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ationale for Victims' Cooperation in Cases of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tecting the Right of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re frequent application of the leniency system for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the connotations of the rules on victim involvement should be enriched in the 2018 Criminal Procedure Law.Victim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 of cooperative justice will also have an intention to cooperate,thus resulting in a rationale for victims’cooperation.Victims’cooperation features a subjectivity of interactivity,understanding,and constraint.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faces the accused,the procuratorial organ,and the court.The jurisprudential function of the rationale for cooperation of victims is embodied in such aspects as recognizing the victims as eligible subjects,enhancing the legal force of the recognizance in a case of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and consolidating the legitimate basis for victim to obtain legal assistance.Oriented to protecting right of action of the victim,understanding and developing the rationale for the cooperation of the victim can start by reaching a judicial consensus on the"two limits"principle,optimizing the right of action system for victims,achieving the interconnection of multi-level litigation systems,and improving the rules on lenient punishment to enrich the plan for protecting victims’right of action in cases of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辩护冲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检察主导模式”、“控审合作模式”、辩护律师职业伦理与被追诉人自身利益考量之间的矛盾,以及辩护律师与值班律师差别性法律帮助权是引发辩护冲突的主要原因。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律师处理辩护冲突应当以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为出发点,坚持有限的独立辩护原则,强化辩护律师的协商义务,并在特定情形下履行对法庭的真实义务。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认罪”协商与“认罚”协商之辩护冲突分别处理,并确立审查起诉阶段控辩争议问题待处理的程序机制。审判阶段认罪认罚案件的辩护冲突要区分“定性”与“定量”存在争议的案件分别处理,并构建审判阶段辩方否定认罪认罚的程序规则。

审判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检法衔接协同问题探究

人民法院如何接纳、吸收检察机关已经取得的合规成果,可以从厘清“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法律关系、调试企业合规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关系以及处理合规运行中的技术情形等三方面探究。“检察主导”与“以审判为中心”在合规启动决定权归属、合规过程掌控权以及合规成果转化等方面存在矛盾。检法的合规控制权冲突可以被调和,检察机关侧重于过程控制,审判机关侧重于实体控制。企业合规可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合构建,且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单位犯罪治理方面的深化,可通过认罪因素对合规的影响、量刑建议在合规中的定位、量刑建议材料优化等角度描述二者的融合表现。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应当符合改革目的,需关注审前合规与审判合规的衔接,法院为合规顺利开展提供的诉讼技术支持,以及撤回起诉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区别等问题。人民法院应以“独立评估”模式参加一审阶段的企业合规,以“法院主导”模式参加二审上诉阶段的企业合规。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法律规制之探讨

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的问题。被告人滥用上诉权有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宗旨,降低了诉讼效率,浪费了司法资源,有必要从法律上进行规制。我国应在借鉴域外规制认罪协商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对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滥用上诉权问题进行法律上的规制,构建认罪认罚案件一审法院上诉理由过滤机制,同时建立认罪认罚案件二审法院上诉许可审查机制。处理好保障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和规制其滥用上诉权的关系,确保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序运行。

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构建理路

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不仅是全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举措,故创建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势在必行。通过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可以实现人权保障价值、程序正义价值、程序简化价值以及程序公开价值的统一,使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本体上看,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包括启动时间与方式、协商内容与方式、结果确认等运行要素,以此夯实独立性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还需强化配套机制建设,包括构建相对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程序、确保认罪认罚证据开示及同步录音录像,保障控辩双方的撤回权、协商结果的上诉与抗诉、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程序的实质化等。

刑法视阈下重罪案件的认罪认罚从宽规制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是兼具实体和程序的综合性法律制度,要实现制度的预期规制价值,亟需强化实体法供给支撑。司法解释性文件对认罪认罚的程序应用进行了系统规范,但在认罪认罚的实践类型和案件轻重未充分理清的情况下,既有的从宽规制过于原则和灵活,重罪案件如何实现从宽处罚的制度激励更是面临考验。刑法评价领域,认罪认罚从宽与坦白、自首的内在关系如何,是否存在重叠评价问题亟需明确。要破解认罪认罚从宽的刑法规制供给不足问题,需在理清认罪认罚实践类型与案件类型的基础上,立足于刑法裁量中从宽处罚的阶梯设置,结合不同类型认罪认罚背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预防矫正必要性,做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相应规定。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解构与效力重塑

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性质存在“保证说”“契约说”“证据说”等多种观点。其中,“契约说”与“保证说”针锋相对,不可调和。从“具结”的词源本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等多重角度看,认罪认罚具结书应当是犯罪嫌疑人向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单方保证,而不应当是控辩双方之间达成的认罪认罚协议。这一性质定位,决定了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效力仅及于被追诉人,而不可能约束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兼顾权利保障和诉讼效率的平衡,可以允许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随时撤回具结书,但撤回具结书后,在审查起诉阶段应禁止其再次具结。从认罪认罚案件正式进入庭审开始,不再允许被告人撤回具结书。具结书对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没有约束力。在被追诉人签署具结书后,人民检察院原则上没有正当理由不应再行改变量刑建议,但这并不是受具结书拘束,而是受认罪认罚制度本身的约束。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也不是受具结书的拘束,而是受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权的约束。

论认罪认罚制度中从宽的确定性——以主客观分层理论为视角

认罪认罚制度中“从宽结果”“从宽因素“”从宽评价主体”等因素具有特殊性。这些特殊性使得“从宽”的确定性问题需要特别予以关注和澄清。从法律文本来看,“从宽”具有不确定性。以主客观分层理论为视角,即在区分主观层面(评价)与客观层面(结果)基础上,就主观层面的确定性而言,认罪认罚“应当从宽”,只不过,在客观层面的确定性上,它可能表现出一种“未必从宽”之样貌。对认罪认罚制度中“可以”从宽的规定,应按照上述“主观层面应当从宽,客观层面未必从宽”的理论逻辑来理解和适用,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可以从宽,也可以不从宽”。

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的调研报告

司法实践证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契合我国当前刑事犯罪结构变化,符合刑事司法发展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创新。但调研中也发现当前该制度在司法适用中仍存在着量刑建议采纳率较低、审判中心作用发挥不够、当事人参与协商制度与司法人权保障机制不到位、精准量刑建议与庭审实质化的兼容衔接不足等四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对此,需要转变观念,凝聚共识,加强与相关机关协作配合,依法做到应用尽用,共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稳健运行,以审判为中心,发挥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与参与主体之间的协作配合,各司其职共绘刑事司法同心圆。

由事后惩治向事前合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治理模式转型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快速发展,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已然成为人民群众利益保护的核心议题。面对愈演愈烈的个人信息相关违法犯罪案件的激增态势,我国刑事立法不断地使制裁范围更加严密,司法实践也在贯彻从严惩治政策,试图通过纯粹的刑事制裁机制来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有效治理。但是,当前我国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存在过分依赖国家公权保护、强化刑法事后惩治性的威慑预防、偏颇定位个人信息保护法益等问题,这导致了事前合规式风险防控机制缺失,不利于个人信息协同保护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刑事合规通过前置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风险控制基点、构建多元化防控机制、提升企业治理的激励性方式,将合规的事前规划式激励预防与刑法的事后惩治性威慑预防融为一体,有利于实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治理模式的转型。在理论层面,合规计划融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治理符合可能、必要且可期待等标准。在实体法层面,应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前置性免责程序条款,发挥行政处罚程序的出罪功能,同时将单位认罪认罚作为量刑从宽情节,赋予刑事合规影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构罪和量刑的双重功能。在程序法层面,应严格限制涉罪企业合规的适用条件,完善单位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肯定企业刑事合规的缓诉和免诉功能。

协商性程序中无辜者认罪的十大“病理”

与对抗性程序相比,协商性程序中无辜者的认罪更令人困惑,认罪原因也更为复杂,探求此类错案的“病理”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和西方国家辩诉交易的相关案例发现,无辜者之所以错误认罪,其背后往往存在以下因素:事实误解、法律误解、厌恶诉讼风险、惧怕严厉刑罚、受量刑折扣诱惑、避免“惩罚性的过程”、急于摆脱不利的生活困境、检察官的不当行为、律师不良建议或法律帮助不足、被追诉人恶意或特殊动机等。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实践的开展,通过回溯性检视来总结经验教训也极其必要。当务之急是建立起无辜者认罪错案的“病例库”,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的视角来透析此类错案发生的机理,寻求根治此类错案的具体路径。

清代州县司法中的具结状:辨义、类别与性质借鉴——以巴县乾隆、嘉庆、道光时期档案为蓝本

具结是清代司法诉讼中为确认信息真实而实施的一种保证行为,甘结是具结时制作的各种保证文书,二者在清代司法中均适用广泛。具结状,简称结状,作为甘结中的一种,一般出现在清代州县自理案件中,是意在了结案件而由原告、被告、邻佑、乡保等人上呈地方州县官府的书面保证文件。根据内容的不同,结状主要分服判类、和息类、担保类、检验类和收据类等五种,具有突出的证明性、复杂的合意性和不充分的保证性。具结书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重要载体,在保障认罪认罚实质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因此,尝试考证清代具结状相关史料内容,以期进一步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的司法理念,体现法治人文关怀,追本溯源,传承中华法系法治文化思想。

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基、困惑与走向——兼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演变中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象化。作为该政策适用的主要对象,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价值共识、理念共鸣和现实共振的正当性根据。由于未成年人在刑事立法上的特殊身份、地位和处遇,增加了其认罪认罚时认罪“真意”受损,认罚“认同”失灵和从宽“幅度”失衡等风险。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双向保护原则和个别化处遇原则的要求,全面保护未成年被追诉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准确把握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从而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推动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处遇个别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轻罪治理的程序法困境及其解径

在积极刑法观主导下,当前我国刑法的犯罪圈扩大化趋势明显,犯罪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轻罪数量上升的同时严重暴力犯罪数量下降。在此背景下,轻罪治理在犯罪治理中的意义进一步凸显。当前轻罪治理面临诉前羁押率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难以发挥作用、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制度存在困难、刑罚附随后果严重等程序法困境。对此,建议在轻罪案件办案过理程中,通过严格控制羁押措施的适用并扩大适用非羁押措施、有针对性地保障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从宽结果的落实、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景下完善不起诉制度的结构并细化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要件,以及建立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等方法,破解上述困境。

未成年人认罪从宽处理的理念与制度

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理是一种普遍的法律实践。传统刑罚理论就此思考不多。根据报应主义、功利主义和政治证成理论,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从宽处理的依据在于未成年人的特殊身份。在基于特殊身份的从宽处理之外,存在基于认罪的有条件从宽处理,如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条件从宽处理的道德依据在于报应正义、恢复性正义、程序正义。鉴于有条件从宽处理可能导致未成年人认罪自愿性不足,甚至导致无辜者认罪的风险,应该立足于保障未成年人自愿认罪,对有条件从宽处理制度予以完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亟待厘清的四个问题——以第四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在《刑事诉讼法》迎来第四次修改之际,作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完善的重要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实现制度确立的初衷,必须厘清四个问题:从横向的世界视野来看,认罪认罚从宽与辩诉交易在制度目标上具有同源性,在制度的实现机制和作用原理上具有同质性;但在司法理念、价值取向和制度体系建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我国制度具有鲜明的优势。从裁判考量上来看,应当反思和重塑关于“从宽”的认识。从诉讼基本原理来看,反悔权虽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也应当加以限制,防止其被滥用;而以抗诉权限制反悔权的方式必须控制在合理限度,并探索限制反悔权的更优路径。从刑事辩护木桶理论来看,制度的运行主体应当从“公检法三机关”向“公检法律四主体”方向转化。

认罪认罚从宽语境下逮捕功能的错位与复归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常态化适用的背景下,逮捕功能定性出现错位,导致实践中出现“强制措施从宽”理论谬论、逮捕“筹码”化、认罪认罚非自愿非真实化等现象。逮捕功能错位滥觞于固有的逮捕观、逮捕制度上的立法不足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特殊的检察机制等因素。据此,须从逮捕制度的“拨正”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松绑”两方面着手,探求可行的规范路径。

认罪认罚“自愿性”保障的困境与纾解

2018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然而,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适用还存在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缺位、值班律师作用发挥不明显和被追诉人上诉权受到限制等。上述问题共同导致认罪认罚案件中“自愿性”保障的缺位,被追诉人无法基于内心“自愿”放弃权利。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应当通过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程序、落实值班律师制度、保障被追诉人的上诉权等方式确保被追诉人“自愿”认罪服判,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的正当性建构。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检讨与立法完善

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以来,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其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规则上的粗疏、理论研究上的不足以及其他实践因素的影响,导致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形成、提出、审查、采纳与调整等环节都暴露出诸多问题,在个别案件中甚至演化为尖锐的“检”“法”冲突,严重制约了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质效。为此,在《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中,针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应在准确定位其性质与效力的基础上,健全形成机制,规范提出方式,明确载体,完善采纳和调整机制。

控方撤回认罪认罚:比较考察与类型规制

现有关于认罪认罚案件反悔与撤回的研究大多聚焦于被追诉人面向,鲜有涉及控方撤回。但控方撤回在实践中业已呈现出一定混乱局面,应当予以重视。通过考察比较法可知,美国辩诉交易视阈下原则上允许控方在被告人认罪答辩前撤回诉辩协议,认罪答辩后撤回则须基于特殊情形,其体现出的审慎、克制的撤回思路值得借鉴。实体事由上,被追诉人反悔、法院告知调整量刑建议与被追诉人无悔罪表现皆非控方撤回情形,检察机关只能基于新的事实和证据撤回认罪认罚从宽,该新的事实为自然事实,且应厘定为“新的定罪事实”。程序运行上,若控方合法撤回则应给予被追诉人选择权,并贯彻“供述失权”原则;若控方非法撤回应给予其程序性制裁,并坚持特定履行原则;同时协调公诉变更与控方撤回,只允许补充起诉情形下撤回认罪认罚。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进行规制,可以将控方撤回认罪认罚限制在合理、适当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