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蕃交涉中的中书舍人行述研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演进过程,中古时期唐蕃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即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体现。本文以两《唐书·吐蕃传》所载中书舍人为研究对象,聚焦唐蕃关系史上一直被忽略却又占据重要地位的中书舍人群体,探寻这一群体在唐代中书省中除了起草进画之外,还兼涉的参议政事、收集情报、分析战略、受命出使等社会功能。此外,吐蕃社会通过吸收整合唐代官制而设置的“知汉书舍人”,尽管与中书舍人的地位与职权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一群体在沟通唐蕃、修复旧好、密切关系方面却与中书舍人发挥了相似的作用,反映了吐蕃对汉文化的尊崇以及中华文化对吐蕃社会的浸润与融通。

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三次历史转向

中国国际关系学创立于旧中国,但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开始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中国国际关系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第一次历史转向,其最大的特征是以“国际共运史”为主流;改革开放后开始了第二次历史转向,其最大特征是“回归”西方话语体系的国际关系学本体;世纪之交,国际格局急剧变化,全球治理理念和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符合时代需求,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次转向目标,也应该是世界国际关系学的方向。

尼泊尔汉学的传统与演进

本文通过对中尼两国有关尼泊尔汉学研究文献的深入分析,对中尼交流史以及尼泊尔汉学发展脉络展开详细论述,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尼泊尔汉学研究的历史传统与当代演进。得益于两国的历史渊源, 尼泊尔在早期双边关系以及佛教文化往来方面拥有独特优势,这使尼泊尔汉学在萌芽阶段就有了优秀的学 术成果,形成了以历史考察为中心的研究传统。步入 21 世纪后,尼泊尔汉学开始高速发展,关注领域从两 国关系史延伸至中国社会、经济、外交、文化等多个方面,研究方法与视角也更专业。

区域国别、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三学科关系刍议

2022年9月,教育部发布新版学科专业目录,区域国别学被列入“交叉学科”目录下的一级学科,结束了长期以来区域国别学没有明确的学科归属的历史,成为当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要解决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属性和学科体系问题,最务实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要厘清区域国别学与其他相近、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区域国别学、国际关系学、世界历史学三者之间关系密切。从学科比较视角看,世界历史学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和区域国别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和最基础的学科支撑。交叉学科视域下世界历史与国际关系融合历史、现实与未来。以学科功能观,区域国别学激活了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学科潜能,突破了其发展瓶颈,扩大了其学科边界,增强了学科之间的交叉与互构能力,为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学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以学科发展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建设正当其时,大有可为,任重道远。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的十个基本问题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是中外文化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方向。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文化关系史研究的十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思考,主要涉及核心概念与研究疆界的厘定、研究基础与研究范式的回溯、拓展研究与学术创新的空间、研究方法的选择、作为研究前提的新史料发掘、专题编目工作的意义与类别、口述史料的搜集与高端访谈、文字与风格、多元文化对话的视界与本质、文化关系史研究之鉴往知来等问题。

鄯善国社会性质再议

传统史料对鄯善国的记载绝少,所幸20世纪初以来新疆地区出土的仆去卢文文书中含有丰富的史料,可弥补史书记载之不足。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在鄯善国内已经形成了以国王为首的地主阶级,他们向耕种自己土地的农民或农奴收取地租,农民或农奴是鄯善国最基本的劳动生产者,说明魏晋时期的鄯善国已经迈入了封建社会的门槛。同时还应看到,当时鄯善国社会还保留着一定的奴隶制残余,存在着"奴仆"和"私属",从仆去卢文文书看,这部分人一般不参加生产劳动,具体劳动性质不详。

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述评(1927-1949)

近年来,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研究范围不断拓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同时,新史料的发掘也给中德关系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对海峡两岸这方面的研究概况及关于若干重点问题的探讨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就今后研究所应努力的方向谈了一点初步的看法。

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

就研究方法而言,受兰克史学观念的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长期以来以档案研究和传统叙事为主,急需跨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引入。国际关系理论、文化研究方法和社会性别理论可以帮助冷战史学者提出新问题、发现新领域、挖掘新材料和建立新解释。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不仅不会削弱冷战史的史学色彩,反而会加强冷战史的人文特性,并有助于建立起关于冷战史的新叙事。

21世纪的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视点

20世纪少数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已成为史学的重要门类。目前史学危机的消除要靠研究范例的创新 ,而这又有赖于具体研究领域的展开与积累。

当代分析哲学的最新发展

当代英美分析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分析哲学家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以及范围等关键问题作出了新的理解,强调分析哲学作为一种方法、风格、路数的重要性;他们重新关注哲学史,力图从传统哲学资源中寻找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其研究兴趣则从意义和指称问题转向了人类心灵问题,导致了心灵哲学研究的转向。心灵哲学根据认知科学的基本假设,通过与计算机的功能类比,去观察和说明心灵的活动,这导致了心灵哲学中的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同时,它更倾向于采取唯物主义方式处理身心问题以及心灵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俄国之于中国的意义与俄苏问题研究方法

俄国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大纵深、长时段的。但与此同时,中国对于俄国、苏联问题的研究却是相对滞后的,中国人对俄苏对于中国影响的认知是相对肤浅的。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厘清俄国之于中国的意义、总结中国俄苏问题研究的进展与不足、改进和提升中国俄苏问题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的进步、知识的积累与传承以及在外交实践中更好地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剖析四百年来俄国之于中国的影响和意义入手,回顾总结了中国俄苏问题研究的主要历程、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不足,并从多个方面提出了深化中国俄苏研究的方法论选项:要将中俄关系置于由历史发展、国际比较、中国利益三个坐标轴共同组成的立体空间中加以审视;要打破学科界限,合理利用不同学科的范式、理论与方法,实现跨学科的研究;要突破学科内部不同研究方向的界限,做到"既专又通";要实现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融会贯通,在现实关照中回顾历史,在历史背景下把握现实;要广泛借鉴俄苏研究的世界经验,实现俄苏问题研究的不断创新。

如何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哲学史是哲学"引发了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重新思考。黑格尔对这个命题及其逆命题的论述,都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前提。但无论从逻辑上分析还是从历史上考察,"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都是不成立的。通过对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思想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哲学的性质给出否定性的定义,即哲学不是科学,不是宗教,也不是思想史,因为哲学是没有对象的,是不需要权威的,也是自由的。

论《园冶》文化关联域——《园冶》文化论之四

系统分析《园冶》文化的关联领域,重点阐述了《园冶》与文心、画镜、墨情、释道教缘、戏曲琴韵和茶道酒趣等诸多文化领域的深度贯通,论证了《园冶》包含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建筑园林、美学、宗教学、茶文化、酒文化等丰富内容的百科全书型特色,开阔了《园冶》研究的视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人及其视野中的“苏联形象”

20世纪50至60年代,有8000余名中国留学生在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明斯克等城市学习和生活,这是中苏两国历史上最正式、最规范和持续性最久的文化交流行为。论文回顾了历史上留学俄苏的兴起;从留学人数、类型、领袖鼓励等方面对五六十年代的留苏潮进行分析评价。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人以其个性化视角,对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感知,他们其亲身经历和思想激荡后形成的深刻认知,犹如百川汇流,建构起更加直观和真实的"苏联形象",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将这种"苏联形象"传递到国内,在沟通中苏民间关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和特殊的角色。

中俄外交史上限悬案有新说

中俄两国政府之间的使团往还究竟肇始于何时?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尚无定论的重要历史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种.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主张:其一,"1567年俄国沙皇伊凡四世派遣伊·彼得罗夫和布·亚雷切夫首使北京说",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19世纪初俄国著名史学家卡拉姆津,前苏联著名汉学家斯拉德科夫斯基曾是这一主张的坚定拥护者;其二,"1619年俄使伊·彼特林首访北京说",这种观点的代表者是现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著名史学家弗·斯·米亚斯尼科夫;其三,"1655年俄使费·巴伊科夫肇始中俄通使关系说",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部分中国学者.

中韩历史研究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认识论

历史研究中,学者们经常会遇到如何保持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一致性的问题。就中韩关系历史研究而言,应如何坚持民族主义史学观,在过去和当前的社会,有些史学家的做法较为偏颇,以至于出现了对历史现象的误导。针对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些不正确倾向,文章对民族主义史学观的弊端进行辨析,提出要反对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史学观,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做到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统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观贯彻爱国主义,并指出在中韩历史研究中贯彻爱国主义原则的四点主张,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中韩关系的历史会有所裨益。

汉唐之间图书文献四部分类中子部与史部的换位

汉唐之间,史部在中国古代图书分类中的地位及其变化最为显著。《汉书·艺文志》中,史学附属于经部之下,没有独立的史部类属。因受时代激发,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获得多途发展,经学与史学开始学术分离,并逐渐摆脱从属于经的附属地位。与此同时,文史之间开始出现裂隙,异路而行,史学与文学的学术界线变得清晰起来。在此期目录学家的图书分类上,由"子"在"史"先演变为"史"居"子"前,实现了史学地位的跃升,经、史、子、集四部的序列位置就此确定下来。子部与史部的换位,从表面上来看,是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方法的调整和改变,实质上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发展及学术分野在图书文献分类上的反映。

《德国留学指导书》(1937)之研究

1933年建立的“中德学会”,其组织结构中有“总务组”的设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向中国学生介绍德国大学留学事宜。1937年“中德学会”出版了由当时担任学会中文秘书的张天麟编译的《德国留学指导书》,详细地介绍了当时德国高等教育的状况,并为中国留德学生提供了很多实用的信息。“中德学会”毕竟是德国外交部直接资助的机构,从中德关系史的角度来看,《指导书》自然也受到民社主义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影响。由于南京政府对民社主义有着正面的评价,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纳粹的教育思想一直受到一些中国知识界精英人士的吹捧。《指导书》中所提到的HfL(Hochschule für Lehrerbildung)实际上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高等师范学校”,这是纳粹政府对魏玛共和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师范学院”纳粹化改造的结果,是进行民社主义思想改造的场所。

钱锺书的文学史观

钱锺书先生的文学史思想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维和强烈的历史意识,但因为他轻视科学实证主义和进化论,拒绝把艺术视为社会结构的简单反映,主张文学演变既有自律特点,同时受到超越物质历史的时代精神的影响,这样就否定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因果联系。钱锺书的文学史观虽然克服了庸俗社会学思路,却也忽视了文学的社会语境,抛弃了外部研究,割裂文学形式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联,恐怕不能算作成熟全面的文学史思想。

《三国演义》与戏剧曲艺渊源关系研究述要

戏剧曲艺与《三国演义》的关系十分密切。从成书的角度而言,元杂剧三国戏对《三国演义》的影响尤为重要而直接。20世纪20年代以来,研究者除了在钩稽和统计三国戏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外,也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思想倾向、艺术表现、文化精神等方面对元杂剧三国戏对罗贯中创作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