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救寺的园林与《西厢记》中的爱情故事

园林作为戏曲中经典的表现场景,因其自身相对综合、感性而符合了含蓄内敛的戏曲创作者表达情感的需要,成为戏曲故事情节发展的承载体,甚至作为主要的舞台布景形式。通过对《西厢记》中分散的园林场景的归纳,还原出一个属于张、崔浪漫爱情的普救寺,并结合故事的起承转合来剖析其特点和空间构成,如"待月西厢下"的梨花深院和"情定终身"的后花园。使普救寺既作为故事内容的延展,又成为人物情感的依托,从而反映园林对于戏曲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的推动作用。

“三美”之典范 译苑之奇葩——许渊冲《西厢记·哭宴》英译赏评

《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剧中一颗灿烂的明珠,为历代戏曲文学爱好者所珍爱。许渊冲先生以其天才的翻译艺术将这一原创文学作品转换成了翻译文学作品。本文对《西厢记》.哭宴一折的译文进行了多角度对比分析。作者从音韵调整、形式构建、意境营造、词汇筛选、修辞对应等方面对许先生的译文进行了赏评,期望能以此为契机,引起大家对经典译作的学习和讨论。

《西厢记》英译研究在中国

基于国内期刊中有关《西厢记》英译研究的论文,本文对译本进行了统计分析。全文始于《西厢记》英译的历程,对《西厢记》英译中所涉及的译本及其研究进行了探讨。

《西游记》命名的来源——兼谈《西游记》杂剧的作者

在《西游记》研究史上,丘处机《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的存在主要与《西游记》作者的探讨联系在一起,人们几乎忽略了二书相似的命名。不过,由于丘处机的西游使道教地位遽升,从而激化了佛道二教的矛盾,导致了数次佛道大辩论,并以道教的失败告终,引起当时对《道藏》的大规模禁毁,于是,《长春真人西游记》长期未为人所知,所以虽然二名相近,但似并无因袭关系。梳理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源流,第一次以"西游记"为名的是元人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此剧孙楷第先生曾指为杨景贤之作,实不可信,仍以吴氏为当。从《西游记》杂剧现存孤本中可以看到将此剧与《西厢记》联系在一起的文献记录,可以推测,《西游记》一名实为吴昌龄仿拟《西厢记》而成,然后,取经故事也被纳入到这个命名之中,直到最后《西游记》小说使这一命名成为取经故事的总名。

毛晋《六十种曲》编选体例与选目特征

《六十种曲》采取分套出版的形式,契合了当时选本的出版风尚。其每套有一个中心的体例设置,既考虑到受众的需求,也迎合了当时剧坛的创作风潮,更是毛晋本人审美趣味的重要体现。毛晋的选目更是兼顾了文人与平民的双重要求,且凡入选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典型性。尤其是《西厢记》,作为唯一入选《六十种曲》的杂剧,不仅其长篇体制、形式特征与传奇有着相似性,而且明清人多视其为传奇之先声,肯定其对明清传奇发展的重要影响,将其归入传奇选本也是时人约定成俗的通行做法。

金批《西厢》美学论

在全面论述金圣叹戏曲美学的基础上,着重论述其"天人合一"、"无和梦"、"通鬼神"和"文有魂"等观点。这些重要观点是以儒、道、佛三家的哲学结合其心得体会而论述的,故而取得了精深的成就。金批《西厢》的鉴赏论是针对普通读者的,艺术论是兼顾读者和作家的,美学论是针对文化修养高的欣赏者和作家诗人的;以上美学观点的阐发,则更是针对文化修养极高的鉴赏者和诗人作家的,高深而玄妙,需要长期反复学习、体会才能掌握。

论莺莺之美——《西厢记》崔莺莺形象再解读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是王实甫怀着极大热情塑造的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人物形象,是《西厢记》的灵魂之所在,而形貌美与灵魂美亦是莺莺形象的灵魂之所在。莺莺之美构建了崔张二人爱情的平台,可谓是《西厢记》之“戏引”。本文试对王实甫赋予崔莺莺的第一美(形貌美)与第二美(灵魂美)进行逐层分析,以期把握形象实质,挖掘作品精髓。

毛奇龄评点《西厢记》的“心学”意蕴

古今不少学者认为,毛奇龄经学研究的核心是心学研究。他壮年时期完成的《西厢记》论释,具有浓厚的心学意蕴,与他晚年的经学研究在思想价值、文学观念等方面密切相通。可以说,《西厢记》论释是毛奇龄经学研究的预演和准备。以往的看法是,文学总是被动接受经学的影响。而从毛奇龄的《西厢记》论释与经学研究的思想逻辑而论,则体现了文学对经学的滋养作用,从而揭示了经学与文学关系的另一个侧面。

论《西厢记》的喜剧性

《西厢记》是中国戏曲史上一部杰出的喜剧之作,其浓烈的喜剧性体现于戏剧冲突之中,显示在人物性格之中,蕴含于科诨、俗谚、口语之中。《西厢记》正是因为含蕴着丰富的喜剧性而具有永不衰竭的艺术魅力。

《西厢记》红娘形象流变浅说

随着西厢故事的演变,红娘由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逐渐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成为中华文化中"牵线搭桥"的代名词。这一形象发生流变与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文体自身的发展和作者的价值立场有关。

简说《西厢记诸宫调》

诸宫调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说唱艺术，《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的一部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本文着重对《西厢记诸宫调》的创作主题、主要人物以及艺术成就进行分析评论，进一步阐明了《西厢记诸宫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试论墨浪子与“姑苏版”版画《全本西厢记图》

由相同的署名而立假设,再通过图像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作分析比较,可以看出目前已知署名为墨浪子的四件传世作品具有一定相似的内质,四件作品也恰好演绎了其理念、技法发展的轨迹。因此,将这四件作品的作者视为同一个人的假设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是同一个人在四个不同时期的作品。同样,我们将《文姬归汉图》《四季清鉴图》和墨浪子作《西厢记图》的年代定为康熙时期也是有依据的。墨浪子《全本西厢记图》在构图上几乎奠定了后来这类大场面俯视效果版画的基本模式,对后来"姑苏版"版画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毛奇龄《西厢记》评点的“词例”论——对元杂剧批评范式的奠定

清初毛奇龄特地拈出"词例"作为评点《西厢记》的核心范畴。毛氏"词例"论多方面阐释了《西厢记》所有且兼通于一般元杂剧的语言、曲律、体制、表演的特点,论析了与之对应的批评标准与方法,初步奠定了元杂剧批评的基本范式,标志了清初戏曲批评的又一座高峰。毛氏提出"词例"论,其宗旨不仅在于为《西厢记》批评立范,还在于为元杂剧乃至中国戏曲批评立范,其中寄寓了他建设中国戏曲批评理论的自觉努力。毛氏"词例"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当今学术界深切关注。

论《西厢记》中的音乐表现手法

音乐表现手法是指作者为了传神地描写某种音乐或声音,使读者身临其境,在文本上所使用的一些写作手法和技巧。笔者以《琵琶行》、《李凭箜篌引》、《听颖师弹琴》为参照对比,分析《西厢记》第二本中"崔莺莺夜听琴"一折以声喻乐、以形喻乐、以典喻乐的音乐表现手法,并说明《西厢记》采用这样的手法是对音乐描写的突破。通过这些写作手法,在思想内容上更好地表现出了《西厢记》所传达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和崔莺莺、张生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纯洁爱情。

亦实亦虚:《西厢记》中“墙”之探微

“墙”作为《西厢记》文本要素之一,在作品中充当着重要角色。《西厢记》中的“墙”是有形的,可以划分空间,可以增加阻力,可以作为传情中介;“墙”也是无形的,可以存在于世俗构成“封建礼教之墙”、“封建大家长制之墙”,可以存在于人心,构成“心墙”。这些有形或无形的“墙”,它们或明或暗、或凸显或隐含地充当着男女之间关系发展的屏障,揭示了封建社会男女青年恋爱不自由的现实;同时,“墙”作为崔张两人爱情的见证,它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展现出男女主人公在爱情道路上的挣扎与反抗,突出了他们坚贞不渝的爱情和叛逆到底的性格。

《西厢记》的接受学审视与观照

《西厢记》的接受者就是戏曲的观众和读者,我们将其分为三个层次:底层民众、文人学士、统治阶层,分别分析其接受心理。从底层民众对《西厢记》的接受看,与三个因素有关:戏曲的主题暗合了接受者渴望自择佳偶的普遍心理;在红娘的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了自我被肯定的愉悦;极富生活气息的喜剧表演风格为观众欣赏和喜爱。文人学士的接受心理为:文人对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的认同与向往,戏曲优美典雅的语言为他们激赏。统治阶层对《西厢记》的接受与以下内容有关:作品不反对封建制度与皇权,认同封建伦理道德。

从《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看元明清戏剧爱情观变化

中国戏剧进入元代以后达到成熟并取得了高度的繁荣,描写婚姻爱情内容的作品一直占据戏剧中的多数。从元到明再到清,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巨变,人们的爱情观念也发生着改变。社会在发展,人的思想观念也随之进步,而作为思想领域中的爱情观亦有所进步。

“至情”超逸传统意识的叛逆女性——《西厢记》与《牡丹亭》之比较

《西厢记》和《牡丹亭》都是反映封建社会青年男女追求自由爱情、反对封建专制的优秀剧作。通过将两剧时代背景、人物的生活环境及两位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进行比较,显示出不同时代的特殊文化意义,展现了两位叛逆女性以“至情”超逸传统意识的思想过程及叛逆性格的深刻内涵。

论王实甫《西厢记》对《莺莺传》和《西厢记诸宫调》的继承和发展

自唐以来,以"西厢"故事为题材的各类作品便层出不穷。在西厢故事的演进中,王实甫的《西厢记》把"西厢"故事推到了最高峰。它能成为一部鸿篇巨制,得益于《西厢记诸宫调》对《莺莺传》从题材、主题到人物形象的革命性改造,同时也得益于王实甫的个人创作才艺和敢于突破传统的勇气。

论《西厢记》的诗意叙事

元杂剧《西厢记》叙事充分利用古典诗词意境、意象和诗意化语言等要素,形成独有的"诗剧化"叙事风格。意境上着力利用诗词独有的叙事功能透视人物心境,节省叙事笔墨并促进叙事转折;意象上以意象潜在叙事功能推动抽象情感具体化与具体意象个性化;语言上对古典诗词直接化用与间接借用相结合,在由抒情向叙事的文体渗透过程中以异化求同化,建构出《西厢记》高雅幽美的语言风格,使其更具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