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冲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主导模式”、“控审合作模式”、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与被追诉人自身利益考量之间的矛盾,以及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差别性法律帮助权是引发辩护冲突的主要原因。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律师处理辩护冲突应当以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为出发点,坚持有限的独立辩护原则,强化辩护律师的协商义务,并在特定情形下履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认罪”协商与“认罚”协商之辩护冲突分别处理,并确立审查起诉阶段控辩争议问题待处理的程序机制。审判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定性”与“定量”存在争议的案件分别处理,并构建审判阶段辩方否定认罪认罚的程序规则。

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的差异化及其整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一环,自诞生以来便深刻地影响着我国以职权主义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模式的发展。在当前司法实务中,更倾向于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解释为一项涵盖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各种具体制度的司法制度,而非刑事诉讼法所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公检法三机关对其的理解各执其言,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基本以自身角度出发对该原则作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单一解释,使得应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呈现出解释的阶段性脱节的状态。在各个诉讼阶段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认知偏差的形成原因在于我国阶段论的诉讼化的效应和模糊不清的刑诉权力结构的双重影响。为了打破对认罪认罚从宽原则阶段性解释的认知壁垒,应当优化现有诉讼程序、区分重点审查对象、促进量刑建议精准化,以此来打破阶段性解释所造成的司法实务中适用时的阶段性割裂的现状,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的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轻罪治理背景下协商性辩护机制的完善路径

随着轻罪治理体系在我国逐步构建,为保障被追诉人的正当权益,应当构建协商性辩护机制。协商性辩护机制具有优化司法资源配置、提升司法质效、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的重要价值。但在运行中,却呈现出辩护进程追诉机关主导、“辩护”形式化的现状,为化解适用规则阙如、程序设计原则、信息掌握不平衡的运行阻碍,应探求通过提升协商性辩护质效、健全协商性辩护程序规则、完善协商性辩护细则、建立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制度等路径,完善轻罪治理背景下的协商性辩护机制,丰富轻罪治理的中国实践。

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的困境与纾解

2018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然而,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适用还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缺位、值班律师作用发挥不明显和被追诉人上诉权受到限制等。上述问题共同导致认罪认罚案件中“自愿性”保障的缺位,被追诉人无法基于内心“自愿”放弃权利。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当通过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程序、落实值班律师制度、保障被追诉人的上诉权等方式确保被追诉人“自愿”认罪服判,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的正当性建构。

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调整机制研究

通过对量刑建议调整机制的实证研究,发现机制有检察院和法院均可调整、检察院和法院均基本因案情变化调整等实践特点。结合实践考察结果以及法律规定,该机制在运行中存在检察院的调整权限不明确、“明显不当”的认定标准不清晰、被追诉人与检察院的协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此,要明确检察院可以自行调整量刑建议,“以案件事实和量刑情节变化为主,调整幅度10%以上为辅”作为判断“明显不当”的标准以及健全控辩双方在调整过程中的协商机制,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协商抑或协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审辩关系

从域外看,合意型诉讼模式中控辩协商和审辩协商兼而有之,但两种模式均难称完美。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选择了控辩协商,主要还是基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现行刑事司法制度以及立法价值等方面的综合考量。在对抗式诉讼模式下,异化了的审辩关系更多表现为审辩冲突,但合意型诉讼模式下的辩方意见已经蕴含在了经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的作为诉讼合意载体的量刑建议之中,审辩关系呈现退隐之势实属正常。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旨在调和职权主义与辩论主义之间的关系,促进法官从消极维持诉讼规则的“旁观者”变为积极能动的审理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导入协同主义,有助于通过进一步强调审方和辩方的协同性义务,尤其是通过法院职权作用的发挥,对控辩失衡起到纠偏作用,也能够更好地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

认罪认罚从宽:中国化的协商性司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控辩协商制度的性质,这几乎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通常认为,《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第1款设定的“一般应当”之效力规范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实质性控辩协商制度的地位。然而,通过对本条的规范分析可知,法官无论在案件事实的认定还是法律的适用上,皆不受控辩双方合意的罪名或量刑建议之拘束。控辩协商制度与我国审判机关的职权定位有着深刻矛盾,几无实效的“一般应当”仅具宣示意义而缺乏规范价值,基于“认罪认罚从宽”构建的控辩协商制度不具有实质性。实质性控辩协商制度的构建,要求法官对实体公正的职权主义追求有所退让、“真理符应论”部分让位于“真理共识论”,这与追求真实的主流社会文化、中国特色的司法责任制度存在无法调和的冲突。正因如此,“认罪认罚从宽”在未来也难以被改造为具有实质性的控辩协商制度。

挑战与应对:轻罪治理背景下的审前辩护

在轻罪时代呼唤犯罪治理方式转型的背景下,轻罪治理应运而生。轻罪治理没有动摇辩护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价值,但令律师辩护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包括辩护阶段的前移、辩护重心的转变以及辩护策略的调整。同时,轻罪治理也给律师审前辩护造成现实困境,包括律师有效辩护的可能性降低、律师辩护权利保障不足以及律师辩护流于形式。为了有效应对这一挑战,未来应从提高律师业务能力、保障审前阶段律师辩护权利、加强律师实质参与协商能力等方面出发,保障控辩平等协商,激发律师审前辩护潜力,实现轻罪案件审前辩护的高质量发展。

论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程序完善路径研究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控辩双方围绕量刑从宽来展开协商是最为核心的部分,这宣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之确立。协商性司法提倡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磋商,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实现刑事纠纷的解决,这对于节约诉讼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构建量刑协商程序中也会有困难和阻碍,如程序的启动、协商的模式和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等方面,这使得控辩协商的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为此,应探索控辩协商之规范模型,从程序运行和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等方面来考量、探讨其完善路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律师的地位与作用 ——以三个诉讼阶段为研究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效果显著,但同时也伴随着架空程序正义的风险,律师实质性参与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正当性基础。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着协商性司法的进程,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机制来日可期,律师的有效参与更应成为完善制度构建的应有之义。然而司法实践的现状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律师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参与困境。结合域外经验加以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律师参与存在辩护理念和立法规制的双重缺失。具体而言,应推动有效辩护的理念建构和精细值班律师的制度建构,探寻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合理路径,从而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助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推进。

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以“审判阴影模型”为视角的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辩诉交易是"审判阴影模型"下的一种讨价还价,辩诉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来就会在庭审中出现的实质性结果。在以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为对象加以研究后,我们发现除"审判阴影"外,还有不确定性、成本的压力、被告人的风险与利益偏好等因素影响了这一决策过程。为了保障案件的实体公正,美国刑事司法发展出一系列制度,旨在保障控辩协商在"审判阴影模型"下进行,这些制度对于我国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程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控辩平等之理论基础

研究控辩平等的理论基础,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这一原则、本土化建构以控辩平等为原则的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权力制衡理论是控辩平等立论的哲学思想基础;程序主体性理论是控辩平等立论的法律文化基础;个人本位是控辩平等立论的核心价值基础;实体公正是控辩平等内在的结果价值追求;程序正义是控辩平等外化的过程价值追求。

我国建立辩诉协商制度可行性研究

加强司法民主与人权保障,简化诉讼程序和追求诉讼效率已是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改革的主流。面对逐年上升的犯罪率、有限的司法资源和堆积如山的案件,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提高办案效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在立足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借鉴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特别程序,设立我国的辩诉协商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考量——以《刑事诉讼法》为契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司法改革中的重要成果。该制度建立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基础之上,强调控辩双方的平等协商,最终由法院根据协商的内容依法从宽处理。从理论上来看涉及到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的内容,但主要探讨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探讨认罪认罚制度的理论基础上,合理界定认罪、认罚和从宽等概念含义;结合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相关内容,围绕认罪认罚制度中的适用范围、协商制度主体以及审理程序等内容展开相关论述。

少捕慎诉原则化构建研究

少捕慎诉最开始作为一项办案政策由检察机关在未成年案件中提出,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定性以及不完整性的特征。少捕慎诉作为一项原则是捕诉一体改革的必要措施,是检察机关履行主导责任的必然选择,与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相契合。少捕主体因逮捕权的分散具有多样性,但少捕慎诉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主体应确定为检察机关。从增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吸引力从而扩大少捕慎诉原则适用的角度,将适用范围确定为认罪认罚案件具有合理性。认罪认罚案件中贯彻少捕慎诉原则与检察权司法化存在张力,制度设计上应当将少捕慎诉纳入控辩协商的范围,以此保障少捕慎诉原则发挥实质效力。

认罪认罚案件控辩协商的形式化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形式化的弊端日渐显露,检察官主导下的协商存在压缩律师辩护空间的风险,控辩之间力量的失衡及信息资源不对称等使辩护方始终游离于协商之外,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控辩协商的合法性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受到质疑。由于固有的控辩失衡问题、过度追求司法效率的价值导向、控辩双方信息资源的不对称、协商过程缺少监督机制及欠缺有效辩护等因素,致使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控辩协商形式化的风险,影响协商性司法的发展进程。目前,突破控辩协商的形式化,需要在现行制度运行的框架内寻求控辩双方实质性的共商协作,既应敦促律师积极行使辩护权,实现有效辩护;又需要检察官落实客观义务,规范公诉权的行使,构建权利与义务交互式的实质化控辩协商。

公正视角下的控辩协商制度

控辩协商是控辩双方就案件的定罪量刑达成一致,由法院对达成的协议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判的一种刑事案件处理方式。该模式对于节约诉讼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协商中的控辩双方地位不对等以及辩方部分权利的放弃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威胁。因此我国在构建控辩协商时应从限制控方权力,保障辩方权利以及法院的审查三个层面确保协商的自愿性、平等性以及合法性,进而保证结果的公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证据开示制度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配套机制在实践中适用率较低,主要面临着司法理念滞后、适用成本高和程序设计阙如等三重困境。鉴于证据开示制度具有保障被追诉方的知悉权、提升认罪认罚质效和强化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等价值,有必要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合理地探索其程序设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证据开示程序的设计应当从启动范围和方式、开示主体与开示对象、开示内容、证据开示的衍生效力、救济程序设计等方面展开。

基于分析控诉方和辩护方为中心审判主体看撤回公诉制度的重构

撤回公诉是一个融合了检察权、审判权、辩护权等的课题,涉及到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被害人、被告人等多方诉讼主体。司法程序的存在与发展,与程序主体的存在和发展息息相关。我国撤回公诉在立法和司法上的诸多问题,与中心审判主体的定义和选择不无关系。该文提出了中心审判主体界定的一种标准,同时选择以控诉方和辩护方为中心审判主体,以期突破在以审判方和控诉方为中心审判主体的法理基础上而产生的现存制度和程序操作上的一些问题。在推导出撤回公诉制度的一些具体规则的同时,还论述了以控辩双方为中心审判主体来重构撤回公诉制度的合理性。

论认罪认罚协商中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形式化——以辩护权主体理论为视角

由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审判程序被简化,故在认罪认罚协商中需要值班律师切实维护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帮助。但实践中,认罪认罚协商却存在法律帮助的形式化。学界对这种形式化的分析集中在定量实证研究和建构探讨方面,对于值班律师的有效辩护等出路探索也主要基于值班律师的视角,而对嫌疑人作为辩护权主体的自主性关注较少,缺乏对嫌疑人自愿性产生的基础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