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大法官释宪”对警察权转型的影响

从1990年至今,台湾地区“大法官释宪”制度在限制警察权和保障人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身自由等基本人权保障方面,“大法官”议决坚持法官保留、正当法律程序、法律明确性和比例原则,使威权时期极度扩张的警察权受到严格规范和制约,进而实现转型。近年来在警察执法的隐私权保护领域,“大法官释宪”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台湾地区“大法官释宪”制度的升级,将继续影响台湾地区警政制度的发展与走向。

文本与解释:明治宪法研究刍议

就文本解释来说,文本自身、文本的效果及影响等共同构成解释者的认识对象,解释者难以完全知晓文本的原意。宪法文本同样如此,尤其如明治宪法条文简单,解释时有必要借助条文外因素。明治维新后,一君万民成为日本施政的思想认知基础(根本性政治基础),天皇亲政与“公议”原则被导入明治宪法并逐渐制度化。明治宪法采取天皇主权下的职能性分权,议会参与立法却非立法权主体,预算的非法律性也限制了议会的预算权,但宪法第六十七条为政府与议会的妥协提供了可能。在宪法运行中,元老、内阁统一,统帅权独立等政治惯例补足了宪法条文与实际政治间的乖离,促使宪法解释和政治实态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明治宪法,不能囿于文本,还应考察其产生的语境、政治家行动、法律法规、宪法解释及社会舆论等要素。

论我国宪法解释的提请主体

我国的宪法解释属于抽象解释的范畴,这一特征决定了国家机关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宪具有重要的程序价值。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并不通过具体的诉讼案件启动,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查法规和条例的过程中主动解释宪法外。国家机关在适用和执行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如果对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产生合宪性质疑,或者对宪法条文的内容产生疑义,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此即宪法解释的请求原则。一般来讲,国家机关和公民都是宪法解释的提请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规定,探讨国家机关请求解释的主体范围与特点。

走出违宪审查的迷思——当今中国宪法进入诉讼的路径分析

当今中国法学界关于宪法进入诉讼的讨论被凝结为"宪法司法化"的术语,并进而将"宪法司法化"等同于"违宪审查"。然而,在现行政治体制与权力配置框架下,我国法院不可能拥有违宪审查的权力,因此让宪法进入诉讼的路径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意味我国宪法在司法实践中真的"无路可走"。相反,根据宪法的规定,我国法院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只要我们能够走出"违宪审查"的迷思,宪法进入诉讼的路径不但存在,而且还很宽阔。借鉴域外的相关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当前中国宪法进入诉讼的具体路径包括合宪性解释、发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行使法规的选择权、提请违宪审查。

特别行政区宪法解释提请权的法理依据与实践动因

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实践证明,如果不能将宪法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治理,基本法难以独自支撑。所以,特别行政区应从基本法治理向宪法和基本法治理转型。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实施,主要是宪法适用和宪法解释问题。宪法和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的国家机关在何种条件下有提请解释宪法的权力,立法法也没有对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的违宪审查要求权作出规定,实质上未能正确地对待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地位,不利于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和解释,也不利于中央政府和特别行政区政府适用宪法实现特别行政区的治理。所以,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宪法解释提请权的运用虽然是宪法适用和宪法解释的程序性权力,但符合我国的宪法体制和宪法解释原理。通过宪法解释提请权的行使,可以解决特别行政区法制实践中的紧迫问题,从而维护"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权威。

宪法解释机关比较研究

各国宪法解释机关大体上分为三种模式 :即普通法院体系中的最高法院、独立的宪法法院和立法机关。其共同特点是宪法解释机关与承担违宪审查职责的宪法监督机关是同一个机关 ,并且基于一定的法理学基础。宪法解释需要一个最终的、权威的机关 ,但也离不开其他的机关为补充 ,这是各国宪法解释的共同特点。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 ,是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解释享有最终的、最后的解释权。在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中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国务院 ,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机构对宪法解释的法案例 ,表明我国这些宪法解释机关的从属性、附属性与补充性。而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案件中对宪法进行的解释的案例 ,正是宪法实施保障法理学与宪法解释本身的需要 ,与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是一致的 。

宪政视野中的中国刑法解释体制改革

中国现行的刑法解释体制包括统一解释和法律适用解释两部分,其中统一解释体制是一种多元并立、各国家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格局。从合宪性的角度来看,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的刑法解释符合宪法规定,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以及高级人民法院的刑法解释都属于违宪解释。而从宪政理念的角度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刑法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误读,人大常委会不应成为刑法统一解释机关。最高法院统一解释刑法符合宪政原理,但应坚持被动的、结合个案的释法模式。在具备司法(法官)独立制度的前提下,应赋予法官以法律解释权。

司法权能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基于美国经验的分析

美国是世界上率先实现司法权能现代化的国家,其经验可以概括为"一个传统,一个理论,一个主义"。美国人秉持实用主义的法律哲学传统,尊重司法过程中法官的经验理性,认同法官造法的权力;其奉行权力制衡理论,超越了严格分权学说,将司法审查权纳入现代司法权能的范畴;其倡导新宪政主义,确立最高法院是宪法的守护者,法官拥有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并发展了宪法解释方法论。美国的率先垂范推动了人类司法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也启发我们进一步深入把握和自觉遵循中国司法权能现代转型的内在机理。

宪法解释体制下的司法空间与界限

立足于我国宪法解释的现状,无论从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方式解释宪法的社会基础和活动空间亦即其面临的现实动力和压力方面,还是解释的运作方式和实际表现亦即其个案和附带性质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出,宪法司法解释得以规范和奏效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在我国几个效力不同、功能各异和相对独立的宪法解释所构成的有机联系的宪法解释体制中符合司法的特性及其依附的政治体制架构。

德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启示

二战后的德国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法赋予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宪法审查权。时隔不久的1951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受理了宪法审查的"第一案"。该案涉及联邦议会根据基本法第118条通过的涉及巴登、符腾堡—巴登、和符腾堡—霍亨左伦三州区划调整的《区域调整法》的合宪性问题。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解释和判决方法上大胆借鉴美国经验;但与美国违宪审查第一案相比,联邦宪法法院也汲取学说和判例之菁华创造出独特的宪法解释和适用原则,为德国宪法审查原理和方法的发展拉开了序幕,被称为德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德国的宪法审查"第一案"对正在孕育中的我国宪法审查制度无疑具有深刻的启迪。

宪法解释权归属初探

宪法解释对于一国宪政具有重要意义,而宪法解释权的归属则是宪法解释的首要问题。我国目前将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但从理论及实践上来看,两者均不具备将宪法解释权归属于己的必要条件,因此,必须从宪法解释、宪法解释权自身的特点出发,结合立法本身规律,去寻求更为合适的宪法解释权的归属主体。

美国外交权中的法理学——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法理分析

本文旨在于探求美国外交政策制定中的法理渊源问题,并渴求在法学理论与外交关系这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之间构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通过对于《联邦宪法》中并未明确记载的外交权力的精神源泉、制宪者们关于该项权力的深刻反思以及在制宪会议中关于外交事务处理的具体设计的回顾与分析,初步展现出这一"隐秘"权力背后关于美国宪政与民主政治之间令人难以捉摸的关系图景。

我国宪法解释的权属分析

在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样享有宪法监督权,但宪法仅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解释宪法的权力,而对全国人大并没有明确规定。依照“法无授权即无权”的公权力原则,应该认为全国人大不享有解释宪法的权力。问题在于,全国人大在行使宪法监督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一定的宪法条款作出说明,以此作为判定争议的法律或行为是否构成违宪的依据,实质上是在进行宪法解释。为化解这一矛盾,有必要结合我国的宪法体制,从理论上将宪法解释区分为作为宪法解释制度的宪法解释与作为宪法监督方式的宪法解释两个方面,并对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行分析。

军事权的宪政解读

基于对军事权潜在危险性和强大破坏力的忧虑,近代宪法力图将其安定在预设的框架之内。但军事权并非与人类的宪政文明天然相容。所以,现代宪法需要以分权理念来消解军事权的集权性、以平等理念来消解军事权的强隶属性、以正义理念来消解军事权的极端性。于是,各国的宪法文本通常需要在军事权的增强与节制、区隔与融合、明确与模糊间作出权衡。另外,理解军事权的宪法规制还应当超越宪法文本,探究那些行宪过程中能够影响甚至决定军事权的隐性规则。从而真正理解政治制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乃至人们之间以默会的方式发挥作用的信念和原则对军事权运作的重大影响。

宪法虚置的原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制定了四部宪法 ,但都没有得到切实的遵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有关司法解释的误解只是我国宪法虚置的解脱之词 ;长期实行人治是我国宪法虚置的政治原因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我国宪法虚置的经济原因 ;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是我国宪法虚置的思想根源。

对宪法修改的几点认识

建国以来，我国共制定了四部宪法，现行的1982年制定的宪法也经历了四次修改。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要保持其稳定性，同时宪法又必须与现实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基础相协调，修改宪法又是必要的。即便如此，修改宪法毕竟是极端严肃和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正确处理宪法稳定和修改的关系至关重要。本文将从宪法修改的理由、宪法修改权以及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的关系等方面进行阐述。

中山装的释义与史实

中山装代表“三民主义”“国之四维”“五权宪法”的释义在学界和社会广为流传,甚至一度成为“正史”,但相关记录却一直语焉不详,无法提供可靠的史料支持。文章基于民国时期文献、图像和实物史料深入详实地综合考证、梳理“三民四维五权”形成的时间节点,并将其与孙中山生前“所御猎服”的历史源流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二者在内容和时间上的差异。确凿的史实证明,释义实为后人附会,它的产生晚于中山装出现的时间,不可能用于指导中山装的创制。而中山装的形制结构在释义出现前后也有明显的变化,与释义的解读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民初国会制宪中关于司法权范围的争论

在民国初年宪法制定的过程中,围绕普通法院是否有权管辖行政诉讼和最高法院是否有权解释宪法这两个问题,制宪者对于法院司法权的范围展开了争论。各种观点的分歧反映出制宪者对司法权与行政权、司法权与立法权关系的不同理解。争论的结果是行政诉讼属于法院司法权的范围,但解释宪法的权力则不属于最高法院。这表明宪法肯定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但否定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

宪政视角中的行政法解释及其审查

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在应对行政法解释上呈现出疲弱状态;权力机关的监督制度或缺乏明晰的程序制度,或囿于权利之空缺等原因而难以实现违宪审查。基于法治、宪政的需要,对行政法解释的宪政审查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所突破。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实践人民主权,设立宪政委员会、突破传统司法审查框架以及赋予公民宪政程序权利,实现对行政法解释的宪政审查,进行推动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才能更好地实现法治、宪政的理想。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权的专属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职权具有专属性,具体包括三重内涵:其一,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具有专门性。《宪法》第67条第1项规定的“解释宪法”职权并不当然地依附于或者包含于同项所规定的“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其在性质和功能上不能为其他职权所替代。在宪法监督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仍然有单纯行使宪法解释权的制度空间。其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效力具有确定性。全国人大可以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权,但为了维护宪法解释的确定性,全国人大应当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宪法解释的权威性。其三,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宪法解释对全国人大亦具有一定约束力,可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全国人大的立法活动,但不能约束全国人大的宪法修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