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视野下的西汉敦煌西域史探索与重构

古典学在历史学领域中,与历史文献学趋同。从这个视角而言,敦煌汉简也是古典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敦煌汉简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在推动西汉敦煌西域史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敦煌汉简进行研究利用,西汉敦煌西域历史中的诸多细节都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解读。

汉赋在清代的多元传播及其功能意义

汉赋在清代迎来传播的高峰,这是多种合力促成的结果。其传播渠道有:文字传播包括选本编集、赋话撰写、书肆流通、官私藏书、拟作学习、引用注释、书画创作,口头传播则有诵赋、演赋、教赋、歌赋。传播主体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出于不同的传播目的,发挥不同的传播功用。具体言之,汉赋传播具有文教功能、应试功能、盈利功能、交际功能和服务功能。立足赋学视域,汉赋传播裨益于清代士子作赋,其要在学问和法度两端。而于今之治赋者,汉赋传播的价值在于积存富饶的赋学资源,从中可窥清人对传统赋论的总结和超越,留予后人研究和再阐释的广阔空间。

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出土青砖分析与研究

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是一座西汉晚期的大型“黄肠题凑”墓葬,主体为堆垒成框形结构的黄心柏木,柏木外侧铺设一至两层文字青砖。本研究采用三维超景深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SEMEDX)等设备对M2椁室周边不同位置青砖碎块进行系统分析,发现青砖中含有大量粉砂质地及少量黏土质地材料。青砖中轻、重矿物组合特征与沉积岩完全一致,砖内部分区域还发现了以萤石、石灰石为助熔剂的烧结结构及稀土矿渣。通过青砖化学成分与岩相结构特征判断其取土地为山东境内大野泽南部湖底或沼泽内淤泥,文字青砖上书写地名应为原料产地名称。

汉代巴蜀经学述论

汉代巴蜀经学兴起于文景之世,文翁奖励儒学教育,领先全国以"七经"造士,于是七经之学盛行巴蜀,经学人才辈出。两汉巴蜀经学以易学、小学最盛,《诗》、《书》之学次之,而《礼》、《春秋》、《孝经》、《论语》之学亦有可观。巴蜀学者不满当时章句之儒"碎义逃难"、"违背孔真"的现象,自严遵始融《易》《老》于一炉,扬雄创拟经新篇,从而构成汉代巴蜀经学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之特色。汉末巴蜀经学与巴蜀地域政治经济命运密切关联,今古兼治,扬马击郑,于是以杨门之学和谯氏之学为代表的通经致用之学和谶纬学大兴。

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

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先秦学术体系",先秦诸子的学派划分,形成于汉代;汉人根据他们的时代需要,对先秦诸子学进行新的阐释或改造,而这种改造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先秦学术的真实面貌,已经不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掘先秦学术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按照学派的划分去认识先秦思想,也容易造成这样的弊端:对于某一学派内部,重其共性而忽视个性,而学派内部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不同学派之间的个性来说,又造成重视个性而忽视共性,忽视各学派共同的思想文化前提,忽视三代文化对于先秦学术的奠基意义。先秦时期留下来的可以名家的学者并不很多,分别称为某学某学即可,如老学、孔学、庄学、孟学、荀学等等。

《诗》纬论《诗》

《诗》纬以阴阳五行说《诗》,并形成了三期、四始、五际、六情、十二律等一套特异的解《诗》理论,这是它与汉代正统《诗》学的相异之处。而《诗》纬对诗的本质、诗之用等方面的认识,包括它对于《诗》篇的具体阐释,又与汉代正统《诗》学多相通之处,对传统诗学的构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与汉代《诗》学的关系,尤其是与齐诗的关系,也有必要重新认识。

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该文探讨了章句的特征及其与传、说、故等注疏体裁的差别,章句与章句之学产生的时间,以及章句之学兴盛和衰落的原因。作者认为,章句作为一种注疏体裁,出现于春秋末期;而章句之学作为一门学术,则产生于西汉宣帝时期。章句之学在两汉时期兴盛一时,与实行文化专制与学术禁锢的皇帝的鼓励、支持有关,也与经学各派维持与扩充自身势力的需要有关。章句与师法、家法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于师法、家法本身;章句也不是今文经学派所专有。章句之学后来渐至繁琐,遭到诟病,并最终走向衰落,原因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封闭的学术体系,而且在于它的注解方式对于阐发义理存在先天性缺陷。

汉赋与汉画的本体关系及比较意义

汉赋与汉画的比较,应当首先关注本体关系,然后才是比较意义。首先,汉赋、汉画是多文本组合体系。汉赋是由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等独立文本组成的文本体系,汉画是由汉画像石和汉墓壁画等独立文本组成的文本体系。其中,散体大赋、汉墓壁画属主流社会艺术,抒情小赋、汉画像石属非主流社会艺术。这些关系是相关比较的逻辑起点。其次,审美走向上有三个关注点。审美文本上,汉赋是开放审美形态,汉画是封闭审美形态,后者因此有二次审美的要求;审美经验上,汉大赋在此岸构筑虚构世界的艺术特色,汉画像石则在彼岸构筑真实世界的艺术特色;终极审美上,汉大赋在此岸得到超越现实的生活体验从而构筑"劝百讽一"的虚构宇宙,汉画像石在彼岸得到重回现实的宗教体验从而构筑"事死如生"的写实宇宙。最后,语图关系的强势与平衡。汉赋表现出语言艺术的强势性,汉画则表现出图像艺术的平衡力,从而在艺术史层面上带来了语图的平衡结构和雅俗关系。

汉唐西南边疆经略再研究

作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大高峰,汉唐两朝的建立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考之两朝对西南地区的经略却有诸多相异之处。汉唐对西南均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经营,而谋划之结果却迥然不同。哀牢内属和永昌郡的设立是两汉在西南统治深度不断加强的明证,而南诏政权的崛起和西洱河战事却成为唐王朝经营西南109年的结果。唐朝于边疆地区的怀柔羁縻之策固然有其必要性,但疏于民治是其治边失策之处。只有军民并治,边疆地区才可能真正巩固起来。

《肩水金关汉简(贰)》历简年代考释

2012年《肩水金关汉简(贰)》出版,本文考释17枚历谱散简、9枚纪年残简和8枚月朔简的年代。将11片断简仔细缀合成5枚,连同原有6枚全简,认为属于居摄元年(6)同册历谱。指出:T24:208号简的"延和三年"就是征和三年(前90);T23:103号简应考为鸿嘉三年(前18)闰八月庚午朔,为特殊置闰,《二十史朔闰表》等今用历谱闰九月庚子朔有误。

近十几年来韩琦研究综述

韩琦是北宋中期朝廷的重臣。近十几年来 ,特别是世纪之交 ,对韩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发表了不少论著 ,这些论著既有从总体上对韩琦进行分析的 ,也有就某一问题进行考察的。本文对近十几年来的韩琦研究进行了回顾 ,指出其中存在的缺憾 ,并对将来韩琦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韩愈颠覆“子夏作《序》”与宋代《诗》学格局的确立

韩愈颠覆"子夏作《序》",挑战汉唐以来《诗序》研究的权威,其目的在于重建儒学,构建新的经典文化承传系统。这一创举不仅是《诗序》研究的大转折,也启发了宋代《诗》学,对于宋代《诗》学"尊序"和"反序"两大格局的确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是汉、宋诗学过渡不容忽视的关键。

谶纬与东汉社会思潮略议

谶纬是两汉时期独特的社会思潮。它的产生、盛行与衰落 ,与两汉时期的政治、思想状况密不可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谶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汉时期政治和思想的走向 ,并最终造成了东汉经学的衰落。谶纬的兴衰 ,反映出东汉时期政治主宰学术的特点 。

曾国藩理学思想探析

就内在学理而言,曾国藩理学思想表现出以下特色。一、以宋学为宗,但不废汉学;二、强化辞章之学为理学服务的功能;三、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四、以"礼"合理,重视阐发理学与礼学之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时期理学的发展变化。

《肩水金关汉简(叁)》历简年代考释

2013年《肩水金关汉简(叁)》出版,本文考释纪年简6枚、历谱散简13枚和月朔简13枚的年代。认为T26:178和T26:218号属于元凤六年(前75),为同册历谱;T30:1,2和218号属于元康元年(前65),为同人所书;指出T26:87号简"河平元年"(前28)错释为"河平五年"。重点考释T29:117A号特殊的矩形年历简(前55),讨论汉代"伏天"的划分。这批月朔简半数可考出唯一年代。

齐学及其源流新论

齐学之名起于齐地,通常认为其源流为齐稷下学和汉之齐学,是地域之学,并随汉之今文经学的歇息而戛然而止。实际上,齐学具有强大的延伸力和包容性,远非齐地之学可以概括。稷下学、汉之太学的官学性质及其思想文本的经典化,促成它渐变为中国学术主流之一。魏晋时,齐学的支流渐与道教相合。魏晋后,齐学的主流因学术重心的迁移而式微。在清代中晚期,齐学又随着今文经学的复兴而再兴。反观齐学的演进轨迹,我们看到自由之学术,要以回应时代的呼唤为内容,要为时代之进步而张目。

汉唐间《史记》的传布与研读

《史记》的传布和研读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在汉代,主要由于政治上的羁绊,使得《史记》没能广泛传布。这一时期,对《史记》主要局限于政治意义的解读。晋唐间,主要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人们克服经济、技术等困难,亲手传抄《史记》,使得《史记》的流传较汉世更为广泛,因此研读也渐为深入,逐步走向阐释《史记》学术意义的道路。

从汉学到中国学:贝德士与秦汉史研究

在1930年代"汉学"向"中国学"转变的关键时期,贝德士于1935年向耶鲁大学提交博士学位论文《中华帝国的形成》,有别于德、法以文献、名物考订为要旨的"汉学"传统,顺应英、美立足现实问题而溯源古代历史的"中国学"潮流,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87年的秦汉史入手,以西方实证史学的传统、世界史的视野、社会学与政治学交叉的方法,探讨中国集权政治框架延续及不断自我重建的本质。其特点:一是构建出威权、地域(族群)、文化三位一体的"中华帝国"的分析模式;二是剖析制度、组织及其内在的以儒、法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三是在历史的因果链条中评价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的政绩及其制度、组织的特性。贝德士指出,正是儒、法交相为用的政治原则,造就并强化着专制政体。惜因论文未公开出版,贝氏学术旨趣隐而不彰。虽然直至1980年代,随剑桥系列中国史的出现,"中国学"的地位最终确立,但无论是从理论预设、论述框架的提出,还是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的总结来看,贝氏论文与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在从"汉学"到"中国学"转变的学术系谱上,贝氏论文堪称典范之作,理应具有"界标"性意义。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汉代“隐逸”考辨

“隐逸”一词在汉代史籍中虽未直接出现,但“隐逸”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两汉时期仅见于史书记载的“隐逸”就有120人之多。“隐逸”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一个字:“隐”。汉代“隐逸”专指那些远离或逃避社会现实的士人,即所谓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古代知识分子。对“隐逸”加以考察,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