察,经学一定是强势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而汉赋铺张扬厉的赋风又影响了经学阐释的繁复,"务尽"、"详博"的话语体系正好适应了实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汉代经学简议三题

两汉是我国古代经学全面确立时期,也是经学获得繁荣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经"是对于一部分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经学"则是以诸经为对象的阐释、考辨、研究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是始见于汉代经学史的两个不同派别或学术系统,两者的各自发展和交互论争贯穿于两汉,也影响到后世。两汉四百年经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主要成绩在于保存和整理了一批重要的儒家经典,贡献了一批有多方面学术价值的经解、经注,并在治经的若干原则、方法上形成了"汉学"的特色。

帝王思维与经学思维模式——从汉代经学谈起

经学是帝王思维的直接产物 ,经学的勃起与战国后期的造圣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学与帝王思维直接联系到一起发生在汉武帝一朝 ,此后遂成制度。以经治国系出于统治的需要 ,其思想原则是把社会群体的思维划一到服从皇权的方面。

略论汉代的“《春秋》大一统”理论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 ,“《春秋》大一统”理论的确立 ,乃是汉代政治理论构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所谓“《春秋》大一统”,其意思主要是王者一统天下 ,在汉代也就是要皇帝一统天下。就内容而言 ,则包括政治一统和文化一统两个方面。“《春秋》大一统”理论乃是秦汉封建大帝国的形成及其客观要求的产物 ,它不但为汉王朝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而且在维护和巩固华夏一统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试论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之附庸

文学史教科书与相关问题论述中皆认为:“汉代文学沦为经学之附庸”。实际上汉代经学对文学影响存在两面性与有限性,汉代文学不存在沦为经学附庸的事实,汉代学者对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附庸说”隐含着对文化学术与文学关系的错误认识。客观考察分析可知,汉代儒学与文学的演变,大致说来,从同幅共振趋于失衡;两汉儒学对文学的影响虽然巨大,但它没有左右汉代文学发展的根本方向,汉代文学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汉代成人教育教材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启示——以儒家经典教材为例

在历经秦朝"焚书坑儒"后儒学成为禁学,经过董仲舒等儒师的努力,成为汉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宣扬儒家思想的客观载体——成人教育教材也引起了统治者和汉代儒师的高度重视。在这一阶段,成人教育教材的编写逐步走向正统化、系统化、规范化。本文试图就两汉官学与私学所使用的成人教育教材历史演变和发展特点的探讨,从儒家经典教材编辑和传播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期对我国成人教育教材改革得出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东汉时期经学在吴越的传播及其影响

东汉时期,吴越经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经学在吴越传播的途径主要有地方官学、私学和出外求学等。仕进制度的导引,长官对儒家礼教的倡导以及避世高士的影响等,是导致吴越经学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与传统经学相比,吴越经学具有不重师法家法、尚博学、重谶纬之学等特点。在经学影响下,吴越名儒辈出,著述风气盛行,社会风气充满儒家礼教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