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ationale for Victims' Cooperation in Cases of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tecting the Right of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more frequent application of the leniency system for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the connotations of the rules on victim involvement should be enriched in the 2018 Criminal Procedure Law.Victim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oncept of cooperative justice will also have an intention to cooperate,thus resulting in a rationale for victims’cooperation.Victims’cooperation features a subjectivity of interactivity,understanding,and constraint.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faces the accused,the procuratorial organ,and the court.The jurisprudential function of the rationale for cooperation of victims is embodied in such aspects as recognizing the victims as eligible subjects,enhancing the legal force of the recognizance in a case of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and consolidating the legitimate basis for victim to obtain legal assistance.Oriented to protecting right of action of the victim,understanding and developing the rationale for the cooperation of the victim can start by reaching a judicial consensus on the"two limits"principle,optimizing the right of action system for victims,achieving the interconnection of multi-level litigation systems,and improving the rules on lenient punishment to enrich the plan for protecting victims’right of action in cases of pleading guilty and accepting punishment.

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的独立构建理路

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不仅是全面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关键举措,故创建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势在必行。通过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可以实现人权保障价值、程序正义价值、程序简化价值以及程序公开价值的统一,使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从本体上看,独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包括启动时间与方式、协商内容与方式、结果确认等运行要素,以此夯实独立性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还需强化配套机制建设,包括构建相对独立的自愿性审查程序、确保认罪认罚证据开示及同步录音录像,保障控辩双方的撤回权、协商结果的上诉与抗诉、强化认罪认罚案件庭审程序的实质化等。

协商性程序中无辜者认罪的十大“病理”

与对抗性程序相比,协商性程序中无辜者的认罪更令人困惑,认罪原因也更为复杂,探求此类错案的“病理”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价值。基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和西方国家辩诉交易的相关案例发现,无辜者之所以错误认罪,其背后往往存在以下因素:事实误解、法律误解、厌恶诉讼风险、惧怕严厉刑罚、受量刑折扣诱惑、避免“惩罚性的过程”、急于摆脱不利的生活困境、检察官的不当行为、律师不良建议或法律帮助不足、被追诉人恶意或特殊动机等。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实践的开展,通过回溯性检视来总结经验教训也极其必要。当务之急是建立起无辜者认罪错案的“病例库”,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的视角来透析此类错案发生的机理,寻求根治此类错案的具体路径。

刑事司法改革背景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监察与司法衔接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31条规定监察机关可以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建议,然而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在嵌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遇到了一定障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与在非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适用相比,在标准、程序以及效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别。这与监察工作与司法工作在价值逻辑、权力结构、制度机制等方面的差异是分不开的。为解决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监察与司法衔接问题,应当从协调监察制度的价值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价值,妥善处理监察机关与检察院、法院之间配合和制约关系以及完善监察调查阶段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相关配套制度等角度开展工作。

困局与破局: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协商的模式转型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诉讼模式。其中,量刑协商是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息争端、繁简分流目标的关键基础。由于我国的量刑协商机制处于中间状态,存在着启动动力不充足、过程参与不充分、结果确认不协调的问题,有造成认罪认罚不充分和诉讼构造失衡的风险。对此,应当在程序修正、角色定位、机制保障三个方面,积极探索量刑协商模式转型的进路,推动量刑协商问题的解决和相关制度的完善。

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根基、困惑与走向——兼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

随着时代的发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立法演变中被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象化。作为该政策适用的主要对象,未成年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价值共识、理念共鸣和现实共振的正当性根据。由于未成年人在刑事立法上的特殊身份、地位和处遇,增加了其认罪认罚时认罪“真意”受损,认罚“认同”失灵和从宽“幅度”失衡等风险。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双向保护原则和个别化处遇原则的要求,全面保护未成年被追诉人和被害人的权利,准确把握实体从宽和程序从简,从而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推动未成年人认罪认罚“从宽”处遇个别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刑拘直诉机制的批判性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刑拘直诉机制作为推动速裁程序提质增效的制度设计之一,是我国在实践中探索出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该机制在促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理念、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等方面具有显著价值。但自其实践之日起,其在合法性与合理性方面便存在如法律依据不充分、监督机制不完善、人权保障不足等诸多争议。立足当前司法体制,应深入贯彻“以非羁押措施为主,羁押措施为辅”的基本原则,在明晰刑拘直诉机制效用与流弊的基础上,对刑拘直诉机制予以废除,并借助大数据、云地图等手段,推动我国非羁押诉讼模式的塑造完善。

论悔罪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体系定位

悔罪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体系定位颇有争议。从原则上看,认罪认罚从宽当然包含了悔罪因素。但是,悔罪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协商性、权利保障以及效率追求均有一定的紧张关系。悔罪行为根据其程度与原因可以有自我否定、自愿被否定以及因威慑而服从等不同层级的区分,不宜完全排斥悔罪中的功利成分。据此,真诚悔罪不是认罪认罚从宽的成立要件,而是界分理想型与非理想型认罪认罚的界限要素;同时,也是释明认罪认罚从宽真实性与自愿性的解释要素。对悔罪的判断无法从客观行为直接进行,而应以认罪认罚的成立推定悔罪。当然,这一推定是可反驳的。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告人辩护与上诉不应过于限制,其与悔罪与否并无必然关系,应予谨慎对待。

缔约程序视角下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属性探析

当前对认罪认罚具结书属性的认识主要有“犯罪嫌疑人单方承诺或声明”和“控辩双方诉讼契约”两种观点。单方承诺的观点难以解释具结书中所蕴含的双方因素及其效力欠缺的问题;控辩契约的观点虽然符合契约构成要件要求,但仍然存在形式要件和缔约程序上的漏洞。基于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模糊认识和一定程度上的认识偏差,首先要框定控辩契约签署与具体诉讼环节的对应关系,而后才能清晰地分析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本质属性。要约承诺理论的引入既明晰了控辩契约各环节的承接关系,也契合了诉讼的流程化运行特质。基于要约承诺理论,认罪认罚具结书的本质应为控辩契约中的承诺,同时亦是控辩契约的固化形态。

认罪认罚案件被追诉人合作理论研究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深化适用,作为刑事诉讼主体的被追诉人之主体性内涵发生显著变化。受到合作性司法理念的影响,被追诉人因认罪认罚而成了“合作者”。遵循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法理,被追诉人在放弃部分诉讼权利的同时,既会获得新的诉讼权利,又会承担与之相应的诉讼义务。这表明,彰显被追诉人之主体性的合作理论包括三个维度:其一,被追诉人合作行为具有四种面向,即被追诉人分别面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被害人进行合作。其二,新的诉讼权利主要包括认罪认罚权、反悔权、获得从宽处罚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和程序选择权。其三,新的诉讼义务主要包括遵守具结协议义务、接受量刑建议义务、慎重提出上诉义务。认罪认罚案件被追诉人合作理论能够为调适被追诉人与其他诉讼主体、被追诉人与国家公权力机关之间的诉讼关系提供智识支持。同时,该理论也随着法律变化、实务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少捕”检察实践的困境与出路

认罪认罚从宽视域下,检察机关贯彻“少捕”刑事政策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对降低逮捕率的制度激励不足;另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与羁押强制措施的“错误绑定”可能压迫认罪认罚自愿性。对此应当进一步优化以“社会危险性”为中心的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具体而言,理清“不认罪认罚”与“逮捕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细化认罪认罚情节对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并通过数字化监管健全非羁押强制措施保障机制。

论认罪认罚案件中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以余金平案的论证为视角

余金平案的二审判决书引发了理论界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深入探讨。有学者从刑事诉讼法第237条第2款之规定的限缩解释角度出发,论证了二审判决的不合理性。虽然余金平案应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但限缩解释角度的论证有明显漏洞,从认罪认罚从宽的角度论证余金平案应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更具有说服力。但是,从现行立法来看,认罪认罚案件中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仍存在一定的障碍,故应当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例外情形、刑罚轻重的判断标准两方面进行立法修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腐败滋生风险探究

熟识的场合中,个人利益依靠“人情”联系起来的人际关系仅凭借个体的力量难以得到实现,因而“互助”成为潜在规则,对国家制度造成破坏。非熟识的场合中,除非行贿、受贿的预期损失极大并超出双方各自的预期利益,否则博弈双方更倾向于做出行贿、受贿之决策。足够强大的腐败规制力量是权力拥有者拒绝走向腐败的最后一道防护门,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及检察机关主导作用下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为腐败的滋生留下空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量刑建议实证研究──以F市法院100份判决书为样本

量刑建议是撑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阿基米德支点”。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量刑建议采纳方式的表述体现为“推定接受”和“审查接受”两种模式。量刑建议精准化改革被赋予期待,也饱受争议。量刑建议的采纳率在实践中维持高位,且与法官个人主观判断具有一定程度关联。量刑建议中主刑的幅度较为宽泛,罚金刑少有附带具体数额。宜坚持以精准刑为主、以幅度刑为辅,把握协商性要素,强化辩方在审前具结活动中的实质性参与。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程序研究

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认罪认罚制度注重强调诉讼效率,对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不能像一般案件一样不分诉讼阶段一体适用认罪认罚制度,以免认罪自愿性和供述真实性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被掩盖,进而影响案件定罪量刑,甚至导致案件处理偏离公平正义。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应当按照“首重公正,兼顾效率”的原则调校程序,构建检察主导下的程序分流机制和事实查明机制,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并重的诉讼目标。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罪犯矫正实效研究——以S市监狱、看守所及社区矫正罪犯为切入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罪犯逐渐增加,该类罪犯整体矫正情况较好,但执行阶段的矫正工作存在衔接不畅、执行阶段认罪不认罚、虚假认罪认罚、缺乏分类分级管理、罚金刑等财产判项履行不佳等问题。建议从观念、制度、操作等层面推动认罪认罚融入刑事执行阶段,探索分类分级管理、反制虚假认罪认罚、精准适用罚金刑等措施,提升对认罪认罚罪犯的矫正效能,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一步完善以实现刑罚目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背景下法官资源配置问题研究——以检察官量刑建议功能的发挥为切入点

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刑事案件领域的全面推广,检察官量刑建议权对法官裁量权的影响日益增大,司法资源在法、检之间的配置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实践中,法官资源不足导致的认罪认罚案件实质性审查难落实、判决书过度借鉴量刑建议书等现象时有发生。为合理配置法官资源,应根据认罪认罚案件的复杂程度,将其划分为“简单”“复杂”和“简单转复杂”等三种类型,并重构法官对案件的审查方式,即:针对“简单”案件,要求检察官提出确定刑量刑建议、法官进行形式审查为原则;针对“复杂”案件,应落实检察官对案件的重点办理和法官对案件的实质性审查;针对“简单转复杂”案件,法官应在形式审查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实质性审查,还要加强检察官对判决结果的监督。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问题研究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幅度型或精准型量刑建议都是控辩双方合意的产物,也是审判人员最终作出量刑判决的重要依据,审判人员"一般应当采纳"。但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以及实务上的可操作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也存在部分审判人员"不愿接受"或"勉强接受"精准量刑建议的情况,影响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功能的发挥。为解决此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以及法院审判权的性质及关系,使审判人员内心"愿意"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在实际操作层面需要加强精准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意性,使审判人员经过审理后,"能够"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还需要明确精准量刑建议的变更和补救问题,促进量刑公正。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机制实证研究--以A市两级法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的案件为样本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主体的量刑协商能力较弱,对量刑建议的实质影响力有限;确定刑量刑建议更容易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同意和法官的支持,已经成为量刑建议实践的主流。一线法官不会轻易调整检察机关建议判处的刑罚,无论是幅度刑量刑建议还是确定刑量刑建议,法官普遍持认同态度,只有极少数案件的量刑建议未获法院采纳,因而检察机关主导认罪认罚被告人的量刑结果已经成为现实。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机制存在量刑建议协商性不足、确定刑量刑建议合理性不足、实质审查流于形式、辩护权保障不力的问题。只有从制度上完善量刑建议的约束力条款,在操作上努力增强量刑建议的适当性,坚持对量刑建议进行实质审查,并充分保障被追诉人从量刑建议的形成、提出到审查、采纳过程中的辩护权,才能有效解决量刑建议机制存在的问题,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更好地实现公正与效率相统一的价值目标。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中的五个矛盾及其化解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以下五个矛盾:一是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前提与压制型法之间的矛盾,二是认罪认罚从宽的合意基础与实体真实原则之间的矛盾,三是不规范的从宽处罚与刑事法基本原则之间的矛盾,四是“检察官司法”与法官中立裁判原则之间的矛盾,五是简化、速决的一审程序与续审制的上诉审构造之间的矛盾。出现这五个矛盾的原因在于,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环境的基础性诉讼制度不健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缺乏系统思维和整体考虑,相关的配套措施不完善。要化解上述矛盾,必须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刑事程序正当化水平;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全公正与效率总体平衡的制度规范体系;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确保不因追求司法效率而损害司法的基本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