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ualism, structuralism and originalism： the art of the NPC Standing Committee＇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asic Law

本文分析了香港回归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三次解释中所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本解释、结构解释和立法原意解释等。文章强调“人大释法”在娴熟地采用这些法律解释方法时对法理学说的运用。文章指出，在居港权案中，特区终审法院与人大释法在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分歧主要在于确定体现立法原意的权威本文的过程中，究竟是采取程序主义的形式审查，还是实质主义的意图推定，这不仅是法律解释方法的不同，而且是法理学说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在此基础上，文章批评了立法者不适宜解释法律的流行偏见，呼吁将基本法纳入列国家宪政体制中来理解。

全国人大常委会援引宪法精神的实践类型与规范路径

2023年最新修正的《立法法》第五条将宪法精神与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并列使用,在拓展依宪立法原则内涵的同时,也引发了如何规范理解和运用宪法精神的难题。考察全国人大常委会援引宪法精神的实践,可以总结为三种类型:立法过程中援引宪法精神,践行依宪立法理念;备案审查中援引宪法精神,作为合宪性标准的认定依据;宪法法律缺位时援引宪法精神,创制性解决实践难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援引宪法精神的逻辑理据在于推动宪法全面实施、补足宪法解释缺位、探索人大行权空间,同时也面临缺乏统一规范、论证说理不充分、工具主义倾向明显等困境。为避免宪法精神的泛化运用,应从援引理念、援引技术、援引情形方面规范全国人大常委会援引宪法精神的实践。

宪法解释机关比较研究

各国宪法解释机关大体上分为三种模式 :即普通法院体系中的最高法院、独立的宪法法院和立法机关。其共同特点是宪法解释机关与承担违宪审查职责的宪法监督机关是同一个机关 ,并且基于一定的法理学基础。宪法解释需要一个最终的、权威的机关 ,但也离不开其他的机关为补充 ,这是各国宪法解释的共同特点。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 ,是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解释享有最终的、最后的解释权。在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中 ,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国务院 ,省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机构对宪法解释的法案例 ,表明我国这些宪法解释机关的从属性、附属性与补充性。而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判案件中对宪法进行的解释的案例 ,正是宪法实施保障法理学与宪法解释本身的需要 ,与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是一致的 。

论法律询问答复的效力

法律询问答复效力等级和范围的确立是关乎我国法制统一的重要问题。现行法律对法律询问答复效力的定位较为模糊,可作3种理解:一是与司法解释、行政解释相同;二是高于其他应用解释;三是仅具有指导作用。事实上,法律询问答复已部分替代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本应做出的宪法和法律解释,但其效力还不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可创设保守型、稳健型和创新型3种制度模式来确认法律询问答复的效力,以缓解社会转型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不足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人大授权暂停法律实施的合宪性检讨与控制

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授权暂停法律实施制度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目前已涉及43部法律和五大领域,成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保障改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制度探索。该制度在法律性质上既不属于法律修改,也不属于授权立法,而是一项独立的立法权行使形式。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第13条是对宪法第67条第21项规定的具体化与落实,为授权暂停法律实施提供了合宪性基础。然而,该制度的发展态势随时可能打破其合宪性状态,需要进行合宪性控制。具体来说,应当对《立法法》第13条进行法律解释,并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以加强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暂停法律实施的监督,将暂停法律实施制度纳入法治轨道。

“人大”VS宪法委员会:中法宪法监督制度的分析比较——兼谈建立和完善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法国宪法监督制度早于中国且以限制立法机关权力、保持国家机关权力平衡为主线。宪法委员会是以分权制衡原则和社会契约论为依据而建立的政治机关,监督职能更广泛、具体,有关规定可操作性强,在违宪审查、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发挥着较大的作用。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属于立法机关,以议行合一和民主集中原则为依据,有关宪法监督的规定在实际运作中缺乏实效性。独立的专门机构模式符合建立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和违宪审查制度的长远考虑。

论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制功能变迁——纪念“八二宪法”颁布实施四十周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经历某种程度上的宪制功能变迁。这一功能的变迁整体上呈现出由“抱朴守拙”到“守正出奇”的趋势,表征为机关能动性的强化,具体体现在政治机关属性的显性化,民主渠道功能充分发挥,工作能力建设稳步加强,民意代表的作用持续巩固。其背后的演进逻辑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因应:根本推动在于党的领导,内在驱动为人民当家作主,推进方式是依法治国。此番功能的变迁同样引发宪制隐忧,突出表现在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边界愈发模糊。这是因为,二者在职权上存在并行关系与交叉关系,其中“交叉型”职权为催生宪制隐忧的诱因。“五四宪法”以降,经过八二修宪,交叉关系的属性实现了由“委托关系”向“信托关系”的转变。为纾解宪制隐忧,应重归“委托关系”,寻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动性”与“谦抑性”的平衡。这同样是宪制功能变迁的一个维度。

对完善我国立法解释程序的探讨

我国现行法律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议事规则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解释程序的规定相对比较简单、原则,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出现立法解释活动处于无序状态、立法解释权出现虚置化的现象、立法解释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受到削弱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立法解释程序进行重新构建,以使我国立法解释的提出程序、拟定草案程序、审议程序、表决程序和公布程序得以明确化、规范化。

论全国人大“例会”的召集——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推迟决定切入

我国《宪法》第61条确立的全国人大的例会召集制度,是人大组织议事的基础性制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召集”具有权义复合的双重性质,常委会拥有决定何时召开、谁来主持和引导会议以及审议讨论哪些事项等组织程序权力,又拥有组织和促成会议召开以及高效审议之义务。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对例会召集进行了具体化展开,形成了全国人大例会召集的制度框架,包括了召集的主体和客体、召集的次数和时间、召集的地点限制等。在这一规范内涵和制度框架之下,应当认识到基于突发疫情作出的推迟决定存在合法性瑕疵,而非常状态下政治运行受阻具有全国人大独特的制度性因素,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化的程序设计为推迟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作出限制,保障全国人大会议稳定、有序、及时的召开和有效地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大会议召集的制度形成与实践有序来之不易,应当认真对待我国《宪法》第61条的规范价值并不断完善组织议事制度,以适应新时代下人大制度的发展。

原旨主义宪法解释方法的中国意义

原旨主义宪法解释方法以宪法的原初意图或者原初含义作为解释标准,旨在维护人民主权、多数民主、宪法权威以及司法克制等传统价值。中国特有的人大释宪体制与原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种释宪体制缩短了解释者与文本作者的"社会距离",在探求宪法原意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而且我国的宪政框架之内对人民主权原则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宪政体制并不存在对民主不信任的西方式难题。实践中,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及宪法性法律的解释也表明,原旨主义背后的理论基础与人大释宪体制契合更为紧密。

论宪法判断的变更——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修法活动为线索

合宪性审查机关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根据相同的宪法规范对同一宪法议题作出不同的宪法判断,是宪法实践中的重要现象。随着宪法变迁和宪法实施的深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通过修改法律,变更已经存在的宪法判断,进一步理顺宪法和法律的关系。在宪法文本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修改前和修改后的法律都应当被认定为合宪。为了顺利修改和废止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可能在修改法律时通过作出合宪性确认、不作出宪法判断等方式,回避宪法判断的变更。基于立法工作的经验,合宪性审查工作中也应当从规范、政治和历史三个层面妥当应对宪法判断变更的问题。

备案审查中的法律解释:权力配置、解释方法与实践效果

备案审查案例的披露为学界提供了理论研究的鲜活素材。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案例为样本,能够对备案审查中法工委法律解释的权力配置、解释方法、实践效果进行研究。从《立法法》《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的规范文本出发,备案审查中法律解释的权力配置存在一定的失范情形,应当理顺合法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关系,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统一运用“基于宪法的法律解释方法”。备案审查中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存在规范主义和功能主义两种进路,在功能主义进路下形成了合法性推定解释和政策填充的目的解释两种特殊的解释方法。实践效果是区分备案审查中法律解释与司法、行政等其他公权力活动中法律解释的重要面向。澄清法律含义、消弭法律规范冲突、审查法律漏洞填补规则是备案审查中法律解释的法律效果;划定权力分工的边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是备案审查中法律解释的政治效果。

新时代完善我国宪法实施监督制度的新思考

健全宪法实施与监督制度是实现依宪治国的关键。宪法的实施首先是政治实施,宪法的法律实施也主要强调的是宪法对部门法实施的根本依据,而并非在司法判决中具体直接适用。宪法司法化并不是我国完善宪法实施与监督制度的应然路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我国宪法实施与监督的机关,应该予以坚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合宪性审查,这意味着应加快在全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部进行完善宪法实施与监督的专门机构的建设。

我国宪法解释的范围兼与《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第6条商榷

我国目前采用的是立法机关解释宪法的体制,当宪法条文在具体化为法律后,如果出现了空白或有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选择制定新法律、修改旧法律、解释法律、解释宪法等多种途径弥补,其中宪法解释的空间相对较小。目前我们所能做的宪法解释大致有修宪前作为铺垫的宪法解释、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时作出的宪法解释以及作为填补立法空白的宪法解释。

在进与退的边缘:我国宪法解释之反思

对于宪法解释的概念、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但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现实的担忧和完善的渴望。用问答的方式,从宪法解释的含义出发,通过思考宪法解释主体和客体的维度,来限定宪法解释的概念;通过对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的实践与否、实践的次数进行整理,来分析我国宪法解释缺失的原因;通过总结我国宪法解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来完善我国目前的宪法解释制度。期望通过思考,改变我国目前宪法解释进退维谷的困境,使我国的宪法解释在层层浓雾中透出一丝希望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