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极惩罪到积极治理:中国特色轻罪治理体系的反思与完善

当今中国社会的犯罪现象正在经历从重罪到轻罪的重大变化,我国轻罪治理体系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完善。这要求我们取轻罪之长,避轻罪之短。首先,要明确轻罪的定义,可以法定刑3年有期徒刑为上限、以处带有保安处分性质的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措施为下限,这一轻罪概念既契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现实,也是面向未来轻罪立法的一种前瞻性考虑。然后,对轻罪扩张现象进行反思,厘清轻罪扩张带来的正面功能和负面效应,指明其具有回应民意、完善立法、规范行为的优势,也揭示其简化司法、异化刑罚、附随后果过剩的缺陷。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轻罪治理体系进行完善,在实体层面依据《刑法》第13条的但书规定和第37条的定罪免刑规定,建立多元的轻罪处遇模式;在程序法层面贯彻“三分原则”;在附随后果上严格限制适用主体、对象和内容;在前科消灭上逐步建立犯罪记录封存、注销和复权制度。这样多措并举,推动我国轻罪治理体系从消极惩罪向积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建构

当前,我国前科制度呈现出类型日益多样、适用主体广泛、存续时间较长的特征。伴随着轻罪时代的到来,既有轻罪前科制度不可避免地面临违反责任主义原则、比例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困境。基于此,我国刑法应当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在立法模式上,应采取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在逻辑基础上,以轻罪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为核心,调和防卫社会与促使犯罪人复归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具体规则设计上,以面向全体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适用前提,并在域外立法经验与我国学界既有方案的基础上,从基本条件、范围、程序和法律后果四个方面建构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此外,轻罪前科消灭制度还应兼顾如下配套措施:规范前科制度的立法层级,调整前科制度的具体内容,修改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轻罪治理图景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本土建构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刑法立法上的犯罪化加速,轻微罪名数量开始快速扩张。轻罪化的立法主张存在其合理性,但受制于现存的前科制度,出现了轻罪轻刑但不轻罚的现象,甚至存在“株连”的情形。这种“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犯罪记录长期存在将会衍生诸多问题。对此,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但为充分回应社会公共安全保障之诉求,应当根据犯罪类型、刑罚期限以及行为人类型等条件判断能否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在规范层面,不仅需要对既有的前科报告制度作出调整,以明确前科范围、前科消灭的影响范围以及启动程序,还需及时对其他部门法作出调整,以形成逻辑严谨、结构协调的前科消灭体系。

论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之构建

在刑法扩张的背景下,我国刑法向轻罪化方向发展。随着轻罪比例的不断攀升,现行前科体系之弊端日渐凸显,因此,为轻罪犯罪人构建前科消灭制度的呼声不绝于耳。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具有积极的制度价值,可以起到顺应轻罪比例升高之趋势,实现刑法体系现代化以及更新国人犯罪观念的积极效果。在宏观制度厘定层面,可通过制定单行“前科管理与适用法”的方式在规范层面明确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同时应当对制定轻罪前科的规范性文件之层级作出限制,明确轻罪前科消灭的范围与时点。在微观制度构建层面,需要明确轻罪前科消灭的实质条件,免除附条件的过失犯罪人、微罪犯罪人以及“定罪免刑”犯罪人的前科担负,并为不能立即消灭其前科的犯罪人构建轻罪前科封存制度,以5年作为封存上限,根据罪行的差异分类配置个罪的具体封存期限。

预防性刑法扩张的理性审视和应对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的预防性刑法扩张倾向明显,在刑法学界引起争议。面对方兴未艾的犯罪化趋势,有必要对预防性刑法扩张进行全面审视和思考。从理论基础来说,对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滥用与零容忍政策的误读,使得二者难以构成预防性刑法扩张的充分理论根据。在轻罪的立法模式问题上,我国的轻罪立法不宜采用“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入罪模式,违法行为制裁体系的多元化更符合对违法行为分级分类处理的需要,并且越轨行为的早期惩戒对于防止初级越轨发展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预防性刑法扩张导致犯罪标签负面效应突出的应对之策,轻罪的司法出罪与前科消灭受到关注。通过司法出罪限缩犯罪圈的效果实现有赖于司法观念的转变和轻罪类案出罪标准的规范化,同时还要监督和制约权力在司法出罪过程中的行使,防止司法出罪成为寻租机会。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犯罪标签的消极影响,但也要看到其效果的局限性。作为对风险的反应举措,预防性刑法在某些领域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但以预防性理念为指导过度扩张犯罪圈,则应当慎重。

轻罪立法背景下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

轻罪立法符合我国当下法治体系建设的趋势,完成劳教制度废除遗留下的历史任务的同时,在积极的刑法立法观的指导下,通过设立轻罪解决部分罪名“口袋化”的司法困境,适应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以促进我国刑法朝着“严而不厉”的方向发展。轻型犯罪的迅速扩张带来了不利后果,在轻罪立法的背景下,前科报告制度给犯罪人打上标签,不利于其重回社会、再就业,轻罪犯罪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符合平等的价值需求和保障机能的要求,是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有力保障。具体构建上,可学习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经验,明确轻罪记录封存的对象、程序以及监督救济机制。

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的理论证成与具体方案

为实现对轻罪的科学治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消除前科制度的固有弊端,有必要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在宏观层面可从罪刑均衡原则、罪责自负原则和人身危险性原理三方面夯实构建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理论根基。在微观层面则要合理划定轻罪前科消灭的适用范围,即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附加刑,或定罪免刑、单纯宣告有罪;科学进行程序设计,建立依申请或依职权的“或选”模式,并由法院参考检察院、司法局等单位的意见作出是否消灭前科的裁决;加强配套制度的衔接:建立司法数据与人事档案、户籍信息平台共享机制,及时删除符合条件的前科信息。应将轻罪前科消灭作为社会矫正的鼓励手段,不断降低社矫对象的再犯罪率,真正实现其再社会化。

微罪扩张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与限缩

近些年,我国刑事立法逐渐趋向积极,微罪立法呈现扩张趋势。微罪立法为我国严密法网、促使刑法结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正向作用。但是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并未能跟上微罪立法的步伐,泛化、不规范的犯罪附随后果与微罪相互作用,有违反比例原则、侵犯公民自由、导致犯罪标签泛化从而阻碍罪犯再社会化的风险。对此,应当规范犯罪附随后果的立法层级,避免出现上位法规范与下位法规范各行其是的问题。明确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条件与适用期限,进行针对性、分层次的附随后果设定。为了使犯罪人能够更好地回归社会,避免泛化附随后果的负面影响,应逐步建立分层次的前科封存制度。

前科时效:内涵意蕴、生成逻辑及构建路径

前科时效是指国家保留受过刑事处罚的人的犯罪记录使其处于不利状态的期限。前科时效制度生成具有充分的逻辑基础,不仅契合重罪到轻罪的时代变换,而且可以平衡犯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并降低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的可能性。构建前科时效制度应与刑法现有制度相衔接,适用范围限于累犯、毒品再犯以外以及禁止适用假释的严重暴力犯罪外的其他犯罪行为,适用条件为前科存续期间没有再犯罪行为,适用期限根据微罪、轻罪、重罪三个档次进行划分,分别对应不同的前科存续期。

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若干问题探讨

在轻罪立法扩张的背景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研究逐渐深入的前提下,其构建可以围绕立法思路、轻罪概念、前科消灭的方式与效力与配套措施的保障进行探讨。立法思路宜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与修改《刑事诉讼法》分别规定前科消灭的内容。轻罪概念应当采纳形式标准说,并可以划分监禁刑轻罪与非监禁刑轻罪,二者的前科消灭方式有所不同。配套措施保障包括清理犯罪附随后果等规定。

轻微犯罪视域下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在轻罪化立法背景下,我国刑法由重罪重刑的小刑法逐步转向刑事制裁日渐轻缓的大刑法。众多轻微犯罪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从而加速了轻罪犯罪圈的扩张,导致我国轻微罪案件的数量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然而,由于我国前科制度的永久存续,大量轻罪案件存在“轻罪不轻”的现象,现有前科制度有违罪责自负、罪刑法定的原则,不利于轻罪犯重新回归社会,为消除当下前科制度产生的负面效应,故有必要构建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微罪附随后果的检视与出路

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化、体系性建构的现实困境为传统犯罪中的报应性附随后果是否具有适当性的问题。微罪的立法初衷及目的在于预防而非报应,故与报应性犯罪附随后果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基于社会法制文化认知所形成的“隐性附随后果”在微罪中并不存在。微罪应确定为法定最高刑为1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微罪附随后果原则上不具有适当性,微罪记录原则上不应当被披露。微罪记录封存制度是解决目前微罪附随后果问题的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路径。

我国刑事复权制度构建的概念、理论及路径

为解决犯罪附随后果严重的负面效应问题,通过规范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对刑事复权制度理论基础和优势进行研究。首先,对刑事复权制度进行了重新定义,其指在特定条件和法定程序下,针对遭受资格罚的受刑人,恢复其作为普通公民的资格和权利的刑罚消灭制度。其次,根据公平的正义原则、比例原则和刑罚的惩罚预防并行原则,论述了刑事复权制度规范层面的正当性。再次,提出了我国刑事复权制度构建的路径:刑事复权制度符合刑罚制度本土化的需求,应当采取独立章节模式在刑法第四章第七节之后加以规定;刑事复权制度适用于不具有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的犯罪人,在满足特定的时间条件后,公权机构应颁发复权犯罪记录证明。

我国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现状、问题与完善路径

犯罪记录查询是为了解、掌握犯罪状况和实现犯罪治理现代化,经有权限的主体申请,由特定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对曾犯过罪的人既往的犯罪情况进行核查、询证的活动。犯罪记录查询制度是犯罪记录查询的规则或运作模式,建立犯罪记录查询制度既有利于实现犯罪治理现代化,又有利于犯罪人再社会化。我国有关犯罪记录查询的规定存在抽象化、管理分散化、规范性不足等问题。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完善需要建立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全国统一的犯罪记录查询数据库,明确犯罪记录数据的采录范围与传输方式,还需要对犯罪记录的查询主体、查询程序及相关配套措施作出全面、系统的规定,使犯罪记录查询制度具体化、规范化、程序化,确保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少年法治体系的本土化构建

我国少年法治体系已逐渐在实体与程序双重互动、犯罪控制与司法体系及刑事政策与社会治理的交叠视野下实现完善与优化,但仍存在系统发展与复杂交错个体问题难以融合的瓶颈。以刑事一体化视野来梳理少年法治体系的整体架构是实现各个环节彼此联动形成合力应对个体化难题的重要抓手,通过将少年法治体系梳理为犯罪控制与预防、少年犯司法体系、少年犯附随后果三个层次,并且按照刑事一体化思路对三个层次以顺位的形式对各自的个体化难题——罪错未成年人的行为分级干预难题、不起诉程序的适用混乱、前科消灭制度尚待完善等问题进行分析,以寻求更切实有利的由点到面的完善少年法治体系的通路,从而使我国少年法治体系得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构建更为完善且合理的本土化少年法治模型。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下控辩平等路径研究

在目前以案卷笔录为裁判依据的庭审实质下,受职权主义模式、案件办理流程和抗辩手段缺失等因素影响,法庭在对关键证据的认定上容易产生误解,致使量刑上出现偏差,控辩双方力量明显失衡。为弱化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影响,尝试探索丰富控辩平等的路径,不仅能够避免庭审流于形式、促进法官形成合理自由心证,还能够减少冤错案件产生。通过实施控方证据开示制度、赋予被追诉方参与调查权利、强化专家辅助人作用和确定被追诉人沉默权等方式,拓宽控辩平等路径,保证被追诉人权利,实现司法公正。

保安处分制度逻辑下犯罪附随后果的反思与合理限缩

在我国轻罪认定激增的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存在致使“轻罪不轻”,减损了犯罪化立法的积极意义。对因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之人所施加的不利后果都应当纳入犯罪附随后果体系,并在大体上可以类型化为资格限制型和社会权益减损型。犯罪附随后果性质上应属保安处分,其正当化根据在于犯罪预防、增加犯罪成本以及维持涉公益职业的资质要求。但是该制度目前存在过度社会防卫倾向、与特殊预防目的实现欠缺合理逻辑关联、多种附随后果叠加适用以及适用程序失范等问题。对此,在实体层面应当以比例原则为指导,限缩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至与特殊预防目的实现具有关联性的范围,并与前科消灭制度配套适用,促进轻罪犯罪人复归社会。程序层面应当统一犯罪附随后果的上位法规范依据,推动其适用权限向司法权收束,增强其适用的刑事司法性。

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趋向于活性化和轻刑化,而社会危害性与人身危险性都较小的轻微罪犯罪标签化却越发严重,构建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迫在眉睫。然而,前科报告制度、缺乏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具体设计及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阻碍着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因此,要构建完善的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要兼顾两方面:一是明晰轻微罪罪责轻实质、肯定前科消灭制度;二是从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主体条件、考察期、实质条件方面探索实体构建,并以轻微罪前科消灭申请、审批与撤销的程序设置为实体构建提供保障,以完善的前科报告及评价制度、统一的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制度、完善的犯罪人犯罪记录保护机制作为配套设计,以推动我国轻微罪前科消灭制度的落地生根。

犯罪结构变化背景下的轻罪治理路径

随着刑事立法中大量轻罪罪名的出现及实践中大量轻罪案件的产生,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如何治理轻罪相伴而生。有必要在明确轻罪范围的基础上,分别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构建轻罪治理的具体路径。实体层面上,要明确出罪标准的适用,从罚金刑配置的合理性和缓刑配置的精准性两方面推动完善刑罚制裁体系,同时以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为基础阶梯式探索轻罪前科消灭。程序层面上,一要建立轻罪治理程序分流机制,同时慎用羁押性强制措施,对未判实刑或依法相对不诉的轻罪案件,充分发挥社区矫正作用;二要实现轻罪案件快速办理,建立完善轻罪案件侦捕诉联动与监督机制和轻罪案件协商机制,搭建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判决执行的全流程、全方位轻罪治理体系。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困境、成因与建构

随着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如何兼顾未成年人的惩罚与教育是解决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的必修课,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帮助未成年人重返社会、接受社会再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制度构建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衔接上均存在缺陷,其成因主要来源于立法、实践、以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的价值权衡三个方面。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以从扩大适用范围、明确法律规定以及强化与其他制度的衔接等方面入手。