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茶马贸易”到“茶马古道”:对一个当代中国原创学术概念的考察

1990年,木霁弘等当代学者在继承茶马贸易的历史内核、挖掘地方风俗和史料的基础上,在“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概念的刺激和启发下,本着学术自觉的意识,提出了“茶马古道”学术概念。这一中国内生的原创性学术概念是对原有“茶马贸易”或“茶马互市”概念的革命,主要体现在概念涵盖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扩大、所涉学科和研究视域的拓展、研究议题从国内民族问题到国际性议题的延伸、从单一的学术价值向多维价值的迁移以及从历史文献研究到文化遗产研究的转向等五个方面。“茶马古道”概念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是中国当代学者学术创造能力的体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典型例证。但在学术话语转型中,该概念存在语义场过于丰富和多元、地方本位主义和学术边缘化以及强势话语遮蔽所带来的失语等问题。

“中国古代舞蹈史”教学改革探析

中国古代舞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当前高校“中国古代舞蹈史”教学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学内容单一、缺乏创新性、难以满足学生需求等。因此,对中国古代舞蹈史教学改革探析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分析中国古代舞蹈史当前教学现状,在注重文化内涵、创新多样、学生参与、艺术鉴赏和课程融合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教学改革实施策略,以期为“中国古代舞蹈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文化创意视角下公共图书馆古籍产品设计开发策略研究

文创产品的开发是公共文化产业,激发自身服务能力,履行社会职责的重要手段。作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公共图书馆可以借助数字化思维与互联网技术对图书馆内部的馆藏资源,尤其是古籍资源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设计,能够更好地传承古籍当中所涉及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能够借助图书馆当中的多样古籍,进一步明确公共图书馆文化产品创意开发的重要方向。公共图书馆在开展古籍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既应确保文创产品符合创意产品的一般特征,又应结合优秀文化内涵,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该文主要结合实际工作经验,探讨了文化创意视角下公共图书馆古籍产品设计开发策略,希望对广大同行有所助益。

会理古城更新改造设计策略初探

城市设计贯穿于城市发展建设的各个环节,优质的城市设计可以改善城市内部生态,美化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品味,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城市设计应以城市更新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满足城市各区域公共设施合理规划,为城市居民提供优质服务,促进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以会理古城更新改造为例,通过对古城历史文化进行分析,提出城市更新改造应保护和展示会理古城的历史遗迹和传统建筑,提供便利的交通和舒适的居住环境,从而将会理古城打造成以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基础,以保存完好的古城墙、街道、民居、寺庙等建筑为载体,以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和地方美食为特色,融历史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古城。

以中国古文字外形辨析“亭”“京”“高”“■”几种古建筑形式

文字是世界文化建设的成果,是人们在对客观世界和主体社会的发展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不同成果的总和。文章重点要用几个例子来研究中国古文字与中国建筑之间的辨析关系。此处的中国古代文字,大多指的是甲金文中的象形和会意文字。经由探索和建筑相关的象形古文字的结构和排列方式,以及发掘出的文物和遗址,希望可以从古代汉字形体中找到建筑原有的形态以及日后发展的形态。它不仅可以反推早期的房屋与建筑构件的表现,同时也可以发现其所反映的时代、科学和人类价值。它又是一个独到的视角来观察古文字与建筑的联系。

“一带一路”背景下商丘古城文化外宣翻译研究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文化方面加强了交流,加深了理解,实现了优势互补,也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提供了传播的平台,商丘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要发展就要加强对外宣传。基于“一带一路”背景,通过商丘古城文化外宣翻译的现状和问题分析,针对商丘古城现有对外翻译资料存在的问题,该文运用美国语言学家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三种符合商丘古城文化特点的翻译策略(变意合为形合、用音译直译加注释的方法、关注文本交际功能),并就商丘古城文化外宣翻译工作给出具体建议,以期科学合理地解决这些难题。

北京红色资源融入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三重向度

北京红色资源承载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展现了北京红色历史的壮美篇章,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萌芽到日益壮大的百余年历程,是红色文化精神不可移动的物态写照。阐述北京红色资源融入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的价值、理论和实践三重向度,提出赓续精神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深化大学生党史学习教育实效的方法,以引导大学生成长为新时代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从孟姜女故事研究看顾颉刚的古史观念

孟姜女故事研究不是“层累”说的促成因素,而是顾颉刚在提出“层累”说以后,为深化其“故事眼光”以更好地解释古史演变,才展开的个案研究。孟姜女故事研究确实深化了顾颉刚的“故事眼光”,并对其古史观念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推动其研究旨趣在“辨真伪”和“穷流变”之间,进一步偏向了后者;二是让顾颉刚认识到在古史演变中,还存在由共时性多元地域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转化的现象。

“制造”传统:早期中国胎教起源考

晚清教育史学科建设以来,“胎教传统源于周王室”便作为经典知识确立下来,后来的研究皆循此说。但对支持这一“知识”的历史文献考证发现,西周王室胎教原型系贾谊取材小说《青史子》中的胎教故事改造而成的,乃托古拟造之说,而非历史真实。胎教一说起源自秦汉时期稗官小吏收集的下层民众间流传的“街谈巷议”,本不为当时正统学术所重视。正是贾谊发现了其背后“礼”的价值并做了上层阶级的路径建设,将之回溯至西周王室,于“三代”历史中建立其天然的合法性,才使得胎教传统在以儒家思想独尊的汉代社会中被“制造”出来。胎教起源的考证过程显示了早期中国童蒙教育文献的复杂性,以及教育与历史思想之间广泛的内在关联性,这为当今蒙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新中国的考古学发展与远古史撰述

考古发掘材料和研究成果,为建构中国远古史提供了一条崭新路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国家各方面建设方兴未艾之际,中国考古学得以全面发展。考古学者在不断反思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内涵时,历史学者也表达出他们对考古材料价值、考古学作用、考古学与古史建构之关系等方面的认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历史撰述,开始使用考古学上的文化遗存及遗物来丰富中国原始社会史的叙述内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古学界对中国远古史的重建进行整体性的思考。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可视为中国远古史撰述与考古学成果相结合的成功尝试。

台湾地区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简论

台湾地区史前考古萌芽于19世纪末,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该地区史前考古的发展可以通过三个阶段进行考察: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日本业余考古学者揭开了台湾史前考古的序幕,最初的调查、发掘是人类学和民族学调查的“副产物”,为“土俗人种学讲座”提供了资料,史前史研究主要受传播论的影响,台湾地区与中国内地史前文化关系初见端倪。第二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与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师生成为开展考古工作的主要力量,国际合作与多学科科际合作是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新趋势,龙山形成期理论成为主流学说,构建史前文化序列则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输入台湾地区的新考古学与传统考古学并行发展,相互作用圈理论与区系类型理论是主要理论学说,“抢救考古”是这一期田野工作的主要特色,文化内涵、文化编年序列等文化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深入,台湾地区在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史前文化研究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值得更进一步研究。

The Econometer

Africa： The Land of Opportunity in TelecommunicationsDoing business in Africa is typically perceiv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barriers and risks which result in particularly high transaction costs.

历史与人的交感互生:稽古尊贤诗作的博文气脉

李仲元创作200多首稽古尊贤旧体诗。古为时间指向,贤为人物品格认证,他以勃勃的雄心、博文的气脉书写一部中华文明史,照亮历史的天空。诗人并不是简单地激活凝固的历史,而是在激活的历史中观照现世的实存。他与历史人物真切、亲切、深切的对望与对话构成一幅历史与现实共融同构的图景。稽古尊贤诗作,聚焦历史与人的交感互生,流韵中华文明史的博文气脉,含蕴其间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为当下某些文化的软化、虚化与物化注入风骨强剂。

道路空间的文化塑造:路学视角下的云南会泽铜商古道研究

云南会泽铜商古道为服务于清朝康乾年间的铜运贸易政策开拓,因其地理优势与资源禀赋成为国家与地方联结的纽带。政策往来与经济贸易的共同作用又从空间维度形塑了会泽的地方文化。以道路人类学为视角,本文剖析了铜商古道文化空间的历史源流与构成,正是路与城市、乡村的串联组成了“两点一线”的文化空间。路的动态性延续到空间中,提供了维系文化空间的特质,使之直到今日铜商古道的社会生命依旧以有形之路与无形之路发挥独到作用,并行不悖于现代交通体系中。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的十个基本问题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是中外文化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方向。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的十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思考,主要涉及核心概念与研究疆界的厘定、研究基础与研究范式的回溯、拓展研究与学术创新的空间、研究方法的选择、作为研究前提的新史料发掘、专题编目工作的意义与类别、口述史料的搜集与高端访谈、文字与风格、多元文化对话的视界与本质、文化关系史研究之鉴往知来等问题。

新文化运动非儒批孔的思想资源——诸子学的兴起与孔子形象重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共生系统,先秦诸子和曾经定于一尊的儒家经典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和合共生的创新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内部蕴含着自我更生与创造性自我转化的可能。晚清诸子学的兴起,开启了新文化运动非儒批孔的先河,新文化运动健将发掘诸子的现代精神,挖掘被压抑的诸子思想资源批判儒家文化及孔子思想,建构了儒教“吃人”“专制”“复辟”的形象,重构了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孔子形象,可谓利用传统反传统。就此而论,五四时期并非全盘反传统主义,实质上是有选择地反叛。

以红色档案文化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红色档案资源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它蕴含着强大的育人功能,可以作为党史学习教材。红色档案是党史的血肉,开发利用好红色档案资源可以增强党史学习的效果、巩固拓展党史学习的成果,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开展。

钱玄同与崔适交游考

钱玄同于1911年2月拜访崔适,问学三年后开始执弟子礼。经钱玄同推荐,崔适于1914年秋季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讲师,并由北大出版部印成了《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崔适年老体弱,口才不佳,1920年失业后搬离北大,住进湖州会馆。后经钱玄同设法,崔适于1922年回北大预科上课,1923年因不能上讲台而只能改作文。1924年8月,崔适客死京城,钱玄同设法筹钱为其办理后事。钱玄同又通过参与“古史辨”运动,扩大了崔适的学术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