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观念与诗学研究范式

从先秦附庸于文学的"诗文之学"到汉代的"《诗经》之学",再到魏晋以后的"诗歌之学",中国诗学观念在唐前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话语体系源于上古诗歌"言志"的特性,"言志"即为"纪事"和"记言",虚构性在先秦两汉时期的诗歌中几乎没有存在的价值。因为"言志",诗以纪事、诗以言物、诗以合意、诗以记理……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内容,而以诗为教、以诗为交、以诗证史、以诗证地则成了中国诗学的主要意指,从而呈现出"诗本""诗用""诗思""诗式""诗事""诗评""诗史""诗礼""诗乐"等有别于西方文学本体论、创作论、作品论和批评论的话语体系和理论形态。我们不能说这九个门类囊括了整个中国诗学的理论体系,但至少可以说,从这九个门类来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诗学观念和诗学理论,特别是唐代之前的中国古代诗学观念,可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范式。

蒙文通与中国史学史

蒙文通是20世纪一位杰出但被忽视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自觉地区别于梁启超等人的模式,具有主通、明变、贵识的特色。蒙文通与同时代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异同以及他本人思想的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史学观念的更新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问题

如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要求的中国艺术通史,改善目前中国艺术史所处的门类史、专史研究状态,是近年来国内艺术史学界始终在探讨的重要问题。依不同的学术观念,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道路可有多种选择。文章借鉴文化学的研究观念与方法,提出中国艺术史的文化学研究思路与研究课题,以推进中国艺术史研究。

21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之构想

21世纪的中国美学史研究应当实现美学思想和审美形态的结合 ,克服把中国美学史写成美学理论史的偏向。美学史的撰写可围绕历史复活、现时视界、现象描述、经验揭示几方面来展开 ,还需要有史感———体现出巨大的思想深度和深邃的历史感 ,而构合为史感的 ,应是当时性的呈示和历时性的展示。在基本撰述方式上 ,应以描述与评价、史实与史论、判断与感悟、思辨与体验、个案分析与整体把握、实地考察与资料占有相结合。

中国史研究中的后现代倾向

在历史领域,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现代西方史学及其历史观念的全面批判与反思,使人们日趋看到在现代性遮蔽下的历 史样貌,并逐步建构出一个后现代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体系。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些具有明显后现代倾向的中 国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将其史学实践与理论体系进行双向分析的可能。从此路径,我们大体可以窥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史领 域所具有的问题意识、研究视角以及应用的界限与限度。

宇文所安对古文论研究的方法论启迪——以《六一诗话》为个案

对《六一诗话》,"观念史"研究之评价与宇文所安之评价,形成鲜明对比。以《六一诗话》为个案,从方法论角度分析宇文所安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有助于研究者走出观念史研究的单一视角。宇文所安的方法论贡献在于,可还古文论研究一份人文情怀。他认为古文献的形式与内容一样重要,阅读比研究更重要。

从《中国图说》看早期汉学的误释型知识传统及其意义

耶稣会士基歇尔的《中国图说》不仅向欧洲集中展示了耶稣会汉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而且颇为典型地反映出17世纪欧洲基督教人文主义学者复杂的学术背景与研究兴趣,具有早期汉学误释型知识的典范特征。深入考察该知识范型,不仅可以还原近代欧洲思想文化变迁与欧洲本土汉学研究间的密切关联,而且对于探究早期汉学影响史和西方世界中国观的形成与演变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历程

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末。通过对刘知幾和马端临史学思想进行系统论述,得出的重要理论启示是: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只是关于史学本身的认识,也包括对于客观历史的认识。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前期。一方面重视于对历史观问题特别是其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研究,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作指导;另一方面从史学思想传承的角度,对中国史学史上一些重要史家与史学理论家的史学思想作出了系统论述。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首次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概念、研究主体、主要对象和研究意义作出理论阐发;加深了关于历史观的论述,对历史观包含的基本内涵作出了规定;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物主义因素作了理论区分;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历史文献学、史书编纂、历史文学、历史教育,以及史学知识运用等,作出了系统的论述;对于具体史家史学思想的研究,更加注重具体分析。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巨大成就,为此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门曰朋：从《论语》注释看思想的文化与历史维度

借鉴西方诠释学（Hermeneutics）的概念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所谓思想的诠释研究，必须进入文化与历史的层面进行探讨。我们不妨借用克罗齐（Croce）的观点，历史学家总是从他当前所面对的现实关怀来考察以往的历史。同理，古代经典的诠释者也站在这样的历史出发点。他们的认识、观念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与文化环境的制约。因此，所谓经典诠释学的研究，毫无疑问，应该立足于文化和历史的语脉之中。本文将通过对《论语》中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语汇——“朋”字的语义追踪，从历史和文化的脉络中考察它的语义衍变，以重新阐释这一被广泛误解的语词，进而揭示出它在《论语》中的最初语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