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道、载道与近代中国的由器变道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来考察。尽管历代主张道器不分的人都特别强调道不离器,可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形而上的道。到近代则反过来了,实际是器的胜负决定了道的优劣。道器关系的颠倒,外来冲击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却也不无内在的发展理路。从古代侧重践履的闻道,到清代章学诚提出的道因器而显的观念,以及他反复论证的多种即器闻道的取向,在思想上成为后来变化的预备,揭示了一条认识近代道器颠覆何以发生的内在理路。

原器

人类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器的世界。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类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发明与制作了各种器,作为"形而下之物"的器受现象界的因果律与必然律的支配,此谓之器性;但另一方面,人类发明与制作器不仅仅为了满足物质性生存的需要,而且试图体现其超越动物式存活与工具式生存的超越本性,此即所谓"制器尚其象"。从这种意义上说,器其实是道的开显与解蔽方式。真正的制器过程应当"技进于道",即通过制器来实现自然的合目的性与自然律的合一以及人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的客观规定性的统一。

辨析《老子》之“物”

《老子》中的"物"主要分为"道"、天地、万物、器物等四类存在体。"道"是绝对的"有",是形上之"物",它开出了天地、万物等天然现象之"物"。"道"在展开自身的存在过程中孕育出天地,继而由天地的运作产生万物。在这一宇宙生成论中,"道"始终"不自为大"。天然现象之"物"依"德"而展开其存在。天地的"不自生"即是天地保持着自身合理的存在状态,天地与万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万物分为自然物和人,万物的普遍存在状态是"自化",人如何"自化"影响着万物的整体走向。器物是人造现象之"物",是被动的存在体,其"德"本自万物。辨析《老子》之"物"具有三重意义:其一,理清层次、结构、关系、价值向度、侧重点、思想特色;其二,利于语词、文本的遴选和文意的理解;其三,进入"自"的向度。

《论语》“不器”与“器之”的矛盾——兼论儒家的人生实践价值取向

君子人格是儒家学派的理想人格,代表了儒家对于人生实践的价值取向,《论语·为政》提出了“君子不器”的重要论断,朱熹理解为君子人格不能如器具一样,只是具有一种特定功用,此说颇有影响。而在《论语·子路》中又有“君子……使人也,器之”的讲法,这种“器之”与“不器”之间的矛盾难免使人们理解儒家人生价值取向和个人人生道路选择时造成困扰。该文通过解读文本,分析儒家对于人生与做事的基本态度,重新理解器与不器的关系。在儒家眼中,有健全人格的人应该是道德的、开放的、处在丰富的关联中的,因此人完整的、现实的生命有别于器,而在面对具体事务时要尽己所能,恕人不能,也不可忽视对人器性方面的把握。

由器变道：补论近代中国的“天变”

近代中国最根本的一个变化,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道出于二"。这个转变可从道器关系考察。如果说前近代的基本思路是道决定器,近代则是器的不利决定了道的不行。先有器的空间化,然后出现道的空间化,进而转往西向的"道通为一"。后者又带来新的困惑: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其实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量,而苏联的出现使"西方的分裂"明显化。到底是学苏联模式的西方还是学英美模式的西方,这一选项影响到中国的命运。世界上很多人到冷战才确认了西方自身的"道出于二",而热心学西方的一些中国人则早在北伐前后就已观察到这一现象。可知从中国看世界,也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以器启道”的非遗文创全媒体传播设计思维

“以器启道”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不仅体现在器物的形制之中,也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礼仪文化之中。相较于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主要表现为各种技艺、民俗等传统文化形式,而随着现代全媒体传播技术与设计的发展,非遗“以器启道”的传统美学思想也能够以更为丰富多样的媒体形式而得到传承。

道器相融:从技能到思维到融通——厦门大学“国土空间规划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创新与实践

新工科建设与国土空间规划的体系重构,对城乡规划专业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地理信息系统是国土空间规划实务的重要依托,面向建筑类新工科建设的需求,探索“国土空间规划的时代要求”(道)与“地理空间信息的前沿技术”(器)相融的课程教学创新方案,对培养新工科高水平人才的专业技术(器)与综合思维(道)具有实践意义。本研究以厦门大学“国土空间规划信息技术”课程为例,提出创新措施:(1)课程思政引领,重构教学内容;(2)开发课程资源,促进渐进学习;(3)推进翻转教学,促进道器相融;(4)丰富考核形式,促进全面评价。通过三阶段课程教学创新实践,形成“从技能到思维到融通”的渐进式教学理念,旨在完成从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到新工科高水平专业人才培养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