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河北地方志民俗音乐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以《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为例

地方志作为全面记述一定行政区域的资料性文献,对于研究本行政区域历史有着无法替代之意义。地方志编修工作经历了长期发展,至清代进入方志编修的鼎盛之时。对乾隆时期刊刻《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的民俗音乐文化史料进行梳理和研究,从婚嫁丧葬及岁时节礼两个角度对清乾隆时期河北地区民俗音乐文化发展状况作出分析,并探讨音乐在其中的功用意义,进而来思考当下民间礼俗的传承与复兴,对于促进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意义。

清代州县治理的区域特色、实施路径与基本策略——基于顺天府宝坻县的考察

在皇权下县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州县治理成为清王朝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清代的州县治理在基本制度设计上具有普遍共性,然而在疆域辽阔的传统中国,区域特色鲜明的生态环境以及人文背景深刻影响着县域治理的开展。就京畿地区而言,县级政权地处统治中心地带,又居于国家行政体制的底端。如果从基层民众的视角来看,县级政权统辖数百村庄,在民众看来它就是乡村社会之顶端。清代“皇权不下县”的行政特色以及简约治理的理念决定了县域治理的多元特性,清王朝将县级政权建设作为实施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在此基础之上,国家意志与国家权力借助县级行政机制以及半官方、民间治理资源,形成了官民协同治理的基本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级市设置的空间特征及存在问题

地级市设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转型的重大空间成果,地级市布局结构优化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对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政区相似系数、标准差椭圆模型等方法,对地级市设置的空间特征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在空间特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级市设置受政策因素的影响较大,仍基本延续着原地区建制的空间范围,呈现自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逐渐推进的趋势。2)由于设市模式的差异,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地级以上行政中心设置过近、“小马拉大车”和“大马拉小车”等问题,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这些问题也在日益凸显。3)中国地级市空间分布生成于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下的地域型政区,发展于城乡差异与跨界合作的战略转型,并在地域重构与尺度重组中面临区划调整的创新挑战。4)地级市设置的“空间”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成本的提高,未来应从更大范围统筹考虑生产力布局,必要时可开展地级行政区划调整。

大理州云龙古桥文化探析

云龙古桥历史悠久、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具有"滇西桥乡""、桥梁博物馆"、"世界古桥梁艺术博物馆"之美誉。对此以云龙古桥为研究对象,就其分布、类型、历史源流、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进行了探析。

郡县制度评价理论述评

郡县制实行以来，历经褒贬。在第一期论争中，以唐代为高潮。柳宗元等人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与之相反，朱敬则、孙樵等人则认为郡县制度祸害社会，流弊颇深。明末至清中叶是论争的第二期。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从天下长治久安的高度，提出了地方官专任等限制皇权的社会权力结构新模式。然而，他们仍未脱离秦代以来或言封建、或言郡县的窠臼。戊戌变法以来，论争进入了第三期，时人引入了宪政、联邦制等新型社会权力架构思想，对郡县制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释，章太炎、梁启超、毛泽东等人提出了改造中国旧有社会行政结构的一些新思想，但因社会环境、思维角度的不断转换，他们的一些重要见解并非一成不变。透视历代有关郡县制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总结经验，深入思考转型时期的制度创新问题。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古代高昌的地理信息

使用历史地理信息学的方法来研究丝绸之路,是近年来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手段。以古代高昌地区为例,利用出土文书并根据高昌地区不同的历史阶段,可揭示出文书所见不同时代的地理信息。据新出资料并加以补充,还可展现出不同时期地理信息的丰富内涵以及有关的不同看法及文书资料的局限性。今后研究,可利用Google Earth地图与考古地图对照。一方面需要把古代文献、文书的记录还原到考古遗址当中,这样可说明这些古代城镇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另一方面需做更详细的现场调查,使遗址位置与Google Earth显示位置相勘合,以便能更准确地说明这些遗址上的文物、文书的价值。

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自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在2000万人至6000万人之间徘徊,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的数量大体保持在1500个上下,总体上并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因而属于一种“小县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保甲体系,皇权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其政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由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纯属于一种毫无历史根据和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

晚清州县官任职制度的紊乱——透视中国传统政治的深层矛盾

清代对州县官的任职资格与程序等定有完备的制度。清咸同以后,督抚多方破坏各种有关州县官任用的定制;州县官委署与补用漫无章程;滥开捐例与滥行保举导致候补人员壅塞,吏治腐败,州县官任职制度因此陷于紊乱。透过晚清州县官任职制度紊乱的表象,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和社会体制中所存在的各种深层矛盾,主要包括"人治"与"法治"无法协调,官僚队伍恶性膨胀不可避免,以及良性政治不能见容于恶劣社会环境等。

中国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

基于特殊的人文地理与政治地理观念,华夏先民确立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基本框架是:将与周边民族或地区的关系视为国内各地区间关系的延伸,用解决国内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处理和其他地区间的关系。中国曾试图将方国、郡县、羁縻等国内的地方统治模式推广到全东亚,至明清才最终形成了宗藩体系。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演进分为方国体系、郡县体系、羁縻体系与宗藩体系四种类型,标志着四个历史时期。

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址(统万城)的调查事由

对今陕西省靖边县北部统万城遗址的最早调查,一般论述是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怀远县知县何丙勋受榆林知府徐松的指派,前往县内西北境寻找夏州城故址,踏勘后确定今统万城遗址即是。经对道光年间榆林人杨江撰《河套图考》提供线索的核查,再据何丙勋调查内容同《榆林府志》记述内容之间的关联性,现推定何丙勋的调查发生在《榆林府志》成书的1841年秋季之前,最有可能是在1841年上半年,榆林府方面的指派人则为知府李熙龄。李熙龄纂辑《榆林府志》中急于解决夏州城故址、怀远县水道两个问题,构成怀远知县前往境西调查的动因,调查后形成的"禀稿"呈送给李熙龄,著作权属于何丙勋。1844年徐松方出任榆林知府,何丙勋又将"禀稿"呈送徐松,时间是为道光二十五年。

河间献王与景武之世的儒学

秦火之后,典籍残灭,河间献王刘德,聘求幽隐、搜求余烬,广纳贤士,在河间形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儒学中心。由于其身处中国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时代,作为封建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他的学术活动与中央朝廷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构成了他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儒学也在冲突中遂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即后世所谓的"今古文经学"。

西汉云中郡东部都尉治城及其塞防考

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塔利古城,前人多有调查及考证,或认为是汉代云中郡武泉县或北舆县。本文在实地考古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汉云中郡的长城防御体系,重新考订该城址为西汉云中郡陶林县,兼为云中郡东部都尉治所,古城西北约4公里处的大青山哈拉沁沟为东部都尉塞道所在。

论中国古代循吏的施政特点——以清《平利县志》为考察对象

循吏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在施政之道方面为其他官员树立了典范,而且在推行仁政德治、传播儒家文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结合清《平利县志》所载职官治迹,将中国古代循吏的治政特点概括为四点：劝农事、新农技,以足衣食;恤民疾、惜民力,以安民生;兴文教、修学舍,以助文化;褒忠义、奖孝贞,以昭公义。

明中后期财政困境与府县应对——以华北府县为考察中心

府县作为一级税收单位,在明代财政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代财政体制从设计之初就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在怎样完成中央财政分派税赋的足额上缴、保障府县地方机制的正常运作以及让百姓在征纳税赋时与官府保持合作方面,华北府县官员通过灵活处理彼此的关系,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尽管其所用应对举措是限于一县一地的个案,但亦与明代财政体制的整体变化相关联。

诗人士子的理想与县尉职司的错位——对唐代进士诗人一种心理现象考察

在唐代的士人因为要参加科举考试而为官,而作诗又是必考的一项,所以入仕的士子们几乎没有不会写诗的,这就出现了身居官位的无数诗人。这些入仕的诗人绝大多数都是到县一级衙门任县丞、县尉一类的县令属官,在官僚品级中是最低的,官俸也甚少,平日俗务缠身,十分乏味。他们当年意欲辅弼君王、致君尧舜的期许落空;积存于心的治国安邦的宏韬伟略不得用武之地;在低层勤做苦熬,希求得到擢拔又不可期望,因而在宦途上日感失趣。这些人一般都选择了挂冠而去,在诗意中安居的归宿。在唐代无数进士诗人中,从县尉职司上挂冠而去,并留有较多影响的是高适、孟郊和顾非熊三位诗人。

《安次县四种旧志丛书》评介

《安次县四种旧志丛书》以《(天启)东安县志》《(康熙)东安县志》《(乾隆)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的初刊本为底本,以《安次县旧志四种合刊》本为对校本,对四部珍稀旧志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校注。该整理历时六年方始告成,现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项工作,无论是对安次县志本身的文本存传,还是对当地历史文化的挖掘、传承与弘扬,或是对地方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古人籍贯今介考辨——《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札记

人物籍贯,是学习研究历史中总会碰到的一个不大但又让人头疼的问题。其中最易弄错的,是将郡望作为籍贯(即以郡望代籍贯),再就是古地建置变革太大、年代久远、考核非易。本文就《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中所发现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举辨若干则,以期引起学者注意。

从郡县沿革探讨东瓯都城地望

汉唐以来东瓯故地的建置沿革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与东瓯都城有关的东汉"章安县东瓯乡"在永和三年独立为"永宁"县后,演变为唐宋以来的温州和台州南部郡县。《新唐书.地理五》语"黄岩,本永宁"概括了唐代黄岩县原属汉永宁县故地的历史。考古发现的温岭大溪东瓯古城与塘山东瓯贵族墓葬的地理位置,与汉唐以来东瓯都城故地的郡县沿革史吻合,应距东瓯国都城遗存不远。

“丹阳铜”论略

对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丹阳铜",学界认为是西汉丹阳县、丹阳郡境内所产铜。其实它是指现代地质学上的自然铜。自然铜颜色为铜红色或浅玫瑰色、纯度非常高、延展性非常好,文献中称之为"纯铜""熟铜""似金""赤金""不出陶冶而生"等,即是根据这些特点而言。自然铜在中国分布于今湖北、云南、甘肃、长江中下游等地含有铜矿床氧化带,西汉丹阳县、丹阳郡即包括在其中,其历史上所产"好铜"也有被称为丹阳铜的记载,但丹阳铜之名并非源于丹阳县、丹阳郡,而是缘于"丹阳"代表的丹赤之色与自然铜的颜色一致。古代中医学把"黄铁矿"称为自然铜,掩盖了丹阳铜的真实面目,是引起丹阳铜问题产生争论及相关观点产生偏差的重要原因。

朝野互动:海口府城中元节俗历史以来的面貌演变

自明代洪武朝以来,海南岛的海口府城中元节对应着当地亚热带天气最热的月份,面临飓风转强的季候,实践国朝"祭厉"的祀典,由郡县而乡村里社,动员各层级官民祭祀本处无祀先民。而府城民间传承着中原祖先文化,本有家家户户中元祭祀本家祖先与无祀孤魂的习俗;因此,自明朝洪武至清代道光年间,府城先民便通过中元正日共同实践国朝祀典,大众也在各自地区的城落寺庙参与盂兰会超度彼此祖先,凝聚其集体社会的地方认同。如此惯俗,却也导致明清两朝府城乃至琼山县一带的家族中元祭祀,推前到七月七日乞巧节举行;无形中反而更加扩大与延长中元信俗及其背景观念传播。虽然郡县厉坛与国朝祭厉的祀典自道光十四年以后在当地渐成历史,但府城数百年形成的节俗习惯并未消退于民众生活,反而扩大为民间各地至今常见的自行组织活动,从初一至十五正日都是过节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